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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4月6日电(记者艾福梅、谢建雯)上午九点左右,陈建国三兄弟来到宁夏银川市国信公证处,处理已故母亲的遗产。在公证人员席忠琴的耐心帮助下,他们分别在遗产放弃与继承公证上签字,遵从母亲去世时的口头遗嘱——“将老伴去世后购置的一处房产留给二儿子”。

“我们哥仨商量了,尊重母亲的临终遗言。老二一直伺候母亲终老,生活负担又重,房子应该留给他。”老大陈建国说,其实母亲生前就打算到公证处立遗嘱,但走得太突然,没来得及。

这类事件席忠琴见得很多。她从事公证工作已有28年,遗嘱公证是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席忠琴清楚地记得,20世纪90年代她刚入职那会儿,来进行遗嘱公证的人寥寥无几,一年也办不了几件。进入新世纪之后,立遗嘱的人逐渐增多,尤其是最近几年。

据她介绍,银川市国信公证处2016年共办理200多件遗嘱公证,2018年在此基础上增长了22%。“遗嘱公证的法律效力相对较高,现在每周都有过来咨询或办理的市民,早立遗嘱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席忠琴说。

其实,就在陈建国等人进门前,她刚接待完一位前来咨询遗嘱公证的老人。老人名叫王举,今年76岁,有两个女儿。因为最近的一次住院经历,老两口一合计:立遗嘱这事儿宜早不宜晚。“孩子工作都忙,趁现在我们精神头好,提前安排好‘身后事’,省得她们将来麻烦。”王举说。

席忠琴很赞同这一做法。在她看来,陈家三兄弟和平解决遗产问题虽是皆大欢喜,但申请公证、提交材料、本人签字,哪一项都需耗费时间和精力。“如果陈母生前立了遗嘱,会省去很多手续,况且也不是所有遗产纠纷都能顺利解决。”

今年3月发布的《2019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指出,避免家庭纠纷、简化继承手续正是近年来人们选择立遗嘱的主要原因。

席忠琴说,来办理遗嘱公证的人中,有些属于再婚家庭,家庭成员关系复杂,希望通过立遗嘱理顺财产继承关系;有些是担心人生无常,想早做打算。

席忠琴在为陈建国三兄弟办理已故母亲的遗产放弃和继承公证。新华社记者 谢建雯摄

不久前,席忠琴接待了一位只有28岁的年轻孕妇。当时这位准妈妈还有4个月就要分娩,因患有心脏病,又遭遇婚姻不幸,她担心自己出不了产房,想提早安排好“身后事”——把名下房产全部留给父母。

“房产是她结婚前父母为她购置的,为避免父母可能陷入财产纠纷的风险,她早做打算、立遗嘱,也是件好事。”席忠琴说。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受益,银川市国信公证处从2016年起,将每年10月定为“公证敬老服务月”,面向当地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办理遗嘱公证。

中国人自古谈“死”色变,忌讳在生前谈论“身后事”,但随着时代变迁与家庭财产增多,不少人的生死观和财富观逐渐转变,对立遗嘱的看法也越来越开放。《2019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2018年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量超过4.5万件,45.86%的人认为有必要立遗嘱,而且立遗嘱人的年龄逐步年轻化。

宁夏银川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李芳说,老一辈人大多觉得立遗嘱晦气,担心类似分家的举动被邻里视为“家丑”,但其实很多家庭为遗产分割闹得不可开交,正是因为少了立遗嘱这一环节。反倒是年轻一代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更强,也想得更开,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席忠琴表示,刚入行时不觉得这份工作有多重要,但现在每办完一桩遗嘱公证,都觉得又化解了一场潜在的纠纷,特有成就感。

今年49岁的席忠琴育有一女,家庭关系不算复杂,可她与丈夫已经商议要早立遗嘱。受她的影响,一些亲朋好友也提早立了遗嘱。“在这行待得久了,见得也多。意外总是让人始料不及,生前早打算,‘身后’少留遗憾。”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