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揭秘资讯:最新下乡知青补偿政策,知青最小的现在多大

那一天是晴是阴，是冷是暖，我都不记得了，但这个日子，从那天开始直到今日，从童年到青年到老年，52年过去了，我都刻骨铭心地记着，从未忘记，因为那天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日子。

那天是1969年2月8日。

1

在那一天以前，我是黑龙江省鸡西市小恒山中心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小学生。当时是那段动荡的年代，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少，多数时候是跟在大一些的学生后边上街游行，发传单喊口号什么的。后来每天都有了专职的事儿干了，到学校后放下书包，拿上毛主席语录本到街道革委会报到，然后是十几个小学生一伙排着队到街道指定的人家去，我们去的人家肯定是有一人或两人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

到人家后，不管人家屋里有多少人，也不管人家都在做什么，先是让屋里所有人起立，我们领头向语录本封皮上的伟人像鞠躬，再是读语录，读的语录很多，现在忘了读的都是哪些语录，但肯定有一条，因为我们专门就是为这个去的，那条语录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今天去，明天去，后天还去，大后天还去，只要你家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那人不答应上山下乡，不交出户口本，我们就天天去。我们这一小队去的十几家，十多天尽管天天去，也没有一人交出户口本，但听说有的小队真的拿到了户口本交到了知青办公室。

有一天，我们小队的这种活动，被别的小队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我家。说是原封不动，其实比我们小队威武，他们敲着锣打着鼓，进院就喊口号：“上山下乡光荣！”“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有一回，让大哥碰上了不知是第几次来的学生小队。大哥脸色平合，他问其中一个领头的学生：“我下乡行，我弟弟谁养活？”那个学生很聪明，他说：“我回去替你问问。”

大哥是我家的家主。我7岁的时候，妈妈就患肺结核病逝了。我永远不愿提到爸爸，在妈妈去世前他就离开了我们。为了活下去，妈妈去世后我曾沿街乞讨了一年，差点病死冻死在街角旮旯里，我年幼的四弟也送给了别人。大哥现在是洗煤厂的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将水泥池子里用水洗过的煤用扁担挑上来，或者把没洗过的煤用扁担挑进池里，每月工资30多元。二哥在读初中，不愿意每天去学校游行，就和邻里几个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一起去捡煤，有时也捡废铁换零花钱，整天脏兮兮的。

大哥有一个戴眼镜的工友叫李贺奇，有一次到我家串门，大哥就把打算下乡插队的事同李贺奇说了，李贺奇古井不波地说：“树挪死，人挪活，也许换个地方会有另一番收获吧。”我听大哥说过，李贺奇的爸爸不是共产党人，好像是别的什么党的党员，因此李贺奇莫名其妙地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分配工作，只能和大哥一起挑煤。大哥问他：“那你下乡吗？”“我？”李贺奇竖起一根瘦瘦的食指，“全鸡西的青年都下乡插队了，就剩下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

没过几天，知青办公室的人来找大哥了。其实，我们哥仨都不够下乡插队条件：大哥是煤矿工人，不属于待业青年， 二哥初中没毕业，我则小学还没毕业。知青办的人解释说，大哥虽然是工人，但没转为正式工人，二哥虽然还差半年初中毕业，但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再有几个月也就毕业了，可以视作毕业。至于他们俩下乡后我怎么生活的问题，知青办的人忽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对，下乡也可以继续念书嘛，我们也给你弟弟办成一个知青，真正的正式的知青，享受知青的一切待遇，你弟弟还可以在农村继续读书，毕业后就留在农村。”事情到此，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大哥并没有觉得有哪不好，就把户口本给了知青办的人。我也挺高兴，之前听说俩哥哥下乡插队，我一直愁眉不展，背地里哭过不知几次，不知道今后我怎么办，这下全解决了，我是最开心的。

52年后的今天有人曾问我：“你的微信昵称是‘全国最小知青’，那时你多大？真的是全国最小吗？”我真没考证过，但我是1955年8月出生，1969年2月下乡插队，当时还不满14周岁。还有谁听过或见过比我更小的知青吗？那一年，大哥十九周岁，二哥十六周岁。

2

就是52年前的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们三兄弟乘上了小恒山开往绥阳的知青专列。我们兄弟下乡插队的地点是东宁县老黑山公社阳明大队，东宁县城不通火车，只能坐火车到距东宁县城50多公里的绥阳，再换乘汽车。小恒山车站上人山人海，到处是戴大红花的知青和送行的家属，有哭声也有笑声。

我像是在看一场与我无关的活报剧，我们是这场剧中的另类，没人来送我们三兄弟，我猜想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太渺小，太穷，把我们扔到马路上，就跟马路上的一粒沙子没有区别，我们穷到买不起一副手套，我在寒风中只能把双手袖到衣袖中取暖。我的棉裤穿了几年我也不记得了，棉裤的下边靠近鞋的那圈布破了，露出一圈黑乎乎的棉絮，平日穿着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今天这么大的日子，我忽然觉得有些不雅，昨天晚上我用剪刀把露出的一圈棉絮剪掉了，外面用单裤一罩，几乎是看不出破来的，只是脚脖子那有点冷。

火车到绥阳站时已是晚上了，随即上了大客车。客车四处透风，窗玻璃随着车辆的颠簸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在车灯的闪耀下，路两边一会儿摇出的是密密的山林，一会儿是闪出个深不可测的深渊，车灯照不到的地方则是一片黑暗，猜不透黑暗里边藏的是什么。我依稀记得一个电影，山上是一圈一圈的盘山公路，路的一边是万仞的高山陡崖，另一边是深渊，前面是完成侦察任务的志愿军开车撤退，后面是美国鬼子骑着摩托追，追到一个悬崖断头路边，志愿军人藏了起来，把车推下了悬崖，爆起一片火光，美国鬼子追上来后气得无可奈何。我冻得脑子快麻木了，但还在努力地想，我是撤走的志愿军侦察兵呢，还是追击的美国鬼子呢？

分到阳明村插队的知青有23人，男的12人，女的11人。从县城到阳明村还有60多公里，到村里时，虽然是半夜了，但做饭的大师傅和大队支书、队长一干人都在等。饭是早就煮好的金黄的大馇子，里面还有饭豆，菜是大根大根的咸芥菜条，我吃的很香，吃了一碗又盛一碗。正吃饭间，有人说：“过了12点了，现在是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了。”大家都楞了一下，突然有女知青趴在桌上小声哭泣起来，接着像传染似的，女知青都哭出声来，后来她们就抱在一起失声地哭。

大队食堂里面的宿舍能住七八人，剩下的知青要分散住到社员家。我们哥仨住的那家男主人叫徐太，后半夜到他家时，模模糊糊看到是三间草房。来到西屋，炕梢木然地站着一高一矮两个小伙子，给我们留下了炕头。第二天才知道，徐家共5人，除了和我们一起睡的两兄弟，老两口和女儿住在东屋。徐家的三个孩子都有点跛，个头也不高，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像个女人，一打听才知道，阳明村有一种可怕的地方病－－大骨节病，村里许多的人都有这个病。当地有句俗语，叫“筐胳膊拧腚锤，不用问是阳明人儿”。这个村解放以来几十年，只有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孩子当兵体检合格，后来，公社干脆不再分配征兵指标给阳明村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像晴天打个霹雳，脑海里一片空白，呆住了。

3

正月初六，农村开始干活了。据说这是农村最轻松的活儿，将一夏天积攒的农家肥送到还未化冻的田地里。我拿着一把发给知青的新锹，把别人刨下的粪肥装上牛车或马车。那个车厢板差不多有我的肩膀高，装满后就高过我的头了。我扔上一锹要用上几乎吃奶的力气。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吉邦年找到我大哥：“你弟弟也干不了活呀。”我大哥说：“知青办的人说让他先念书。”吉邦年点头道：“那就先念书吧。”

村学校的房子是全村很少几栋砖瓦房之一。我们班有14名同学，老师上课的时候，学生可以戴着帽子，可以下地走动，老师提问的时候，学生可以坐着回答问题。我刚来不知道，每当老师提问我的时候，我就条件反射似的站起来，惹得同学一阵哄笑，说我是“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余毒太深”。我没想到，这深山沟里的小学，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余毒这么深刻。

翌年，我们哥仨搬家了，搬到村里土改时的老支书家。老支书家是三间草房，老支书老两口住东屋，我们住西屋。也是从搬家那天开始，我们从知青食堂撤出来，自己起火做饭了。俩哥哥起早贪黑干活，做饭的活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向大娘学习贴玉米面饼子，蒸玉米面发糕，因为天天做，渐渐地也能做得有模有样了，就是做不好白面馒头，因为白面太少，一个月做不上一回，总是蒸得又硬又粘。也是这年夏天，大哥因为表现优秀，被推荐到县耐火材料厂当工人。这时，已有五六个知青回家了，有两人是回去后再没回来，有的是回去回来，回来回去，哪边都住不长久。因为去年的珍宝岛事件，东宁县同苏联仅一河之隔，很多人怕打仗，编个理由回家了，还有些人想爸想妈，让家里发来个假电报，借故请假回家了。

食堂的伙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主要是缺菜缺油。菜少就经常做菜汤，白菜帮子加土豆剁成大块放进开水，放上盐，没有豆油放点酱油，这就是菜了，主食当然是千篇一律的贴饼子。庄稼地里的活很累，又是起早贪黑没有个星期礼拜天的，知青们叫苦不迭。有一天，张雪白等两个男知青和一个女知青泡病号没出工，在街上闲遛时看见了积肥员杜老蔫。杜老蔫40多岁了，单身，有大骨节病，个子矮矮的，人又黑又瘦，一只胳膊有残疾，每天都蔫蔫地赶着一只瘦弱的老牛拉的积肥车，半天迈不了一步。平时没听见他说过几句话。

张雪白问：“老蔫，你想媳妇不？”

老蔫蔫蔫地抬头看了一下张雪白，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张雪白指着那个女知青：“就是她，给你当媳妇，你要不要？”

老蔫看了一下那个女知青，女知青也看了一眼老蔫，不知咋想的，还用手拢一拢前额刘海。老蔫似乎胆子大了一些，声音怯怯地：“要。”

张雪白说：“不能白要，得回家拿猪肉白面当彩礼，有啥好吃的多拿些送到我们食堂，明天把媳妇送到你家。”

三个人逗完了老蔫，又遛了一阵就百无聊赖地回到了食堂。没想到食堂大师傅正端着十几块豆腐在门口等他们：“是你们让老蔫换的豆腐送来的？”

“天哪，”三个人互相瞅了一眼，一起大笑，笑得大师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张雪白笑够了问，“老蔫人哪？”

“这会儿，老蔫正在村里挨家借鸡蛋呢，他说不年不节的没有猪肉，借些鸡蛋顶猪肉。”大师傅不满地又补充一句，“欺负老实人！”

正说着，大队支书吉邦年来到食堂，劈头就问张雪白：“是你让老蔫全村去借鸡蛋？”

张雪白一下子无语。吉支书说：“多少人不好骗，非得骗一个缺心眼的残疾人，这豆腐这鸡蛋你们吃得下去？”

后来听说，老蔫借来的鸡蛋他们没敢再收，豆腐留下了，他们仨每人凑了一块钱给老蔫。这件轰动全村的“老蔫送彩礼”事件算了结了。

有个姓宋的男知青，家庭出身是“地主”，别人没太在意，他自己倒很在意，下乡不到一年就用积蓄和知青补贴单独买了一间半草房，搬出集体宿舍单住了。有一天，村里一个姑娘到他家找水喝，他乘机摸了那姑娘肚皮。事情不知怎么败露了，这下子严重了，他本来就是地主“后代”，摸了贫下中农的女儿，被判刑四年。

我和二哥又搬家了，经大队同意，搬到了宋知青空出的一间半草房里。大队又有几个知青回家后不回来了，当初，从鸡西下乡到东宁县的知青共计一千多人，其中下乡到老黑山公社的有400多人，才一年多，据说全公社的知青剩下不到200人了。这期间，二道沟大队的知青出事了，他们偷了社员的狗炖狗肉吃，被社员找上门，他们不仅不认错还嘴上不干不净，被大队集合民兵全抓了起来，关到一个空屋子里，等到晚上，把电灯一闭，民兵们摸黑冲进屋里，把这十几个人打得鼻青脸肿、哭爹喊娘。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和公社派出所的人都去了，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村里谁动手打的人，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再后来，这个大队的知青全走了，一个没剩。

公社组织的“毛泽东思想讲用团”来大队讲用，其中竟有一名我们鸡西的女知青。她是西崴子大队的，叫苗青爱，人长得单薄秀美，队里不知咋想的，给她安排了一个男社员都不愿意干的活－－挨家挨户到社员家挖厕所，再把挖下的粪便挑到积肥场。没想到，有一次苗青爱挑大粪时被下乡的公社革委会主任碰到了，大感兴趣，当即决定让苗青爱参加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听说，后来讲用团巡回讲用结束，苗青爱被抽调到公社革委会当了委员，再后来，又被抽调到县革委会当委员，官衔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常委。文革结束后，因为苗青爱是文革期间突击提拔干部，被降职为县粮食局局长，直到退休。

4

又过了一年，有消息说，鸡西市知青办来人了，要抽调一批知青回城工作。有一个星期天，我去公社办事，借同学的自行车去的。在公社碰见了黑瞎沟大队知青李永贵。下乡前，李永贵是我们这帮知青的临时头头，听说在未下乡前是造反团的一个头目，下乡后，他是知青里第一个结婚的人，妻子也是鸡西知青。他看到我骑着车子有点兴奋，立即说：“老三，一会儿把你嫂子带回去。”我很奇怪：“你不也骑着车子吗？”

李永贵讪讪地说：“我和你嫂子离婚了。”

“为啥呀？”

“你知道啥，这次鸡西招工，结婚的不招。”

我虽然年龄小，但我立即鄙夷他的为人。我说：“我才学会骑车，带不了人。”

下午回去的时候，我看见还是李永贵骑车带着他离婚的媳妇。后来听说，李永贵真的被招工回鸡西了。我打听过几个人，李永贵回去后和原先的妻子复婚没有，这几人却都不清楚。

又过了两年多，1972年的夏天，学校放暑假了。从下乡以后，我一次都没有回过鸡西，虽然鸡西有几个叔叔大爷，但因为父亲的缘故，并不亲热。回去了上谁家呢？有一个叔表现得稍比别人热乎一些，我又想鸡西，多少年没吃鸡西的大冷面了，那滋味太诱人，我决定回去一次。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鸡西，到叔家刚住了四五天，一天晚上，突然，二哥和鸡西下乡到阳明的剩下的知青，全都扛着行李回来了。二哥笑嘻嘻地说他们被知青办招工回来了，全回来了。

我乐了：“我也回来了吗？”二哥叹口气：“这次招工是煤矿井下工人，你的年龄太小，人家不招。”

我带着哭音说：“下乡时没人说我小呀！”

那个骗宋老蔫豆腐吃的张雪白把衣兜翻过来，里面有几张粮票，他挑新的留下两张，其余的塞给我：“老三，我也没啥给你的，这剩几斤粮票，你能卖几块钱花。”二哥说：“等我开工资了，每月给你汇10元钱。”

短短几天，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的心乱了。在叔家住得没滋没味，我决定回阳明。坐在火车上，我突然想起了在知青中流传很广的一首《鸡西知青之歌》：

巍巍的鸡冠山，

山里埋着无数宝藏，

滔滔的穆棱河，

河两岸稻米飘香，

那里是我的家乡，

有我亲爱的爹和娘。

爹呀娘啊，

为什么把儿郎遗弃，

儿想娘的时候，

扶着儿学步的那双手在哪里，

儿想家的时候，

浓郁的乡音又在何方？

…… ……

我回到阳明的时候，已是晚上8点多了。我的手哆嗦着，抖了几抖才打开了锁。昏暗的灯光下，地上扔着鸡蛋皮、洋葱皮、土豆皮，锅台上散放着没刷洗过的碗和盘子，还有空啤酒瓶子和两个空罐头瓶子，他们不过这种日子了，他们舍得买罐头吃了，他们甚至还买了一只鸡，地上有鸡骨头，他们临走前喝得烂醉、信口胡言的情形，他们像魔鬼一样狂欢的影像我能想像出来，把最后的一点豆油烙了油饼，厨房的窗台上剩下的只有半罐盐和一只破去一角的花椒粉盒子。炕上胡乱地堆放着我的行李、枕头，褥子是破得露出一尺大小的一块棉絮，这原是二哥的褥子，他拿走了我的褥子，他回去后要住单身职工宿舍，我理解，可我今后哪里有钱买床新的褥子呢？

我无心收拾屋子里的一片狼籍，无心烧炕，躺在冰凉潮湿的炕上，睁大了眼睛，没有一丝睡意，我似乎第一次认真地回想我短短的十七年的人生经历。我不知是命运跟我开的一个大玩笑还是命运多舛，划了一个圆圈，从一个端点走出，最后又走回这个端点。我感到茫然、落寞，一股凄凉油然而生，冰窖一样寒冷，我该怎么办？

学校的同学很关心我，有的给我拿来了粮食，有的从家端来了一碗豆油，东屋邻居还从自家菜园拔来了蔬菜。大队的会计主动找到我，他说村里知青的户口全让招工的迁走了。我升起一片希望，要是全迁走了，我还在这干啥呢？过了有三四天的样子，大队会计告诉我，他为我的事专门去了一趟公社派出所，我的户口还在阳明。我沉默了，峰回路转后前面不是柳暗花明，我变得不愿说话，一整天看不到一点笑容。

5

开学两个多月了，这两个多月很平淡，我每天早上做上一锅白菜汤或土豆汤或其它的什么汤，早上吃完也不用盛出来，中午不用热接着吃，晚上热一次，权当烧炕了。贴上一锅玉米面锅贴能吃上两三天。再就是每天都木木地去上学。有的同学想逗我说句话，我只当没听见，老师也不再提问我了，甚至给我安上了一个副班长的“官衔”，但我还是不想说话。

二哥说话算话，第一个月开资，真的给我汇来了十元钱。

马上就到冬天了，这个冬天怎么过呢？

这一天，大哥从东宁县城来了。他决定把我接到县城去读书。他说不住厂子宿舍了，租了一个房子，我可以在他那里读完高中，毕业后可以就在他们厂里当小工，每月也有四十多元工资。我无所谓，他说让我去，我也没高兴，但也没反对，反正离毕业只有两个多月了。到了大哥那才知道，大哥刚处了一个对像，也是耐火厂的，姓胡，我后来到耐火厂当小工时就听工友们都叫她“小胡闹”。

我就读的学校是东宁一中，被编进了14班，班里的同学都对我很好。我的情绪有了大的改观，在阳明学校写了四五份“入团申请书”都没批准，在这里刚一个月就批准入团了。原先的班长转学走了，老师就任命我接替了班长职务。毕业的时候，我还意外地被评为“优秀干部”，大哥奇怪地看着这张奖状，“你是什么干部呀？”

大哥1973年元旦结婚了，离我毕业还有9天。他们结婚第二天就拌嘴了，开始还小声的吵，怕我听到，后来就大声吵。

我毕业了。我一天都没闲着，第二天就到耐火厂当了小工。工作就是推独轮车，把做好的砖坯从晾晒棚推进砖窑，或是把烧好的耐火砖从砖窑推出。我不到两天学会了推独轮车，这个活就胜任了。有一天我上夜班，大哥在班上，大嫂没有给我做夜班饭带着。我忍住没说什么，到晚上工友吃晚饭的时候，我借故躲到了一边去，但我饿呀。过了饭点一个多小时，大哥来给我送饭了，是刚烙好的油饼。大哥说他跟大嫂吵了一架。

大哥和大嫂吵架成了家常便饭，两天没吵，三天早早的。我听出了端倪，我的户口在阳明大队，我吃的粮他们都要到黑市去买。大嫂买衣服的钱都给我买了粮食。我忽然真的觉得，我的家不是这，是阳明大队。

春节刚过，因为我的执拗，大年初二下午，我打点行装回阳明，大哥送我。他问我：“你的工资怎么办？”我咬咬牙：“我不要了，你开吧。”我这次走，兜里还剩下不到十元钱，我真想说“给我留十元，”想想大哥和大嫂为我吃饭吵架，我忍住了。从我到大哥家之后，二哥也再没给我寄过钱。

这一年，农村的轻重活计我几乎都干过了。耕地铲地自不必说，还学会了用化肥自制炸药开山炸石，学会了伐木打柴，学会了放猪放牛，能在大山里用木杆搭出一盘火炕，还当民工修过太平沟大桥，住过地窨子……

又到了一年的春节。鸡西市革委会派了一个七八十人的演出团来东宁县慰问插队知青。慰问团到老黑山公社的那天，学校的操场上人山人海，附近几十里的农民都放假了来看演出。在搭好的戏台正前面第一排，放了一张长木凳，我独自坐在这张长凳上，公社的领导都只能坐在我身后一排，因为全公社被慰问的知青只剩我一个人。

6

弹指一挥间，日月如梭，光阴似水，下乡52年了。我们常聚在一起的当年的鸡西知青，东宁县还有13人，4名男的，9名女的。留下的男人是因为在当地找了妻子，留下的女人是因为嫁给了当地的男人。有人提议搞一下50周年庆，纪念一下这个日子。我看了一眼这些两鬓斑白的老头子老太太，有的人已经拄上了拐棍，有的耳朵听不清，说话要大声地喊，只剩下苦辣酸甜咸五味翻涌，我们还能搞什么庆典呀，唱不了跳不了，早已过了慷慨激昂那个年龄，不过吃顿饭聊聊还是能做得到的。

我留下是因为我在老黑山公社找了一个当地的农村姑娘，1977年元旦结婚了，有人问我是否后悔，不然最后一次招工那次就回鸡西了，那次凡是愿意回去的知青都可以走，没有什么条件。我没回去，我不后悔，我要的就是一个家，一个能给我温暖的家，回到家有热饭，衣服脏了有人洗，还有孩子叫我爸爸。这些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会后悔呢？

庆典饭局上大家除了说些老旧话题，也没什么新事可说，有点冷场，因为我们之前也常聚在一起唠唠，也因为今天的日子太隆重。于是我讲了一个故事，意在抛砖引玉。

1974年春节，也就是我从大哥家回到阳明的第二年，那一年我被调到小煤矿村代销店当营业员。春节我本应去县城大哥家过年的，想起大哥大嫂吵架的样子，我没有去。除夕夜，食堂大师傅告诉我，他要回家和老人们孩子们一起吃团圆饭，明天一早来给我做饭。也就是说，在除夕夜万家团聚的时候，我没地方吃饭了。临近午夜时分，全村的鞭炮陆续响了起来，我在屋里躺不住了，我想到有一个黑瞎沟大队的女知青嫁给了煤矿的一个矿工，平时我们并不太熟，下乡前也并不认识，只是调到这里后才听说她是鸡西知青，因此管她叫一声“李姐”。我决定去她家。没想到我受到了家人一般的欢迎，李姐的爱人专门烫了一壶热酒，还让他们的孩子管我叫“舅舅”，煮上饺子后的鞭炮还是我去放的。我吃着饺子，眼泪在眼圈里转。

我讲完了故事，然后指着在座的一位叫李喜云的人说，我说的就是她，当年就是在她家吃的团圆饭。李姐却说“我怎么没记得这事呢？”我想她不会忘，俗话说“三十晚上吃饺子没外人”，那年他家添了一个外人，能忘记吗？只是施恩不图报吧。大家七嘴八舌地也说了几个当年过节和知青互相帮助的事，气氛有些热烈了。

在李姐家吃饺子的那年夏天，我被抽调到当地供销社当营业员，正式从挣工分改为挣工资了。1982年，供销社出资让我考取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三年毕业后就留在了县供销联社，给全县的供销社营业员补习文化课。1993年被调到了县委宣传部，直到2015年在宣传部退休。

这期间我回过几次阳明村，回到阳明村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每当村里的人叫我一声“老三”，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吃饭，我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下乡年代。当年的支书吉邦年已退休了，但他在退休前干了三件大事：他带领全村的人挖渠改造了农民的饮水，彻底根治了阳明村的大骨节病；后来，又把全村的饮用水改造成了自来水；再后来，又带领全村人拦河修渠，硬是在沙土地上种出了水稻，阳明村人第一次吃上了自己土地上的大米。

一个身患大骨节病，身高仅有1.5米高、体重不足一百斤的瘦弱老人，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貌不惊人的黑黑的农村汉子，做出了这么感天撼地的感人事迹，为了治水甚至昏倒在水利工地上，我被他深深地感动了。我含着热泪把这件事写成了报道，题目叫《当代大禹吉邦年》，发表在《农民日报》上，后来获得了“全国农村征文一等奖”，我还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颁奖仪式。我把这当成是我对“家乡”的感恩。

我在这期间还因为开会或其它原因去了几次鸡西，但都没去我家所在的小恒山矿。从小恒山车站到大恒山煤矿有一条铁路专用线，离我家只有30几米，火车开过的时候，躺在炕上都能感到震动。小时候和小伙伴最好玩的事，就是站到钢轨上，平伸两只手，比赛谁不掉下来走得远。或者把硬币放到钢轨上，等火车快到跟前时才跑远，让火车头喷出一团白色的蒸汽，又喷不到我们，火车过后捡起那枚硬币，比赛谁的压得薄。

我想回去，回去看看我家的老房子还在不在，看看那条铁路专用线，想在钢轨上平伸双手再走一走，再拿一枚硬币放到钢轨上，让火车压一次。可是，当年的小伙伴都在哪里呢？还有谁同我比赛呢？

阳明村，东宁，我的第二故乡，我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付给了你，为你的每一个发展变化而高兴；你也给了我最丰厚的回报。我奇迹般的不但没有得大骨节病，身高反而从下乡时的不到1.5米，短短4年间就长到了1.78米大个子。阳明村的父老乡亲像我的父母、阳明村的山山水水像乳汁一样哺育了我，我从山沟里走到了县城，成为了村里人的骄傲。

我早已打算好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东宁，在有限的余生为东宁做更多有用的事，我退休后参与了《东宁县志》的编纂，编纂了《东宁要塞志》和《东宁革命老区发展史》，还参与了《今日东宁报》的创刊并当了顾问，如今，又返聘为东宁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秘书长……为了让我永远能看到东宁的明天，我在东宁的金光寺寻得了一块安息之地，老去之后，我的骨灰将永远安葬在东宁金光寺，即使百年之后，我的肉体和灵魂都将永远紧紧地和东宁这块神奇的土地融合在一起！

我和东宁真正有缘，我感恩养育过我的这片土地，我感恩呵护我成长的阳明村的众父老乡亲。

我真正的家乡是东宁。

作者：陈学泉，1955年8月生，1969年2月从黑龙江省鸡西市小恒山矿下乡插队到黑龙江省东宁县老黑山公社阳明大队。因年龄小干不了农活，又在农村学校读书4年，然后务农、到青年点放猪、到供销社当店员，1982年在当店员期间考入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1985年毕业后留在县供销联社任党委宣传委员，1993年调任东宁县委宣传部任新闻中心主任，2002年退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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