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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何沛芸

青少年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4.60%，重度抑郁症占比7.4%。

春季开学前后是每年中小学生心理危机的高发时段。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多位孩子出现心理障碍的家属、心理治疗师等，发现孩子遇到心理问题初期可能不易被发现，他们“求救”或爆发时问题已经较为严重。而要帮助他们度过心理危机，则需要家庭等各方认识到问题并做出改变。

对于孩子内心的隐秘角落，我们需要投入更多关注。

杨圆清晰地记得那一天。

她下班回家，女儿小瑶正默默地写作业。虽然察觉到女儿情绪不高，但她并没有在意。晚饭后，小瑶从房间走出来，对她说，“妈妈，你帮我找一个心理医生吧。”

那天是2021年5月9日，听到女儿说出这句话前，杨圆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可能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当时小瑶14岁，上初二，和她关系亲密，常常主动聊起在学校发生的事情。而且，小瑶性格不算外向，但也不怕生人；从小到大，学习勤奋，在家长会上总是被老师点名表扬。

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有着复杂的成因，有时能辨认的只是某个具体的诱发因素。人们渐渐意识到，心理问题并不单与个人成长、家庭或学校相关联，也许还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的影响。但家庭，或许是最重要的“心理港湾”。

上海市精卫中心，韩慧在工作中。 本文图均为 受访者 供图

迟来的关注

小瑶“求助”时，她遇到的问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

杨圆带她去看了心理咨询师，又去了精神卫生中心。小瑶做了电脑上的各种题目，和医生聊天，最后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在咨询室外，杨圆隐隐约约听到女儿和咨询师说了几句话便开始哭泣，越来越大声。

杨圆心里难受，之前她问过小瑶，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女儿什么也没说。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的6年里，心理治疗师韩慧见过许多青少年患上抑郁症、焦虑症、进食障碍等心理疾病。他们的状态表现各异，有的和家庭成员存在矛盾，或难以适应人际交往，有些则正处于休学状态，共同的特点是正经历着情感上的痛苦。她还注意到，近几年，来就诊的青少年年龄越来越小，很多来到精卫中心就诊的孩子只有十一二岁。

父母们一般通过孩子的行为表现来判断是否需要就诊。一些孩子到医院时，已经表现出社会功能上的受损，例如不想上学、游戏成瘾、和父母频繁发生冲突。当孩子心理上的问题从日常中浮现，父母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心理障碍发生的原因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介绍，在任何时候，各种个人、家庭、社区和结构因素都可能会成为精神健康的保护因素或破坏因素，包括情绪技能、遗传等。面临不利环境（包括贫困、暴力、残疾和不平等问题）的人属于高风险人群。对于某些心理障碍，如抑郁症，经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可能使患病的风险更大。

2020年9月，在山西读高一的女孩林林，刚开学不久便告诉母亲方璇不想再去上学了。那天，林林和学校老师发生冲突，成为引爆压力和情绪的导火索。她躲在厕所给方璇打电话，一边说一边哭。方璇从电话里听见老师叫孩子出去的声音。

一些症状随之而来。那段时间，林林常常头疼、胃疼，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失眠等症状。在医学上，这些表现被称为躯体化，指不良情绪或心理障碍转化为身体上的症状表现出来。

方璇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做了不少，但除了鼻炎和腰椎间盘突出，其它方面都没事。在亲戚的提醒下，她和林林去看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咨询师告诉方璇，林林是重度抑郁症。

2020年11月，林林开始请假在家休息，过完年，方璇去学校办理了休学手续。

林林拍下的晚霞

漫长的诊疗

有时候，小瑶一个人坐着，低着头不说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严重时，会有更明显的躯体反应，比如手抖、肚子疼。

确诊重度抑郁症后，小瑶开始每日服用精神类药物。头两周，药物反应让杨圆不忍，小瑶精神差，经常恶心、头晕。但杨圆甚至没机会担心药物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当时的状态只能吃药，不吃药能怎么办？”同时，杨圆坚持带小瑶去进行心理咨询，密集的时候一周两次。

2021年6月，小瑶参加了学校的期末考试。暑假期间，杨圆没要求她做任何作业，纯粹在家休息。9月开学第二个早自习结束，小瑶就回家了。她暑期没有预习，听不懂课，但同学好像都懂。10月，杨圆正式帮她办理了休学。

她和女儿到学校提出休学时，班主任劝她们再考虑考虑，说如果继续上学，可以和每位老师说好，不要求孩子完成作业，也鼓励孩子只要坚持上课，升学一定没问题。小瑶不说话，只是低头落泪。

杨圆没有犹豫，坚持休学，“我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别的都不要。”但另一方面，她又陷入迷茫和无助，为什么已经吃了快4个月药、看了无数次心理咨询，孩子还是那么痛苦？

心理疾病的恢复周期，通常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限。韩慧在医院的临床心理住院病房做心理治疗师。在这里住院的孩子有患进食障碍的，也有患强迫症、抑郁症等疾病的。不同类型问题的患者入院治疗的周期不同，进食障碍患者住院周期一般在两三个月左右，抑郁和焦虑患者住院时间一般在一两个月左右。

但出院不意味着完全康复。以抑郁症为例，抑郁科普平台、康复社区“渡过”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抑郁功能恢复蓝皮书》显示，抑郁发作后，青少年患者伴随残留症状以及社会功能受损。而受复发及残留症状等因素的影响，抑郁症更趋于慢性化。

在“渡过”的调研中，近五成的青少年患者病程超过2年，其中有约10%达到5年以上。另外，调研中一半以上患者经历过复发，其中约22%的患者复发次数在3次以上。

韩慧见过住院两三次的患者，有的出院一周又回到了病房，但她对“复发”的定义更为谨慎。“可能他觉得自己（恢复）差不多，想出去试一试，但其实还没有准备好，回家之后没有安全感。”她解释，“心理疾病有一种不确定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可能反而更焦虑了。”

她注意到，许多再次回到病房的患者和家人都会有心理上的负担，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也有人会调整心态，说没关系，“但悲伤的情绪还是在的。”

家庭的反思

有观点认为，家庭要为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但韩慧也理解家庭的不易。

“家庭对每个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不认为是决定性或者绝大部分的。人是一个多样性的生物，除了家庭，还要去接触外界（环境），社会的、学校的。”她说，有的父母完全暂停了手上的工作，陪伴孩子住院、一点点好转。

家庭是支持青少年度过考验的关键。在医院，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往往结合起来运用。住院期间，医院提供多种形式的团体辅导，例如会有游戏、艺术治疗，也会使用认知行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等。韩慧所在的病房允许家长陪护，陪床的家长们和孩子一起学习课程，进行家庭治疗。

有些青少年的症状多表现在家庭中。韩慧见过一个10岁女孩，和家里人不交流，也不愿意上学，洗澡、吃饭都很被动。家长把她送来住院时，女孩一句话也不说。她觉得，孩子挺严重，似乎交流、日常生活等社会功能受损。但出乎意料的是，女孩独自在医院住了一星期，慢慢开口说话了，和同院的小伙伴一起做游戏，表现得挺外向。

从女孩的口中，韩慧了解到，女孩父母之间冲突大，意见往往不一致。她给女孩父母做家庭治疗，也发现两人总是控制不住地相互指责。韩慧向这对父母直言，“如果此刻我是你的孩子，我都感到呼吸很困难。”

“爸爸妈妈意见不一致，孩子最后就不愿意讲话了，我到底帮谁呢？但是她脱离了家庭环境后，病房又有很多小孩子，培养起来纯真的友谊，又可以玩游戏。换了一个环境，她好像慢慢地又活过来了。” 韩慧说。

女孩在医院待了一个月，韩慧给她的父母做了4次家庭治疗。到后来，这对夫妻已经能意识到他们一直在争吵，以及争吵给孩子造成的影响。渐渐地，他们发生冲突的频率在降低。“他们之间有隐藏得很深的情绪，4次咨询肯定不够。但他们的确在思考，接下来怎么做，至少在孩子面前要一致。”韩慧说。

在女儿林林确诊一段时间后，方璇才明白孩子曾经的表现意味着什么。初二的时候，林林常拿笔在手腕上画，画出割裂的效果。心理咨询师告诉方璇，孩子有自杀念头好久了，幸亏他们去得还算及时。

方璇寻找孩子生病的原因，回想着和孩子相处的每个细节。林林成绩中等，从小学开始就说不喜欢上学，但是安静、听话、懂事。到高中，林林偏科比较严重，高一英语能考到满分，数学只有20分。方璇不要求成绩，但丈夫严厉，从林林小学开始就因为学习打骂孩子。

因确诊抑郁症提出休学时，方璇丈夫仍不同意。他脾气火爆，让孩子必须上学。“孩子说要去死，爸爸就说那你去死吧，然后摔门走了。”方璇说。

方璇逐渐意识到，父母之间的冲突关系、父母和孩子间的不良沟通，都可能给孩子造成伤害。

她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林林想全家人一起去旅游，方璇丈夫心里是想去的，但是因为工作不好请假，所以一直拖着不回复孩子。孩子有点不开心，方璇就去问他。丈夫被逼急，夫妻俩吵了起来。林林哭着说，“你们如果不生我还有这些事情吗？为什么要生我？”

咨询师告诉方璇，对孩子来说，吃药、住院、咨询都只是辅助手段，只有父母改变自己，孩子才能真的好起来。

方璇主动学习心理学知识，去了解情绪的发生与处理，并希望影响、改变丈夫。在和丈夫发生矛盾时，她先肯定丈夫好的一面，再谈具体问题。为了让丈夫更了解抑郁症，她找来网上的科普视频。丈夫和孩子沟通时，她录下对话，把录音放给丈夫听，让他知道沟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让方璇松一口气的是，丈夫听了录音说，觉得自己不对，他此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

（为保护隐私，除韩慧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