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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遂营(云南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玉溪市聂耳和国歌研究会会长)

今年是中国著名音乐家聂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尽管只度过了短短二十三个春秋,聂耳创造的音乐光芒却穿越时空的阻隔,照亮过去、现在和未来,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化作一个古老民族的浴火重生。

云南玉溪聂耳雕像资料图片

踩着青石板,走进沉淀昔日繁华的玉溪北门街,可以看见一幢一楼一底的土木结构民居,古朴宁静,房檐上仍有半截依稀可见的浮雕图案,黑底金字的横匾上,“聂耳故居”四个大字仿佛回响着岁月跫音。

这里是聂耳父母的早年居所。聂耳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州城有名的中医。为了养家糊口,清光绪末年举家搬迁到昆明,悬壶行医。“重九起义”的枪响之后,聂耳在昆明出生。因为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聂耳的父母对他并未怀着过高的期望,给他取名“嘉祥”,只是希望他能顺顺利利地长大,万事吉祥。

天有不测风云,4岁时,嘉祥就受到了心灵重创。这一年,父亲去世。幼年失怙,在最该无忧无虑的童年,这个懵懂的孩子,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悲伤。“爸爸的死,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命运,指示给我应走的道路。”1930年聂耳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成长思考。

“理想是直线的,但事实是曲线的”,4岁的孩子,踏上了一条自强不息、蜿蜒曲折的路。

云南玉溪聂耳音乐广场俯瞰资料图片

“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

“我不愿把一分一秒有用的光阴耗之于无聊。音乐、戏剧、电影,便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愿在这一生里去研究、学习。”早在聂耳给哥哥的信中,就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没有躺平的人生,只有奔跑的岁月。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的聂耳,“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

聂耳是天才,但“天才就是劳动”这句话,在聂耳身上淋漓尽致地得到体现。和聂耳合作过《开路先锋》的孙师毅说过:“你能说聂耳非天才吗?他没有步入过学院的门一步;你能说聂耳不努力吗?他没有浪费过他的时间一分……”

“妈妈!咱家穷,读不起书,你能带我去学校看看吗?”6岁的聂耳善解人意说出自己的愿望时,彭寂宽,这个来自哀牢山、踩着一双清末的裹足小脚却自立自强的傣族妇女,说了这样一段话:“再穷,也会送你去读书,这个家,这个窝,虽说没有金子、银子,但是要有骨气、志气。”随后,她制定的十一条家庭准则为聂耳打下了坚实的品格基础。

这位伟大的母亲不仅使聂耳养成坚立于风雪之中的精神,还在聂耳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这也是聂耳的音乐人生砌上的第一块基石。

猝不及防中承担了全部家庭重担的彭寂宽,开始行医养家。劳累之余,她经常给聂耳唱娓娓动听的花灯调、洞经音乐、民族民间小调,把许多民间传说故事唱给聂耳听,使他自幼在心灵深处种下了喜爱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艺术的种子。邻居邱木匠、张庾侯又先后带聂耳学会了演奏笛子、二胡、三弦、月琴、小提琴等多项乐器的技能。外籍教师柏希文也促使他对钢琴等乐器发生兴趣,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欧洲音乐的了解。

聂耳(左)与田汉1934年在上海合影。资料图片

因率领同学积极支持校方与霸占校舍的封建势力斗争并取得胜利,私立求实小学的创办人苏鸿纲对聂耳念兹在兹,“聂耳同志小时候就具有正义感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随后,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在地下党和共青团的直接领导下,另一颗种子,一颗革命的种子,如同冲出云围的月亮,也在聂耳心灵里播下。

18岁出门远行前,聂耳所经受的种种遭遇,最终孕育成音乐和革命的两颗种子,在随后的五年狂飙生活里破土而出,如疾风烈火,碧血丹心;如闪电惊雷,光芒不息。

“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

1930年,从汀州向长沙,奋进和失败交织中,毛泽东写下了“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诗句。这一年,经常弹奏《国际歌》的聂耳18岁,从云南避难到上海。两年后,他在清华大学用小提琴演奏了《国际歌》。日后,他借鉴《国际歌》创作的更加明快的《义勇军进行曲》,和这位伟人产生了精神共振。

因为被列入反动当局的黑名单,为了躲避抓捕,聂耳顶替三哥聂叙伦,在“云丰申庄”做了一名小伙计。半年后,“云丰申庄”破产,失业青年聂耳走投无路之际,闯进了“明月歌舞团”,忐忑中,他受到中国近代歌舞之父黎锦晖的赏识,随后被引入到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遇到黎锦晖之前,聂耳一直对自己的音乐天分不够自信,“我的个性是很喜欢工业。假使我有升学的机会,我希望入工科。我自己相信我稍有一点艺术天才”。在聂耳的人生选项中,音乐最初只是一种爱好。

黎锦晖当时没有预料到聂耳这个看起来资质还不错、似乎是个“软豆腐”的年轻人,会不念知遇之恩,拿出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对自己反戈一击。

此时是1932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在音乐上充斥于社会的是《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之类的黎氏靡靡之音。迂回、回避就是失职!黎氏歌舞,在当时关注民族与民生的时代强音中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在充满了荆棘、污泥的音乐环境里,聂耳呼吸着、观察着、思考着。正义感和斗争精神再次在他心中沸腾。他化名“黑天使”和“蓝天使”,撰写文章《黎锦晖的“芭蕉叶上的诗”》《中国歌舞短论》,抨击黎派歌舞,“香艳肉感,热情流露”,是麻醉青年儿童的“软功夫”。

“你想,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聂耳振聋发聩的呼喊鼓发正义、催动世人,也催动了黎锦晖的改变。

黎锦晖曾回忆,聂耳身边的前进分子都爱戴他,喜欢叫他“镊子”,仿如外科医生镊取人身腐烂肌肤,被镊取的人是不免要感到痛楚的。“从这时起,我也接受他对我诚挚而又亲切的批评与启示,写了好几首比较正派的歌。”

“奋斗救国,动起干戈,我们来尽忠报国!快把那万恶帝国主义打破……”黎锦晖也曾创作过《义勇军进行曲》,师徒二人,在正义感的召唤下,在时代精神的熏陶下,以《义勇军进行曲》的名义,取得了和解,发出了感同身受的灵魂共鸣。

与黎锦晖的交锋,让聂耳开始思考“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任它怎样发达,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那末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确思想的培养早在聂耳昆明求学时代已初见端倪。1927年10月13日,聂耳就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马克思的生平。风暴肆虐中,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一个15岁的艺术青年心中播下,开始生根、发芽。

1928年,16岁的聂耳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之后,他一直按照革命者的标准对自己严格要求,时刻鞭策自己积极进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并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3年1月初,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上海的左翼文艺工作笼罩在一种“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就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里,聂耳逆流而上,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田汉在《聂耳胜利的道路》中写道:“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从此,聂耳在党的领导下,犹如航船得到灯塔的指引,朝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用他的笔做刀枪,用他的歌做炮火,去进一步追求自己的艺术发展,走上一条在党的大众文艺方针指引下的革命音乐之路。

“代替着大众在呐喊”

1932年2月7日,“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聂耳在日记中质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

醒悟后的聂耳开始从人民大众中寻求出路。他认为:“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因此,他鲜明地指出,“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代替着大众在呐喊”的“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

1985年,在为聂耳逝世50周年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一批在20世纪30年代爱唱聂耳歌曲的青年女工,此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她们集合起来,在音乐会上深情地演唱了《新女性》。

孟波清晰记得,上海杨树浦的一批纱厂女工含着热泪对他说:“聂耳先生是中国第一个为我们工人写歌的人啊!他的《新女性》《码头工人》等,不是可怜我们或者仅仅是同情我们,而是在诉说我们工人痛苦生活的同时,唱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志气。”

在创作《新女性》过程中,聂耳曾多次于繁星满天、寒霜遍地的秋夜去沪西的纱厂观察女工的劳动、生活情景。为了深刻反映工厂的生活和妇女在被剥削的劳动中所受的苦痛,除了谱曲、配乐,聂耳还招募了一群女青年,成立了“联华声乐团”,并亲自担任钢琴伴奏。

从摄影棚传出来的歌声,和谐、明快、有力,有着美好的音色和动人的旋律。前来拜访聂耳的蔡楚生却很快就忘了那是歌声,“而觉得那是‘人’的呼声;并被引进了现实生活的场景与斗争的场景。我看到了在晨光朦胧、街灯暗淡的街头,许多被剥削、被践踏而失血的女工们正在匆匆赶路的情景;我听到了工厂中机器的轰鸣,看到了人们成为特权阶级和机器的奴隶那种悲惨的景象……”歌声停歇,聂耳好像刚经过了一场剧烈的搏斗,喘着粗气,满头大汗,眼睛里还在燃烧着斗争的火焰。

聂耳把创作的焦点对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人和劳苦大众,反映他们的苦难、抗争和希望。《饥寒交迫之歌》《开矿歌》《码头工人歌》……反映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他全部创作的主要部分。

聂耳意识到,“不论你从哪条路跑,你对于哲学的基础不稳定,终于是难得走通的”。大众哲学家艾思奇是聂耳的相知挚友,读书期间,曾多次鼓励聂耳谱写振奋中国人的乐曲,日本留学时专门为聂耳买了《国际歌》《马赛曲》歌谱。两位来自遥远边疆的云南青年,一个谱写了一首代替大众呐喊的歌曲,一个书写了一本让哲学走向大众的图书,共同闪耀着点亮大众信仰的光芒。

“我是为社会而生的”

“天才不足贵;努力不足贵;学问,经验,也不足贵;只有这三种东西合起来,能实际给社会以利益,才是可贵。”1933年,聂耳和安娥合作《卖报歌》期间,两人常常谈起能使艺术根深叶茂的方法。

根深方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聂耳曾在作文《我的人生观》中提出“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目标,并积极地准备着“交战”。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这个伟大事实的根基筑于聂耳在1926年的作文《我的年假生活》中总结的自己生活中重要的四件事情:自修工作、爱国运动、社会事业、身心锻炼。

聂耳的同学邓象涟记得,他们曾经一起到昆明黑龙潭薛尔望墓,聂耳面对薛墓不胜感慨,情不自禁讲起了薛尔望的民族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殉国的事迹。“烈士之所以异于恒人,以其仗节以配谊也。”在薛尔望墓旁,聂耳泪流满面,大声疾呼:“中华!中华!”

在离家去上海的前一天,聂耳和胞兄聂叙伦去了一趟西山,风雨大作中,聂耳拉响了法国国歌《马赛曲》。在合着风雨声的优美旋律中,聂叙伦喃喃地说,如果中国也有人能谱写出像《马赛曲》这样的歌曲,该有多好。聂耳干脆又坚定地说,中国,肯定会有这样的人的!

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人会是他自己,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在雪夜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

1932年4月的明月歌剧社,弦歌满耳,衣鬓相接。激动、拘谨的聂耳受到了上海文艺界赫赫有名的“田老大”田汉的接见。在田汉的最初印象里,聂耳是一个尚气的年轻人,是一个天才富赡、忠勇备发的艺术斗士。

这年秋天,他们合作了“我们在流血汗”的《开矿歌》。在介绍聂耳入党之后,他们开启了伯牙子期般的合作之路,包括《毕业歌》《梅娘曲》在内的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他们联手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站上中国音乐作品的巅峰,用音乐创造精神奇迹,便是他们作为革命者精神归一的真实写照。

“怎样做革命的音乐?”《义勇军进行曲》回答了聂耳当年提出的问题。革命的音乐作品应该叩问生命,呼唤大众,为国家歌唱,为时代发声。

“怎样做革命的音乐?”在聂耳上下求索的路上,也在响答影随地探索着音乐的革命。“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予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发达。”“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要“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在聂耳日记里,多次谈及自己要大胆革新创造的信心和追求。他的歌曲在形式和体裁上,都创造了新的风格,自由、奔放而毫不夸大,也能打破陈规,大胆创新,善于创造与歌词的形式相适应的曲体结构。

“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这个骤然而来、倏然而去的音乐精灵和文化精魂,新鲜灵动,可亲可爱,他带着梦,带着光,吹响着未来的光荣与梦想,并完成了革命和音乐互为表里的双重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起来!”“前进!”

《义勇军进行曲》是在1935年夏聂耳到日本后邮寄回国的。去日本前,拿到为《风云儿女》谱曲的任务后,在霞飞路的出租屋里,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哼唱着歌词,一会儿击打桌子,权当“打拍子”。雷声在震动,电闪在飞炫,暴风夹着骤雨,海洋飞溅起的怒沫,冲击在热血沸腾的聂耳的身上、心上,他高举着双臂大喊:“起来!起来!起来……”

因为过于投入,严重扰民,聂耳被房东老太太赶出了出租屋。录音师和演唱者之一司徒慧敏在家里接纳了他。据司徒慧敏女儿司徒恩湄回忆,她的祖母是最早的听众,奔涌着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的乐曲感染着她,她情不自禁地说:“是啊!我也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啊!”

祖母耳背,记忆力不太好,记不清聂耳的名字,倒是记住了聂耳老是哼唱的歌词“起来”。于是,老太太便将聂耳唤作“起来”。巧合的是,日后名声大躁的“聂耳”“起来”,都是源于别人取的绰号昵称。一个是灵活耳朵展现的音乐才能,一个是歌曲创作体现的革命情怀。革命和音乐,形式和内容,稠迭连绵,又怎么能厘清呢?

在对歌词的修改中,聂耳添加的三个“起来”,一个比一个有激情、有号召力,从而把音乐的发展引向高潮,动力十足。添加的三次“前进”,平衡了音乐的结构。神来之笔的是在“前进”之后添加了一个“进”,预示了中华民族永远在路上的奋进状态。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吴刚伐桂,愚公移山。我们的祖先不仅创造了民族的神话,而且创造了永不停息、前进不止的民族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前进不止的接力长跑。在这场接力长跑赛道上,起来是纵向运动,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华民族生命勃发、昂首屹立的挺拔身姿;前进是横向运动,是起来的延续和良性发展,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饱满精神。起来屹立,从来是九死一生;前进不息,注定会风雨兼程。

1949年9月25日晚,中南海丰泽园,关于国歌歌词的讨论仍在继续。有代表认为,应修改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治不忘乱,安不忘危。保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存储中华民族的忧患基因。它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许,随着一位伟人令世界震撼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义勇军进行曲》从天安门广场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世界。起来!前进!这一首承载中华民族苦难史、忧患史、团结史、奋进史的战歌、军歌,在这一刻获得了全新的生命意义,成为坚不可摧、不可逾越、前所未有的精神长城,日迈月征,演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回望1935。

这一年,藤泽鹄沼,憧憬着新生活的聂耳,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却因为避暑游泳,不幸溺水身亡。

这一年,福建长汀,拖着手铐脚镣的瞿秋白,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盘膝坐下,说了一句“此地甚好”,随即饮弹牺牲。

这一年,法国巴黎,急于回国的冼星海,被海风吹黑了的脸上倦容未消,就毅然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随后创作出《黄河大合唱》。

这一年,上海学堂,沉浸在聂耳歌曲的朱荣实,听闻噩耗异常悲痛,立志践行聂耳的道路,之后更名为朱践耳,并创作出《唱支山歌给党听》。

…………

一串串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自1935年起,感召着同频的“起来!”“前进!”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的源代码是始终如一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这种精神力量汇聚成星辰大海,共同丰沛了中华历史的万古长河,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家园,拓宽了中华文明的精神航道。

玉溪山水育精英,“义军”一曲奋全民

聂耳1932年发表了评论《和〈人道〉的导演者的对话》,使用了“浣玉”的笔名,“幻想着回到家乡玉溪”。聂耳,是玉溪孕育的音乐精灵和文化精魂。家乡人民一直在讲着“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唱着聂耳的歌曲前进!

漫步玉溪街头,随处可见的是以“聂耳”命名的场馆建筑,聂耳公园、聂耳文化广场、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厅、聂耳大剧院、聂耳小学、聂耳合唱团……玉溪,仿佛一座用聂耳和国歌故事装点出来的城市,仿佛一个色彩缤纷的音乐殿堂,似乎因此时时都在回荡着聂耳青春的绝唱,回响着国歌的激昂。

在这里,在拉家常似的话语里,玉溪人都能如数家珍讲起聂耳和国歌的往事,难言的亲切、特有的自豪,构成了玉溪人独特的文化语境。这里的人们用音乐思考,用音乐生活,空气中都似乎飘逸着聂耳音乐的芬芳。

在这里,每年7月17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聂耳纪念日”,一个以音乐之名致敬聂耳,热爱与情怀双向奔赴的文化节日。每年的这个文化节日,聂耳故乡的人民用赤诚之心,唱出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我生在山清水秀的玉溪,从小就是唱着聂耳的歌长大的”,85岁的崎松已经颤颤巍巍,但谈起聂耳却精神抖擞。50年来,崎松一直在收集资料研究聂耳,一幅“心系国魂”的书法伴随崎松多年,这正是崎松笔耕不辍的内心写照。

“在演唱聂耳的歌曲中学会表达,拥有如水般坚韧的品质,明白坚持的意义”。这是温暖且治愈的“若水”合唱团斩获国际大奖后发出的声音。清越空灵的童声吟唱着聂耳的旋律,吟唱着坚持的意义,也吟唱着生活的甜蜜。

恢宏的聂耳广场,故事和现实融为一体,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聂耳伫立在一个巨大的小提琴上,英姿飒爽,仿佛在迎风演奏,浓绿葱茏中奏响着春天的和鸣。

古朴的北门街口,机器的轰鸣打破了空中的宁静,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承载着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千山万水跟着那永恒的旋律,整装待发。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28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