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追踪发布:女方骗三次彩礼被强制执行,河南智障女孩嫁给

湖南娄底，生于2005年的婷婷，被诊断三级智力残疾。

出身农村底层，生活不能自理，对世界和社会缺乏基本认知能力——这样一个不被命运祝福的女孩，本该是被社会重点关注的弱势群体。

然而，尚未成年的婷婷，却在懵懂中被她所谓的父亲谢某文，以骗取彩礼为目的，先后三次安排订婚。

初次订婚时，婷婷尚未满最低性同意年龄14周岁。

而订婚对象，皆是大她十多岁的农村穷汉。

若非婷婷的第二任“丈夫”在人财两空之后愤而报警，如此悲剧还不知要往复到何时。

目前，谢某文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将自己的亲生女儿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榨取钱财供自己吃喝享受，法律自会给这个禽兽不如的所谓父亲指出做人底线。

可惜，诈骗罪所指向的只是谢某文和“婷婷丈夫们”的财产性纠纷。

那些明知是婷婷是未成年智力残疾少女的大龄单身汉，在此甚至扮演起了受害人的角色。可从婷婷的角度来看，他们又何尝不是与谢某文一起，共同围猎婷婷的加害者？

这些人，其途可悯，其心当诛。

婷婷何辜。

然而，一桩悲剧是个体性的，一类悲剧是普遍性的。要想根绝此类悲剧重现，仅仅停留在对加害人的谴责是不够的，还要挖掘出背后的制度漏洞。

三级智力残疾患者，智商仅相当于六岁孩童，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难以辨认控制自己的行为，也难以承担自己行为的结果。

为保护此类弱势群体，我国民法典明文规定，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自始无效。

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婚姻伴侣，而是负责任的监护人。

更何况，婷婷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未成年人。

2020年，婷婷与第二任丈夫订婚时，刚满十四岁。也正是那一年，我国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正式施行。

制度规定，“居（村）民委员会、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组织和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的线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婚丧嫁娶在我国农村社会乃是大事，按照风俗传统，要摆酒开宴、遍邀亲朋。

婷婷的第二任丈夫在向谢家要人时也向婷婷所在的村子打听过，村民表示婷婷的上一个订婚对象“办了订婚宴和酒席，谢某文又收了一大笔彩礼钱和订婚钱”。

这说明，婷婷“订婚”之事在村子里已经不是秘密。

况且，婷婷乃是在三年内三次“被嫁”，谢某文如此流程化的批量操作，村干部若以不知情为由开脱责任，怕是难以服众。

我们不妨事后诸葛亮一次，倘若在谢某文初次动了以婷婷为诱饵敲诈勒索的心思时，村委会就以公权身份予以监督举报，唤起国家暴力机关强力干涉，如此不堪的交易又岂能被重复三次之多？

强制报告制度中的“强制”二字，强调的便是村委会在此种情况下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监护人已丧失人伦道德底线的情况下，村委会作为社会的组织代表，应当为未成年智力残疾患者的健康成长兜底。

若连这最后的兜底性机制都失效了，那么每一桩发生在精神残障群体、未成年人、女性身上的人伦悲剧，都应当被视为全社会不自知的合谋。

好在，目前婷婷已被当地福利机关收养。在社会照料和监护体系的介入下，至少婷婷未来的人身安全问题不必再担忧。

我们也期待社会保障机制能够进一步完善，能够实现对此类犯罪行为的靠前干预，毕竟在侵犯人身权利的刑事法律领域——亡羊补牢，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