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证后第二天,妻子人间蒸发,明知被骗婚,却无法离婚!检察监督,公开听证,一个申请,峰回路转!
新婚第二天 妻子人间蒸发
姚心彩出生于1984年,是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人。中专毕业后,他在本地打点零工。小姚母亲说,儿子踏实勤快,人品也好,但他的婚事渐渐成了父母的烦心事。可能因为小姚个头不高,家里条件也一般,在本村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于是,小姚的父母开始张罗,让身边人给儿子介绍外地姑娘。这样接连找了几个,也没成。父母的着急传染了小姚,他同样希望能赶紧找一个结婚对象。
2013年12月初,小姚从自家亲戚那里听到一个好消息,说有个媒人刚从广西带来一个姑娘叫阿莲(化名),对方也希望能尽快结婚过日子。
经过媒人介绍,两人在南公园见面。第一面,小姚对阿莲印象不错。阿莲自称出生于1988年,刚从广西老家过来,住在宾馆里。她说自己打算在福州找个工作。接下来的几天,小姚频繁地去找阿莲,陪她逛街,给她买衣服。
看两个年轻人处得不错,小姚的父母也挺高兴。几天后,他们托媒人打听阿莲的意愿,得知她同意结婚,但要几万元彩礼钱。小姚母亲说,谈到钱,他们挺谨慎,之前和几个外地姑娘没成,也是在礼金上没谈拢。不过这次有亲戚从中介绍,他们觉得很可靠,就告诉阿莲,先去领结婚证,再给彩礼钱。
小姚母亲说,阿莲要六万八千元彩礼钱。他们家没钱,小姚的堂哥主动借给了他们。2013年12月11日下午,小姚、阿莲两人到了民政局,不多会儿,顺利地领到了结婚证。之后,小姚给了阿莲七万元现金,阿莲从中拿出五千元给了媒人。
证领了,彩礼钱也给了,小姚觉得很高兴,一桩大事完成了。这天等他们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12月12日,结婚后第二天,小姚带着阿莲在村里走了走,认了下亲戚。吃过中饭,阿莲说,老家正盖房,她需要把彩礼钱汇给父母。于是小姚又带着阿莲一路搭车来到镇上。到镇上,阿莲先找了一家农业银行,把彩礼钱全汇走了。紧接着,阿莲又说要找一个邮局,把户口本寄回老家。两人随后走到了街心邮政所。
小姚回忆,那天人特别多。阿莲称邮局里空气很闷,想去透透气,便出去了。之后小姚开始填单子。他说,也就两三分钟后,工作人员提醒,还要填一个收件人的电话,小姚就回头去找阿莲,这才发现,不见人影了。
小姚随即打阿莲手机,无人接听,再打,阿莲手机竟关机了。小姚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他又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又找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他走累了,也死心了,给村里的父母打电话。家人到后,帮着小姚一起找人。小姚还打通了媒人的电话。媒人说会帮小姚问问,但之后电话也关机了。
小姚又想到,可以联系介绍媒人的亲戚。没想到对方此时改口了,说不认识媒人,也是通过别人介绍的。这下,小姚家人才发现,他们对阿莲其实一无所知,这桩婚结得草率了。
小姚随后拨打了110,警察让他第二天到派出所去,说明情况。那时小姚还没想到,为了解决这张拿到手不到24小时的结婚证,他接下来跑了整整七年时间。
婚姻名存实亡 却无法撤销登记
阿莲消失后的第二天早上,小姚来到了大湖派出所。当时他拿着阿莲没寄走的户口本,还有两人的结婚证。等警察输入阿莲的身份证号码后,小姚再次傻眼了,电脑显示的头像,跟结婚证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和自己结婚的到底是谁呢?小姚说,相处这几天下来,他其实没看过妻子的身份证。他总觉得,都顺利地在民政局领到了结婚证,这还能有假吗?现在想想,他妻子压根不是“阿莲”,很可能只是一个拿着阿莲身份证的顶替者。
但是,小姚却拿不出别的证据来证明他确实被骗。在派出所,他被告知他的事属于民事纠纷,暂时不能立案。小姚转而去找发结婚证的民政部门,却得知,他这张结婚证还撤销不了。
这段经历像梦一样恍惚,梦醒了,留给小姚一家的是七万元的债。钱讨不回来不说,还立不了案,撤销不了婚姻登记。
小姚也不知该怎么办,只能自认倒霉,更发狠地干活。2014年春天,小姚母亲听人介绍,说隔壁村有个姑娘叫阿珠,遇人不淑,遭人欺骗。小姚母亲看着同样受了情伤的儿子,想着这两人或许可以在一起,就鼓励小姚和对方联系。
见面前,阿珠已经听说了小姚的遭遇,知道小姚在法律上还是已婚状态。不过相处后,阿珠觉得和小姚很投缘,也觉得小姚的问题应该不难解决。所以,尽管意味着暂时没有名分,阿珠还是决定和小姚在一起。
两人在一起了。但要想领证,小姚就得先离婚。真没想到,这个问题竟然不好解决——民政局在程序上撤销不了婚姻登记,当地法院说得去阿莲户口所在的法院办离婚,派出所说不能立案。一次又一次跑,带来的只有灰心失望。
在这几年里,阿珠和小姚去拍了结婚照,又生了两个儿子,可以说,除了缺一张结婚证,他们早就是夫妻了。
阿珠内心苦涩,她说,没有结婚证,在法律上她和小姚就不是真正的夫妻,而是同居男女朋友关系。而小姚一方面要打工挣钱养家,一方面还总要请假去跑这件事,也感觉心力交瘁。
2017年底,小姚找到律师进行咨询。律师建议小姚对民政局提起行政诉讼,这给小姚带来了新的希望。只是打官司也是要钱的,而小姚连几千元的律师费也拿不出来,还得去借。
等小姚和阿珠再次找到律师,是2019年2月份。此时律师说,小姚来得太晚了。小姚解释,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家庭又发生了一个变故。
当初被骗后,小姚年过六旬的父亲为了帮衬家庭,也去工地上做事。2018年春节过后,小姚父亲遭遇了车祸,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才醒来,捡回一条命。将小姚父亲撞伤的是个工人,家庭经济条件比小姚家还差,拿不出任何赔偿的钱。那时,一直都是小姚家人垫付的医药费。
父亲出事后,小姚没钱,也没时间再去跑自己的烦心事。等父亲的情况稳定些,他才想起这事,再找到律师。小姚哪儿想到,他这一拖,生生给错过了五年的起诉期限。这可怎么办?
赵律师建议,还有一个办法,但要费点事,那就是去阿莲户口所在地的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19年7月,小姚一方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忻城县,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开庭时,阿莲也到庭了。
小姚在现场确认,和他领结婚证的女子不是眼前这个阿莲。法院之后驳回了小姚的起诉,原因是,当初就不是这个阿莲和小姚去领证的,那么,法院又怎么能判决小姚和这个阿莲的婚姻登记无效呢?
与此同时,小姚又在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民政局颁发的结婚证。法院认为已过5年起诉期限,不予立案。小姚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裁定。
问题得不到解决,小姚、阿珠就没法领结婚证,两个儿子也上不了户口。此前孩子上幼儿园,都是村委会开证明之后才通融的。眼下,大儿子快上小学了,校方一再表示,需要户口本才可以入学。这两人十分着急。
检察部门监督 峰回路转
2020年7月,小姚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提出了检察监督的申请。当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闽侯县检察院也与上级检察院会商,认为可以使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线图’”这一机制,受理小姚的申请。
闽侯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春接待了小姚。张春发现,案件前后争议有七年时间,小姚也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是,对是否存在骗婚、以及当初那个“阿莲”的真实身份,小姚这方证据有限。张春觉得,首要问题是固定相关证据。随后,检察官们找到了民政部门了解情况。
民政部门发现,在阿莲名下竟有五条婚姻登记信息!2010年7月26日,阿莲在忻城县民政局登记,2013年8月13日在兰溪市民政局登记,2013年9月16日在昔阳县民政局登记,2014年4月11日在马鞍山市含山县登记。再就是,当初和小姚在闽侯县民政局登记。
从结果来看,第一条登记在忻城县的应该是真的阿莲的婚姻情况,后来的几条很可能都是冒名顶替者登记的。
和小姚登记之前两个月,“阿莲”曾在山西省昔阳县和一名男子登记结婚——检察官们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去山西进行核查。2020年8月底,检察官们跨越了1800多公里,舟车劳顿,赶到昔阳。
在昔阳,“阿莲”是同当地一个叫汪强(化名)的男人登记的。检察官们辗转联系上汪强,对他做了一份笔录。汪强一眼就认出,和小姚领证的“阿莲”就是当初和他领证的女子。他述说了被骗的经历,和小姚的如出一辙。汪强说,2013年9月,他经媒人介绍认识“阿莲”并领了证。“我们刚登记结婚不超过十天,她就跑掉了。”“她就拿四五万元礼金跑了,我觉得被骗了”。
汪强报警后,警方认为这属于民事纠纷,没有立案。比较幸运的是,后来汪强家人找到了媒人,拿回三万元,算是挽回一部分损失。但是,经过这事,汪强也大受打击,他这几年来一直没再结婚,也没处理自己和“阿莲”的事。
这番调查下来,检察官认为,证据已经充分。回福州后,检察官将这条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并监督对小姚被诈骗一事进行了立案侦查。同时,检察院向民政局发去一份检察建议,建议民政部门重新审查小姚的婚姻登记程序。
2020年9月16日,闽侯县检察院又组织了一场公开听证。会上有小姚和律师,有民政局的代表,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等作为听证员参加。
检察官展示了他们调查的过程。民政局代表说,给小姚登记结婚的行政行为确有人证不符的情况,这个问题产生是有历史原因的。2013年小姚领结婚证时,工作人员主要是比对身份证、户口本的真实性。当时没有人脸识别设备,他们仅凭肉眼判断。且婚姻登记系统没有全国联网,他们看不到阿莲在其他省份的登记信息。
对于民政局所说的,听证员们也表示理解,同时指出,在已有证据能证明骗婚的情况下,民政部门应该尽力帮助当事人解决难题。2020年10月,民政部门经过上报、审核,最终删除了小姚、阿莲的婚姻登记信息。10月14日,小姚和阿珠来到了婚姻登记中心。两个相爱的人,终于拿到了结婚证。
因为小姚多年奔波申诉、生活陷入困境,闽侯县检察院又经过申报,给了小姚司法救助4万元人民币。
2020年12月底,检察官们再次来到小姚家走访,了解他的近况。小姚说,今年他肯定能过一个好年了。他说,9月份检察院刚接受申请时,问题还没解决,但检察官先和校方进行沟通,让他的儿子顺利地上了学。现在两人证也领了,孩子也上了户口,他再也不用为这件事心烦了。
福建省检察机关使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线图’”,解决了小姚七年多的烦心事,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而这个机制正是在最高检“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这一专项活动中谋划、推动的。我们的记者为此来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专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