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动态讯息:上海投毒案最新情况,关于复旦大学林森浩的故事

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区20号楼421寝室大门朝南，里面放着四套上床下桌的组合床。进门左手边第一个桌子空着，上面摆了一台美的新宇牌白色饮水机。靠里是黄洋的床铺，桌子上收拾得干净整齐。进门右手边依次是林森浩与葛俊琦的床铺，他俩的桌子上物品杂乱。从林森浩的床上，可以看到正对面的饮水机。三人的床铺中，黄洋与葛俊琦的临窗，林森浩与黄洋的距离最远。

黄洋生于1985年，林森浩与葛俊琦都比他小一岁。葛俊琦的家庭条件更好。这三人平时交流不多，有各自的圈子，几乎不会出现在同一个饭局。黄洋的朋友主要是同门师兄弟和本科同学。葛俊琦是上海本地人，有交往多年的女友，周末常回家。林森浩与同级硕士交流更多。

葛俊琦告诉本刊：“林森浩是一个比较顾家的人，很朴素，人不错。他家条件不是特别好，跟我提过，他要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弟弟妹妹上学用。”林森浩来自一个姐弟众多的家庭，也是最被寄予厚望的那个儿子。这种成长经历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因家境不佳而要强，却极敏感，不容奚落。

“黄洋会跟我谈谈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哪个明星啊之类的。还有严查贪官啊、反对强拆啊，他比较追求公平意识。”葛俊琦说，“林森浩则常聊些专业的问题，B超方面的，做的研究这些。”

从2011年8月初搬进寝室，到2013年4月2日入院，这是黄洋与林森浩、葛俊琦一同生活的时间。421寝室原来住着4位同学。2011年7月，其中两名搬去中山医院寝室。到了8月，学校对单人居住房间进行调整，黄洋搬入421室。这之前，黄洋曾先后住宿在同一幢楼的115室和312室。第一次搬寝室因为他嫌一楼太吵。

“黄洋自己搬过来的，东西非常多，因为我没什么东西，就把我的柜子送给他用了。他可能对生活要求高一些。我当时有个小冰箱，自己带来的。黄洋嫌这个比较费电，让我单付电费。他跟我算好，一个月是30块钱。我就把钱给他或者自己去付。我不太介意这些事情。”葛俊琦回忆。

黄洋与林森浩的家庭情况有几分相似。黄洋的父亲从地方国营企业下岗后，在荣县中学做宿舍管理员。林森浩的父亲原来是农民，后来卖了田地在工厂做工，50多岁时工厂倒闭，他无事可做。黄洋的母亲患有肝内胆管结石，黄洋因此学医。林森浩的母亲患有心脏病，林森浩就想让她过上舒坦日子。从家乡到上海求学，林森浩需要先坐40多分钟的汽车到汕头，然后4个小时路程到厦门，最后买一张8小时的火车站票。从本科开始，黄洋也一个人往返于四川荣县与上海之间。

每次离家，妈妈都会给黄洋带上麻辣兔肉、腊肠这些吃食。葛俊琦说：“黄洋会带些豆腐干啊、牛肉啊之类的，给大家分一分。我周末从家里回来也带点水果。印象里林森浩没吃过这些东西，也不记得他带东西来。”

黄洋毕竟是独生子女，他挣到钱改善个人生活，送爸爸手机，送妈妈羽绒服。黄洋的父亲黄国强说：“他读书8年没让家里花一分钱，他赚了钱我们也不许他寄回来，不想给他添负担。”而林森浩挣到钱，首先想到的就是节省下来，寄给父母。

林森浩承认自己不懂生活：“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允许，成长中疲于学习工作。”黄洋则注重生活品质。葛俊琦评价道：“我觉得林森浩提高生活品质的方式不一样吧，他看重自己以后的发展。黄洋喜欢看国外电影，还有讲家庭主妇之类的美剧。他的追求比较文艺，比较有感觉的一种生活。”

多位证人表示，黄洋平时有些强势，喜欢炫耀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办事能力，说话不太注意别人感受，有时会伤人而不自知。他多次以开玩笑的方式直言评价林森浩。据盛磊说，黄洋曾经询问过盛磊、林森浩是否想去东南亚毕业旅游。盛磊觉察出，黄洋的话语中有嫌弃林森浩平时抠门的意思。

“说黄洋强势，这个看你怎么理解。黄洋跟林森浩开玩笑，这个有的。比如拍拍他的肩膀，喊他‘屌丝’。男生之间调侃一下嘛。黄洋有过林森浩不注重生活品质的意思流露，但不是讽刺，他可能觉得自己跟林森浩之间关系比较好，能开得起这样的玩笑。黄洋对着林森浩开玩笑，林森浩有时候不搭理他，不知道是不是不爽的表现。”葛俊琦这样说。

从2013年2月起，林森浩与黄洋在饮水机费用上产生分歧。林森浩提出，不再分担水费，自己另外买水喝。葛俊琦说：“2010年我们寝室就买了饮水机，当时林森浩我们四个人平摊费用，一直没闹过不愉快。这次林森浩提出不买水的事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我出去办事了。回来后，黄洋就跟我说，以后咱们两个人买水，林森浩不喝水。我没详细问过他俩闹什么别扭了，既然这样了，那我觉得我和黄洋两个人买也没问题。”

葛俊琦说，2013年3月29日，周五，他离校回家。那段时间，他刚和女友领了结婚证。葛俊琦说：“我和黄洋都有早上起来喝点水的习惯。”这天早上，他喝完水发现，饮水桶里的水已经不多了。

按林森浩自己的说法，周六晚上，他在413寝室玩游戏，与付令元、盛磊一起聊天。随后黄洋也走过来：“愚人节快到了，我有一个整人的想法。”他讲了一个热水泡脚让人尿床的笑话，然后拍了拍站在林森浩身旁的付令元的肩膀。林森浩说，他看着黄洋得意的样子，心里挺不顺眼：“你要整人，那我就先来整你一下。”

第二天，林森浩如约来到中山医院11号楼找同学吕鹏，担任核磁共振实验志愿者。吕鹏的证言显示：“林森浩让我先一块到204室，看一下他原先做实验的用品在不在。我有204室的钥匙，而他没有。”204室是影像医学实验室。在房间东南角的试验台下有个柜子，里面放着一只白色纸盒。纸盒内有两个塑料袋，其中一个装有57只塑料白色小瓶。每只小瓶里放有福尔马林液体浸泡的白鼠肝脏。在柜子处翻了5分钟后，林森浩离开，跟着吕鹏去做检查。他事后说：“当时我没有准备什么东西装，也没想跟吕鹏说要拿药品。”

检查进行了大约1小时。结束后，林森浩对吕鹏说：“我现在上去拿点东西，你给我一个袋子。”吕鹏拿给他一个黄色的医疗废弃物塑料袋。然后，林森浩返回204室，找到了用纸盒子装着的、装有二甲基亚硝胺的原液瓶。这是一种黄色油状的液体，刺鼻，气味类似氨气。瓶子呈棕褐色，100毫升的规格。在原液瓶旁边，有一个透明塑料袋，装着的注射器，里面大概有2～3毫升的二甲基亚硝胺。侦查实验做出来，原液瓶里的药品含量达到约52毫升。根据造模剂量，1000克的白鼠注射50毫克的原液即可导致肝纤维化。这种药物1毫升的质量约等于1克。对一个65公斤的人来说，3毫升左右的二甲基亚硝胺足以致其死亡。

10分钟后，林森浩归还了钥匙。他随即回到中山医院1号楼7号B超室，把黄色塑料袋放在右手边楼梯下方的墙角。

当日17点左右，盛磊喊着林森浩一同在食堂吃饭。当晚吃饭刷的是林森浩的饭卡，他吃完后先行离开，让盛磊在约好的过道等他。拿上黄色塑料袋后，林森浩与盛磊汇合。监控录像显示，17时47分，盛磊刷门禁卡后，两人一前一后进入20号宿舍楼。这时盛磊想起来要取牛奶。于是林森浩撑住大门，他的右手上一直拿着那个黄色塑料袋，等待盛磊进门。17时57分，林森浩从第二教学楼门前走过，10秒钟后空手返回。

在18点之前的这十几分钟里，林森浩完成了投毒。因为黄洋的喝水杯是一个白色的马克杯，黄色液体放进去会太显眼。于是他把二甲基亚硝胺全部注入饮水机。他先把饮水机上的水桶拎起来，然后发现没有空手来操作，再把桶放回去。接着，他右手拿瓶子，用左手把水桶往内侧推开，沿着下凹槽，把试剂瓶里的原液倒进去，还把注射器里的二甲基亚硝胺也都加进饮水机。因为水槽边上溅了几滴黄色液体，他拿起自己桌上的一瓶农夫山泉矿泉水，冲了下去。最后，他把水桶摆正。此时饮水机的水面向上升了一点点，在大约超过滤水芯两三厘米的位置。

做完这些，林森浩走到寝室楼四楼西面楼梯口的垃圾箱，他后来说：“因为黄色袋子太显眼，我只扔了装有注射器的透明塑料袋。”随后，他把黄色医疗废弃物袋子丢弃在第二教学楼电话亭旁的垃圾桶，袋子里装着空的二甲基亚硝胺试剂瓶和纸盒子。而这里，正是他平时给父母打电话报喜不报忧的地方。

林森浩在投毒后，用他的话说同样“自欺欺人”。他反复想着黄洋喝下去的只是小部分，现在这么严重只是一个病程，而且做实验时大部分白鼠没死，“到后期反而会生龙活虎”。

按林森浩自己的说法，投毒后，他有一小时不知道做了什么，然后他打开电脑，输入了药名，百度了一下。他稍微浏览了搜索结果，就关掉了页面。他大致看到了肝损害之类的内容。后来警察跟他确认过，搜索记录中出现了“严重的可致死亡”等字眼。他在法庭上却说：“我对这个字眼不是特别敏感。”

林森浩说他觉得黄洋肯定会发现，因为是二甲基亚硝胺是黄色的，油油的，气味很浓。他等着黄洋来质问他是不是动了手脚。转念一想，他觉得自己性格一贯不够果断，于是不再思考可能的后果，而想着让它去吧。

2013年3月31日21点40分左右，黄洋回到了寝室，两人没有交流。第二天是愚人节，早上8点多，黄洋拿着马克杯接了水，用铁调羹搅了搅，发出碰击陶瓷的清脆声音。黄洋喝了一口，然后猛地喷吐出部分，干呕了半天。“我怕他问我，就躺在床上没有动。”林森浩在法庭上说。随后，黄洋把水桶拿到盥洗室清洗。这时，林森浩的手机响了，他跟同学约好去浦东拿医师从业资格证。为了避免和黄洋讲话，直到他离开寝室，林森浩才回来。

随后，黄洋到校图书馆自修。其间他吐了多次，就去中山医院就诊。中午12点左右，黄洋先后给朋友王欢、吴鑫铭打电话，希望他们陪自己看病。当吴鑫铭从闵行区的儿科医院赶到中山医院时，黄洋正在输液。黄洋告诉他，当天喝的这桶水是两周之前买的，黄洋怀疑是不是桶里的水因为存放时间太久，变质了。

这天是周一，葛俊琦回到了寝室。黄洋碰到他，对他说水别喝了，有味道。“黄洋说肚子不舒服，我以为是肠胃炎。之前他就说过，饮水机要清洗一下了，里面有细菌之类的。我就想，可能是这个原因。而且黄洋说，他以后不喝饮水机的水了，自己买水。我想没必要再买一桶了，这么一大桶一个人不知道喝多久。那我也自己买小桶的水喝。”葛俊琦说。

从医院回来，黄洋疼痛难忍，就上床躺下。他把钥匙插在门锁上，以方便帮他去买矿泉水的吴鑫铭进屋。16时40分左右，吴鑫铭在学校周边碰到了林森浩，跟他打招呼，说黄洋身体不好，已陪他打过吊针。“林森浩听完以后没有什么大反应，之后我们就各走各的。”

当日18点左右，林森浩回到寝室，黄洋还躺在床上。“一进去，我拿着电脑走了，回到自己的科室。很慌张，我就在网上又查了一遍二甲基亚硝胺。得出的信息内容，确定对肝脏有损害。23点50分我回到寝室，黄洋还在睡觉，葛俊琦没在。我听到黄洋呻吟了两声，还是没有交流。”林森浩在法庭上这样叙述。

据葛俊琦回忆，黄洋出事后，林森浩睡觉的时间变得很晚，打游戏的时间也增多了。还有一次，林森浩跟他说起，自己为黄洋做过检查，没有问题。“他具体还说过什么记不清了，大概是怀疑哪些疾病啊、要不要做手术啊之类的。”

2013年4月2日下午，王欢、孙希才等同门师兄弟来到421寝室看望黄洋，但是门开着，屋里没人。黄洋在公共盥洗室里呕吐。“我们看到他面部有些水肿，慢慢扶他回寝室。黄洋自己考虑急性胃穿孔的可能，已经跟林森浩约好，下午让他给做一下检查。”王欢的证言这样说。

17点左右，林森浩为黄洋做了B超检查，主要是胃部和肝脏。之后，林森浩说：“胃没有问题，肝脏也没问题。”意识到自己提到肝脏，说多了，他立即把话题扯开。事后他回想：“主要是自己做的事，心虚吧。”随后，王欢等人陪同黄洋做了各项检查，发现血小板急剧下降，肝功能受损，这引起医生重视。黄洋当晚入院，第二天病情迅速恶化，转入重症监护室。

黄洋的父亲黄国强告诉本刊，他第一次来到上海以后，见过林森浩三次。第一次是4月3日晚上，黄国强问起林森浩平时和黄洋关系怎么样，林森浩回答还可以。接着，林森浩就到对面寝室去了。“后来，我就先睡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不知道。”黄国强说。

第二次是林森浩提着香蕉，与盛磊、付令元一同去看望黄洋。“隔着玻璃，黄洋的表情很自然。我不敢和他说话。盛磊和付令元都跟他说话了。”林森浩回忆。在回去的路上，林森浩对两位同学说：“这可能是个病程，再过两周就会好起来了。”他把这些话当作自我安慰。

第三次是在医院食堂，林森浩碰到了黄国强、黄洋的妈妈和三姨。“他跟黄洋三姨说，可能要做肝移植。当时黄洋三姨还挺怀疑，觉得医生还没这么说，他怎么这样建议。”

接下来，林森浩又去医院看过黄洋两次，希望能得知黄洋好转的消息。这期间，他陆续多次上网查询二甲基亚硝胺。他说自己存有侥幸心理，希望能找到一些证据，支持黄洋没有生命危险的说法。

4月6日左右，黄洋开始鼻出血，意识模糊，大吼大叫。医护人员用束缚带把他的四肢固定在床上。此时他的血小板降到极低，有生命危险。后来黄洋处于昏迷状态，全身插了导管，气管插管、导尿管等。4月16日去世前的两天，黄洋已经全身浮肿，有大片皮下出血瘀斑，很难认出他原本模样。

由于病情恶化极快，这引起了黄洋的师兄孙希才与主治医生的怀疑。他们商量后，想到把寝室水样及黄洋的血样、尿样送到检测机构检验，寻找病因。2013年4月4日，黄洋的师兄弟们把上述物品送去检测。4月7日他们又将黄洋的生活用品送检，包括黄洋吃过的一罐老干妈辣酱、一罐豆瓣酱、一瓶蜂蜜、喝水的马克杯等。这两次，均未发现异常。

2013年4月3日，葛俊琦说他接到孙希才的电话，说要采集水样。因为孙希才曾到葛俊琦所在的中山医院神经外科轮转，所以两人认识。医生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一次性无菌注射器和两个带盖子的塑料无菌罐子。到了寝室，孙希才去找黄洋的证件，办理住院事宜，由葛俊琦采集水样。

葛俊琦在证言中说：“水桶里面只有极少量的水，我打开饮水机的放水开关，放不出水来。我先用注射器从饮水机的内胆吸取了大概2毫升左右的水。然后，把地上的水桶颠倒过来，上下晃动，倒出了里面仅有的一点水，先后分为两份，装在塑料无菌罐子里。在取样过程中，不存在水样被污染的可能。我们是学医的，具备无菌操作的常识。”后来孙希才一个人拿着水样回中山医院，水样存放在黄洋主治医生处。

当日19点左右，林森浩得知水样即将被送检。他有点担心，于是21点左右，他把水桶拿到公共盥洗室，希望能挥发掉一些东西。

2013年4月4日中午，王欢等人来421寝室取饮水机和水桶。当时寝室没人，他们没找到黄洋用过的水桶。倒是在盥洗室发现了一只空水桶。王欢把水桶拿了回来。不一会儿，林森浩回来了。交谈后，林森浩拿出自己的一个很大的袋子，看着王欢等人把这些东西装走。

这天17点前后，得知黄洋的师兄弟在做检测后，葛俊琦查看了黄洋的病历，发现其急性肝衰竭的症状。“我感觉黄洋可能是服用了毒物。如果是中毒，周围会有什么物品可能引起中毒的呢?我其实没有想当侦探啊之类的，也没有怀疑某人，只是想着从周围找一些线索，对黄洋做出针对性的治疗。”葛俊琦告诉本刊。

到了晚上，饮水机和水桶被归还。林森浩得知，没有检测出二甲基亚硝胺。毕竟这种药品极为少见，一般的检测机构不会将其列为中毒检测对象。之后，他拎着空水桶将其还到宿舍管理员阿姨那里。

寻找病因的想法在葛俊琦脑海中萦绕了数日，依然没有结果。在家过完周末，又到了周一。葛俊琦忽然想起林森浩曾说，他使用过一种会导致生物体肝损伤的试剂。“我就想到这种药物，会不会黄洋沾染到了，至于什么原因沾染，我也没想那么细致。有这个念头时，没有考虑会不会是投毒、凶手这些事情。”葛俊琦说。

2013年4月8日晚上，葛俊琦用笔记本电脑在万方数据库中查到，林森浩使用过二甲基亚硝胺对白鼠肝脏进行肝纤维化的造模。葛俊琦将这个词放到百度里搜索，发现网上将其表述为N-二甲基亚硝胺，属于高毒类药品。

这时已是夜里22点多，葛俊琦立即给孙希才打了电话，告诉他，有一个N-二甲基亚硝胺的线索，不知道与黄洋有没有关系，让他有针对性的做些调查。“孙希才问我为什么要检测这个试剂。这时林森浩正好走进寝室。我不方便讲下去，就让孙希才查一下，他让我用短信发给他。当时觉得让林森浩知道我在查找他用过的药物，同学之间不太好。”葛俊琦说。

挂了电话，葛俊琦立即写了一条短信发过去。因为自己的诺基亚手机用了两三年，输入法不支持英文大写，他还记得把“N-二甲基亚硝胺”写成了“n-二甲基亚硝胺”。

2013年4月9日，孙希才让王欢和刘泉去购买二甲基亚硝胺，用作检测比对。他俩跑到上海市漕溪路的一家化学用品公司，花了1000多元钱买到，并开了发票。“因为去买之前查了，知道是剧毒，所以从买下到送检，没有拆开包装。”王欢的证言这样说。检测证明，黄洋的相关送检样品中确实存在这种毒物成分。随即孙希才向复旦大学反映情况，怀疑投毒。

“我发了短信后，孙希才也没有再问过我为什么想到这种药品。也许他还怀疑是我栽赃陷害吧。毕竟我只提供了一个线索。找病因是一步，毒物哪里来的是另一步了。下毒这种事毕竟概率非常小，人这一辈子，绝大多数人都碰不到。之前我没想到刑事犯罪的问题。直到调查开始了，我们就都被叫去问询。”葛俊琦回忆说。

中午12点半，林森浩的父亲、叔叔等三位家属进入上海二中院。目前林森浩正和父亲、叔叔等三位亲人见面。林森浩母亲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到上海。

上海二中院门口

11日上午，林森浩父亲林尊耀等家人赶到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林尊耀说，尽管法院通知中午一点前到，但为了早一步了解案情，拿到死刑复核裁定书，他们一早就赶到法院，“这是救我儿子的最后希望。”

11日上午，上海的天气有些阴冷。

9：20，林森浩的父亲、叔叔从宾馆走到法院，这条落满梧桐叶的人行道，他们已经走了几十次。林尊耀不时用手捶胸，“堵得慌。”

在法院门口，因为无法立即进去，林父有些激动。法警说，尽量帮忙。“他们很忙的，不可能一天等一个人的，我只能尽量帮助。一会我再催一下。”

9：58，林父再度落泪，念叨着：“裁定书规定5个工作日内寄到，现在第四天了还没给我们……”

10：33，法警出来说，可以先进去了。林家人站起来，走到换证处、安检，走进了法院。

11点，林尊耀走出法院。他说，法院没有提供裁定书，要求下午一点，再来法院。

一天前，林尊耀曾两次到最高检递交相关材料，申请最高检对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林森浩死刑的刑事裁定书提出抗诉。林尊耀说，当时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相关法律文书才能启动。

林父到上海二中院索要死刑复核裁定书受阻

这一天，两位父亲都备受煎熬…

12月10日，北京，在律师的陪同下，林森浩父亲林尊耀向最高检提交了《林森浩案死刑复核抗诉申请书》，希望能抓住林森浩“重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与此同时，林森浩叔叔林尊荣千里迢迢赶往自贡荣县，寄希望于最后一刻能求得黄洋父母的谅解……

而身在荣县的黄洋父母，面对“不速之客”选择了躲避，不希望林家人再来掀起内心最痛的伤痕。两次无人应答的敲门，一条未回复的短信，3个小时的逗留，成为3年来林家为挽救林森浩又一次没有结果的“道歉”。

奔波北京上海林父为救子尽最后努力

11日，上海，林家父子可能的最后见面，将成为林森浩“重生”关键。林森浩父亲林尊耀在向最高检提交了《林森浩案死刑复核抗诉申请书》后，也于10日下午，在律师的陪同下，登上了北京前往上海的火车。

上午10点最高法提交暂缓执行死刑申请书

12月10日早上，顾不上吃早饭，林森浩父亲林尊耀来到最高检察院，准备提交《林森浩案死刑复核抗诉申请书》，要求最高检察院立即启动对最高法院核准死刑裁定书的抗诉程序，并建议立即停止执行死刑程序。但是最高检察院经过研究认为，必须要有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的裁定书才能正式启动程序。

上午10点，林尊耀和律师一起来到最高法院，林父提交了《暂缓执行林森浩死刑申请书》。

下午2点最高检提交死刑复核抗诉申请书

当天下午，林尊耀再次来到最高检，提交了《林森浩案死刑复核抗诉申请书》。

下午3点北京向上海二中院索要裁定书

下午3点，林尊耀从最高检出来，相关负责人表示：拿到死刑复核裁定书就可以立刻启动审查程序，建议法院停止执行死刑程序。

林尊耀说，今天他已经多次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系，但法院表示，死刑复核裁定书五个工作日内送达。

下午4点北京南站搭乘高铁前往上海

下午四点，林尊耀前往北京南站，搭乘高铁前往上海。

林尊耀说，前往上海是他最后的希望，他将要求代理律师斯伟江、唐志坚向上海二中院要最高法的死刑复核裁定书，并希望与儿子见面。

在去往南站的路上，林尊耀几次落泪。

“20岁，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送他到上海读书了。”林尊耀说，“如果拿不到裁定书，我怕这次是见他的最后一面。”

上车后，奔波一天的林尊耀一身疲惫，趴在座位上，整个人毫无精神。晚饭时，中午就没吃饭的林尊耀依然没有食欲，只象征性地吃了几口。

林尊耀说：“很想儿子，但又怕见他，怕这是……”

记者获悉，11日会见林森浩有三个名额，林父和他的两个兄弟。华西都市报记者王国平北京报道

林家求最后谅解?

黄父称不想见别打扰

对于此次林家在最高法核准林森浩死刑之后前来致歉，黄国强认为，林家是为了给林森浩保命，根本不是真正道歉。黄国强说，“这是林森浩犯下的罪行，不是林家父母跟我们的仇恨，我只希望法律能还儿子一个公道。”

林森浩父亲和亲人

不想见!不希望林家人来打扰躲避

10日一早，林森浩叔叔林尊荣千里迢迢赶往自贡荣县，希望能做最后的努力面见黄洋父母，求得两位老人的原谅。

面对这个从上海赶来的“不速之客”，黄国强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3年了!终于能还孩子一个公道了，不知道他们又来干嘛?不想见!也希望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

掐着林尊荣可能抵达的时间，黄洋的家人最终选择了躲，一家人早早地离开住所前往乡下。黄国强说，黄洋妈妈身体一直不好，一想起儿子情绪起伏很大，9日在得知最高法的结果后，昨天去给黄洋扫墓，她又大哭了一场，不想她再受刺激了。

“不要说是林家的人，我们也很少见到黄洋父母。”黄洋家楼下邻居说，黄洋妈妈身体不好，以前总能见黄爸爸对她悉心照顾，背着妻子上下楼，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但孩子懂事，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的。但自从黄洋去世后，就很少见到黄国强夫妻俩进出了，特别是每年过年，总怕家家户户团聚的时候，让老两口想起伤心事。

一条未回复的短信，3小时的逗留道歉

10日中午，林尊荣终于到达了荣县，第一站便选择去了黄洋姑妈家，反复敲门后，无人应答。

13点50分左右，黄洋父亲黄国强收到一条自称是林尊荣发来的“道歉”短信：黄大哥，这次来成都，不知怎么被媒体知道，我也不敢直接到您家，只好先发信息。我侄子给您家造成的伤害，我们都深感对不起您一家人。森浩的复核结果出来了，孩子若想重生，只有靠您一家给他再一次生命的机会了。再生机会永生报答!再多的语言都表达不了我们一家对您一家的乞求。我哥因时间关系，无法赶来道歉乞求，我嫂严重心脏病，家人一直瞒着的，我代表他们来向您一家道歉，乞求谅解您给一次机会，也给孩子一次重生的机会!跪拜乞求!

在转发短信给记者时，黄国强说，我没有回复，也不知道怎么回复!

14点10分左右，一名背着背包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黄洋家楼下，在得知黄洋家无人后，准备转身离开。面对记者的追问，这名说着广东口音普通话的男子并不承认自己是林森浩叔叔，他声称自己只是来找亲戚，而对于现场记者的问题也不予回答。经过侧面消息获悉，中年男子正是林森浩叔叔林尊荣。

在没有见到黄家人，扔下一大堆现场记者后，林尊荣匆匆消失在黄洋家附近……半个小时后，林尊荣给华西城市读本记者发来一条短信：对不起，我到黄爸爸家是真心的，不想麻烦你们记者，以免给黄爸爸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请谅解!

而在记者收到短信的同时，林尊荣已经坐上了去往成都的客车，准备起身飞往上海，在荣县的逗留仅仅3个小时不到。

林家“致歉”路黄家人永远无法原谅

黄国强躲了!林尊荣走了!为这一次的道歉再次画上省略号!

3年了，围绕一场投毒风波，两个父亲为了一个已经逝去的儿子和一个深陷囹圄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儿子，这样的“道歉”一次次的上演。

对于为何不愿意见黄家或是原谅林森浩，黄国强表示，这除了林森浩和林家自始至终没有诚心道歉外，“更重要的是，2013年4月3日晚上，我到上海照顾黄洋，当晚我住的学校寝室，我还问了林森浩跟黄洋的关系如何，他(林森浩)说关系很好，他就没有主动承认这件事。后来黄洋妈妈和姨妈到上海，哭得那么伤心，他(林森浩)还假惺惺的主动问我们黄洋的病如何，但他还是没说出毒的种类。医院一直想查出病因，但林森浩到医院多次看望黄洋，他本来是有机会减轻自己的罪孽的，本来是有机会救回黄洋的，但他到黄洋去世都始终没有说毒的种类，心好歹毒。”

疑似为林森浩叔叔林尊荣的中年男子离开黄洋家

黄家大门紧闭

代理律师：

林森浩不敢想结果

“12月11日1点前”，林父要见儿子最后一面，林森浩的代理律师唐志坚却“可能去不了”。而林森浩的另一位代理律师斯伟江，也去不成。启动审查程序，需要拿到死刑复核裁定书。唐志坚说，理论上来说，死刑复核裁定书要在5天之内送达，无论是邮递也好还是当面送达都可以，但是截至昨晚9：30，他们还没有收到。8日下午，林父在给唐志坚打电话时泣不成声，考虑到老人的精神状态，唐志坚目前都是和林森浩的叔叔林尊荣和发小在沟通：“我们电话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

从担任林森浩的代理律师开始，唐志坚和林森浩的会面、沟通，“接近30次”。对于林森浩，唐志坚认为：“我对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最近这段时间，唐、斯两位律师去看林森浩，主要就是闲聊，想让他放松，但对于未来，他们并没有多谈，因为对于判决结果，林森浩“甚至是不敢想”的。

记者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林森浩的家人能够拿到黄家人的谅解书，有没有可能对这个事情产生进展?唐志坚回答：有这个可能性，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