[聚焦]看法报道:撤销街道办事处,突破口、切入口、还有什么口

2023年是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三年试点工作的验收年。

2月16日，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验收工作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开展试点验收工作，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市域之治”助推“中国之治”。

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贵伦告诉新京报新京智库，无论是从国际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看，还是从发展规律来看，实现现代化几乎都是从市域切入和突破，经济建设现代化、社会建设现代化都是如此。目前，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正从市域突破，但也存在八大短板急需尽快补齐。

宋贵伦曾任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建设办主任十一年，在国家级高端智库从事社会建设研究也有四年，对市域社会治理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基于此，宋贵伦著有《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之路》一书，于2022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该如何总结试点经验，如何借用如ChatGPT聊天机器人等信息技术手段，又如何充分用好社会组织，如何打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场攻坚战？新京报新京智库就此采访了宋贵伦。

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贵伦。图/受访者供图

市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

新京智库：今年是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验收年，你觉得试点工作有何成效？

宋贵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后，中央政法委在全国50个城市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可以说，该项工作抓得很紧、很有成效。这几年，我做过专题调查研究，发现我们国家有两条经验做法很厉害，一是“政策引导”，二是“典型引路”。这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也发挥了很明显的作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工作抓落实力度很大。这批试点城市的党委都非常重视，全市上下花了很大气力，工作成效明显。可以说，各有各的高招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的效能还是比较大的。从我的观察和了解看，许多非试点城市也都在积极争取进入下一批试点名单。

新京智库：“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也被写进了“十四五”规划。为何是在“十四五”时期做相关工作安排？意义何在？

宋贵伦：“十四五”规划开始实施的2021年，恰是我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起步之年。“十四五”规划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所以，按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又进一步部署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党的二十大也重申了这个任务，从而使之明确成为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任务之一。

我们过去说社会治理是分别讲城乡治理，也即城市怎么治理、乡村怎么治理；市域治理把城乡治理结合起来。这是强调城乡统筹。以城带乡、以市域带区域，以“市域之治”助推“中国之治”，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很有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建设现代化与社会建设现代化密切相关，但不是说经济发展好了，社会治理也一定就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国家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这几年的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一直排名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前六位。反过来，社会建设一定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在一些地区已初见成效，经验非常宝贵。

新京智库：你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研究健全中观视域中的运行机制问题，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也要从市域切入和突破？

宋贵伦：是的。我们过去强调两头比较多，一头是宏观视域的国家顶层设计，一头是微观视域的基层创新实践，这是对的，但不全面。

我越来越感到，中观视域的运行机制，特别是市域治理运行机制也非常重要，但往往是发展短板、弱项、漏洞。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体系总体很好，基层也有很强的创新活力，但问题往往出现在中间环节。

所以，我在新书中提出一个全视域推进我国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概念，并且从加强宏观视域的顶层设计、完善中观视域的运行机制、创新微观视域的基层实践三个维度构架了全书结构。

在全视域研究和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健全市域社会治理机制与完善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处于同等重要地位，而且是重要的中间环节。

过去常常讲一分为二，但实际上许多事物多为一分为三，上中下、左中右，中间非常重要、非常关键。所以，我提出要实现“中间突破”、保障“中间畅通”，于是就有了健全中观运行机制的说法。

从行政划分来说，在我国的省域、市域和县域三个层面。相对而言，省域发展不平衡，县域发展不充分，而市域有独特优势。无论是从国际现代化的经验看，还是从发展规律来看，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几乎都是从市域切入和突破的。“市域”不分级别，既指省级、副省级市，也指地级市、县级市。

《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之路》一书中确实有很大的篇幅在谈中观运行机制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这与我十多年担任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有关。早在2019年上半年提交的国家重点研究课题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议。而且，这个也是我今后继续研究的重点。

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贵伦所著《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之路》一书。图/受访者供图

街道是市域社会治理的“主战区”

新京智库：你在《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之路》一书中，用的最大篇幅是研究创新微观视域中的基层实践问题。其中提到，要大力推行街道体制改革，把街道当做城市治理的“主战区”。为何街道是“主战区”？

宋贵伦：在城市社会治理工作中，街道办事处是中间环节，发挥着关键作用。北京的街道体制改革走在全国的前面。1998年之后，北京市连续召开了五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核心就是推动街道体制改革问题。改革目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要取消街道办事处的经营权，再就是把城市管理的重点、职权放到街道办事处。

2007年12月，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成立，我是首任社工委书记、社会办主任。这个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街道改革和社区创新，所以，我一直很关注街道改革问题。

街道办事处作为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不是完全的一级行政部门，但有行政职能，而且与社会联系紧密，是党和政府联系社会的枢纽，在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中有很大优势。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军队改革实现了“战区制”。在城市管理与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中，一个街道就像一个“战区”，就是一个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主战场”。这也是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经验的意义所在。

社会建设需设立一个抓统筹协调的机构

新京智库：你在《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之路》一书中指出，疫情期间暴露出我国社会建设的一些短板和弱项。你对此如何看，该如何补齐这些短板？

宋贵伦：2011年，我在北京市社工委工作时，主持研究制定了一套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六大体系、三级上百个评价指标。我认为社会建设是应该可量化、能评价的。这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防控三年工作中暴露出了社会建设的一些短板问题。我在书中归纳为八个方面的短板，包括体制性短板、政策性短板、基础性短板、保障性短板、体系性短板、支撑性短板、潜在性短板和养成性短板。

比如，体制性短板。目前，只有北京、浙江以及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地设有社会建设工作机构。其他省份社会治理工作都由政法委负责。在“五大建设”中，社会建设是最综合、最复杂的工作，应该总结北京、浙江等地经验，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机构抓综合协调。党的十九大后，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人大常委会都设立了社会建设委员会，已经显示了必要性、重要性。各级党委、政府也应该设立社会建设工作机构。否则，社会建设现代化工作很难整体协调、全面推进。

其他短板问题，如：政策性短板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服务不到位、缺乏精细标准；基础性短板则是基层工作不扎实、缺乏基本保障；保障性短板主要体现在专职队伍力量不强；体系性短板则反映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举步维艰上；支撑性短板是指信息化程度不高、网格化成为“鸡肋”；潜在性短板则是社会心理复杂化、社会心态不平衡；养成性短板问题，是指市民素质参差不齐、健康方式养成还需要一个过程。

这八个问题相对突出的城市，在三年疫情防控中就比较被动。这也与十年社会建设综合评价结果相吻合。三年疫情对社会建设是重大考验。

那么，该如何补齐这些短板呢？主要是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十四五”规划的相关要求。

社会建设需充分挖掘社会组织潜力

新京智库：你在书中也指出，做好社会建设工作应建立健全科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指标体系？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宋贵伦：传统意义上，社会治理的衡量指标主要看群体性事件发生情况，或抽样调查，但这不全面。更全面系统的衡量指标，应该是围绕社会建设的各项内容，设立一套可量化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我们研究制定的这套指标体系梳理出了六大方面、三级上百个指标，数据全部来自于政府权威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为了让考核更加科学，要减少诸如抽样调查这样的考核，更不能搞主观评价。

前些年，北方某城市组织过一次幸福指数测评，测评指标主要是基于市民的主观感受，结果是该落后城市的幸福指数远高于北上广深。很显然，这种主观感受的测评指数有很大局限性，很容易误导决策。应该用好权威统计数据和大数据。

新京智库：最近很火的ChatGPT聊天机器人，也即生成性人工智能，你认为能否很好地应用到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工作中？

宋贵伦：这属于科学技术，我缺乏研究，但因为ChatGPT比较火，我也很关注。就目前来看，它还是一个基础性的技术手段。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技术手段将来是可以应用到社会建设服务的一些项目中，特别是比较规范的服务项目中，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但社会治理有些事情，需要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科技产品无法全部替代。

新京智库：社会组织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现如今却面临着诸多挑战。你认为我们该如何调动其参与到城市治理工作中来？

宋贵伦：在我国的国情下，“政府、市场、社会”中的“社会”主要指三类组织，即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但三类组织属性有所不同。我国的社区受权承担了一些政府职能，社会企业有企业属性，真正社会属性意义上的是社会组织。

由于我国体制的影响，老百姓习惯了有事找社区，所以，社区将来可能是整合社会力量的一个综合平台。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撤销街道办事处，让街道职能下沉到社区居委会的一个原因。社会企业，虽然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它毕竟是企业组织。

真正判定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指标，要看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业性的，另一类则是兴趣爱好性的。后一类社会组织在我国发展很快，比如跳广场舞的、打乒乓球的、养宠物的等。但是专业的社会组织发展不够，这是短板。

从三年新冠疫情防控中不难看出，我国社会组织专业化程度总体比较低，但是公众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提供的相应服务。就此而言，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和激励。要大力推动政府购买服务，让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当然，也有人担心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了不好管理，害怕出现社会问题。其实，要增强自信，只要加强党建引领、依法管理，加上依章自治，社会组织就能健康发展，就能发挥更大、更好作用。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柯锐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