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时候我才12岁,刚读初一。
接近放暑假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全班搞大扫除,老师要我把教室的钥匙交给她,说是明天在操场要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到时候可能会借用我们的桌椅,教导处要求把钥匙放到收发室。
我那时候还不清楚什么是公捕公判,后来听同学们说是要把犯人们拉到这儿判刑后我才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到家吃饭的时候,我把这事给爸妈说了,然后父亲说这事他知道,中午前街上张贴了布告,听说还要枪毙人。
第二天早上,我叫上小伙伴后就兴冲冲跑去了学校,到学校门口时,操场里已是人山人海。
学校门口两边有几名荷枪实弹的武警在把守,靠近学校办公室的地方并排停着几辆卡车,卡车上用绳子绑着几个人,我数了一下,一共9个,1个女的8个男的。
9个人分别被三名武警控制着,左右两边是两名没有带枪的武警,后面的武警穿着雨衣戴着口罩和墨镜,身后背着一把。
那些被绑着的犯人有的低着脑袋,有的昂首挺胸,甚至还有面带微笑的,好像即将要被枪毙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我和小伙伴个子小,所以很容易就从人群外面挤到了最前面,那些死刑犯的面部表情和亡命牌上的字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每个人的胸前挂着一个长方形的牌子,上面写着所犯的罪行和姓名,姓名被打了叉,意思应该是这个人将被清除。
除了胸前的牌子,每个人的后背上还竖着一块亡命牌,形状有点像宝剑,上面写着“枪决XX犯XXX”。除了亡命牌,每个死刑犯的脖子上还勒着一根细麻绳,那个应该是防止犯人乱喊乱叫的。除此以外,每个人的裤腿处也勒着一根绳子,那根绳子有两个作用,一是防止被吓出的屎尿流出来,再一个就是防止犯人狗急跳墙对押解人员撩裆。
除了9名死刑犯,边上还有上百名即将宣布逮捕,宣判有期或无期徒刑的犯人。
审判长宣读的判决书给我留下了一点印象:那个女犯是生产资料公司的出纳,贪污了一万多块钱。一个肥头大耳满脸疙瘩的中年男子是气象站站长,他跟一个男同事将一个女同事灌醉后在值班室轮奸了,事后被女子的丈夫告发,他是主犯,判了死刑,他的同案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最年轻的一个是犯,据说行凶时还没满,到判刑的时候已经满了。那个犯长得很秀气,看着不像犯的样子,他一直抬着头,不时地会朝下面的人群中点点头或者微笑一下,可能是在给认识的人打招呼。
听底下人们的议论,说是他被判死刑是为了凑人数,他犯罪的时候还不满,他父亲因为琐事跟邻居发生了冲突,看见邻居举着锄头要打父亲,他从后面冲过去夺下锄头后一锄头把邻居给砸晕了,邻居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了。
当时的处罚力度如果放到现在,死刑犯恐怕在看守所装都装不下。那时候对于罪犯来说根本没有人权这一说,凡是触犯法律的一律会被游街示众,逮捕以及判刑的时候也会被拉到万人大会上公开处罚,不像现在的犯罪嫌疑人,审判的时候普通群众基本看不到,即便是在抓捕或者指认现场时也会被遮得严严实实,保护他们比保护受害人还严密。
我觉得这一点对受害人来说很不公平。
为了能够亲眼目睹一次枪毙的场景,我和小伙伴提前跑出了会场,好巧不巧,就在校门口遇上了一辆货车,当时好多人都在往车上爬,听见有人说那辆车是准备去刑场收尸的,于是我俩趁乱也爬了上去。车厢里有人嚷嚷着,说不要踩到东西,于是我这才注意到靠近车厢的一侧放着一副用两根木棒和帆布扎成的简易担架,担架上还捆着一卷塑料布和一条被单。
刑场其实离学校不远,步行的话估计也就半小时的路程,在北山脚下一座采石场旁边的空地上,收尸的人们可能提前打听好了,所以车直接开到了那里。
我们到的时候,采石场北边的山坡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看热闹,草地四周有武警持枪把守,武警的身后用石灰圈出了有半个操场大小的场地,石灰就是警戒线,不许围观群众进入。
除了北边的山坡上有很多人以外,南边的一个乱石堆上也有不少人,估计嫌乱石堆上站立不稳,因此山坡上的人要比这边的人多的多,我和小伙伴爬上乱石堆,选了个靠前的位置坐了下来。
过了大概半小时左右,随着阵阵警笛声由远而近,行刑车队终于来了,前面有几辆三轮摩托车开道,摩托车队后面是两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再后面则是三辆东风卡车,驾驶室顶上各架着一挺机枪,机枪手的后面则是被围得严严实实的三名死刑犯。刑车的后面还跟着几辆吉普车和一辆医院的车。
车队有序地停在采石场后,从吉普车上下来了一批人,有,有武警,还有和法院的,医院的也有四五个人,都是男的,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
死刑犯们陆续被从车上押了下来,与其说是押不如说丢更贴切一些,因为多数死刑犯好像已经灵魂出窍了,站着都在打摆子,车厢离地面有一米多的高度,加上他们的手脚都被绑着,所以上面的武警只能揪着衣领将他们丢给地上的武警,死刑犯们落地的动作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最年轻的那个死刑犯看起来挺硬气,他是自己跳下车的,跳下来后站的也挺稳。
死刑犯们被喝令站成了一排,女死刑犯在最这边,她基本已经丧失了站立的能力,要不是左右两边的武警架着,恐怕她早就瘫成一滩稀泥了。
接着,几个穿制服的人拿着文件夹过来例行公事,可能就是程序上的验明正身吧,对着每个犯人一一做了登记后离开了,期间有个人拿着照相机跟着拍了一些照片。
验明正身完毕后,9人被架到了草地上,拉开距离后被命令跪在地上,除了那个年轻死刑犯跪得笔直外,其他死刑犯的样子十分狼狈,也许是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吧,他们的脑袋都耷拉着,有的在瑟瑟发抖。
最狼狈的是女死刑犯,她挣扎了几下后半跪半坐的瘫在草地上浑身不停地抽搐着。为了便于执行,两边的武警想努力扶正她的身子,可是她就像一只装着稀泥的麻袋,怎么用力都扶不正,无奈之下,左边的武警只好一只手揪着她的衣领,一只手揪着她一侧的头发尽量让她保持一个姿势。
一声哨响后接着是一阵噼里啪啦子弹上膛的声音,子弹上膛后,两边的武警伸长手臂,用一只手控制着罪犯,同时尽量往边上挒开身子以防血液溅到身上,而后面全副武装的武警早已各自用手中的瞄准了死刑犯的后脑勺只等一声令下。
“嘀……”又是一声哨响,不远处指挥官手里的小旗子随着哨响快速落了下来,现场顿时响起了一阵沉闷的枪声,还没等一缕缕青烟散去,行刑的9名武警头也不回的迅速撤出了刑场,坐进吉普车里后绝尘而去。
匍匐在地的9名死刑犯摆出了九种姿势,多数人倒下去后没再动过,不知是行刑武警有点慌,也不知是女死刑犯挣扎时子弹有点打偏了,本来倒在地上的她双腿猛地蹬了几下,然后身体往后一缩,好像是要想站起来的样子,使得本来鸦雀无声的人群中发出了一阵阵惊呼声。
就在这时,两名法警拿着跑了过来,一人对着女死刑犯的脑袋,一人对着她的后背几乎同时开了枪,枪声响过之后她的身体绷直后没再动一下。
随后,先后又响了两枪,有两个还没死透的犯人也被法警补了枪。
那些人没再动弹之后,一名戴着大檐帽穿着白大褂的法医走了过来,他将一根竹棍插到每个死刑犯脑袋的创口里捅了几下,确定九个人都没了生命体征后也离开了。
法医离开后,又有三名穿着制服的人走了过来,从着装上看,一人应该是的监督员,一人是负责拍照的,另外一人好像是记录员,他在文件夹上做了一些登记,然后几人交流了几句后也离开了现场。
就在所有人将要上车离开刑场时,其中有个人好像想起了什么,于是又有几个法警来到了死刑犯们跟前,原来他们忘了解开犯人身上的警绳。
警绳被一一解开后,整个行刑过程算是全部结束了,还没等行刑车队离开,胆大的围观群众和死刑犯的家属们朝着那些地上的尸体围了过去。
我也肯定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虽然心里有些害怕,但是仗着围观群众人多,也跟着钻进人群当中想看个仔细。
现场惨不忍睹!
女死刑犯死后的模样我没看到,原因是她家属的收尸动作太快,还没等我靠近,她的家里人已经用一条床单盖住了她的尸体。
我看的最仔细的是那个气象站站长的尸体,不知他原本嘴唇厚,还是其他原因,总之他的嘴唇要比一般人的厚很多,而且还是乌黑发紫的。他的半个脑袋被子弹掀掉了,子弹从后脑勺进去,从眉心出来时将整个天灵盖掀在了一边,有我差不多两只巴掌大的天灵盖像一块腐烂掉了的椰壳落在草丛里,还带出了一只鸡蛋大的眼珠子。他剩下的多半个脑袋就像是一只被砸烂了的西瓜,豆腐脑一样的白色脑汁和红色的血液掺和在一起,像街上卖的拔丝糖似的从创口的边缘上缓缓的往草丛里流着,没多久就基本凝固了。
本来我还想去看看其他尸体,可是仅仅看了一会站长的尸体后当场就恶心得不行,于是就没有再看的心思了。
我从人群当中退出来的时候又看到了尸体背在身后的手臂,绳头虽然被解开了,但是多半绳子还依旧在尸体的手臂上缠着,不知道是勒的还是尸体会肿胀,我看见的那只手特别的恐怖,尤其大拇指,特别特别粗,又黑又紫一点血色没有,使得本来就恶心不已的我差点吐了。
那一刻,我只想回家,那个地方一秒钟都不想再待,我不知道我的脸色是怎样的,总之双腿发软没有一点力气,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恍恍惚惚的没有一点精神,我朝四周瞅了瞅,没见着我那小伙伴的影子,后来才知道枪一响他就吓得撒丫子跑了,一路没停地跑回了家。
回家的那段路我走了很久,一路上总感觉那个站长要跟上来,所以我是哪儿人多就往哪儿走。
回到家后,我妈是第一个发现我不对劲的人,她问我脸色咋那么苍白是不是生病了,我把去了刑场的事给她讲了后她也被吓坏了,当场弄了些东西,领着我到路口给我叫了个“伴儿”,说是我的魂丢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没有好过一口饭,每次要吃饭的时候眼前全是脑浆和人血,过了大概一星期才缓过劲来。
回想起83年严打时的场景,我觉得现在的制度对坏人太过于仁慈,现在的犯罪成本跟那时候比起来低的不能再低,如果把当时的罪行放到现在,很多人会罪不至死,反过来说,按照当时的惩罚力度,眼下有些人所犯的罪行枪毙十回都不过分。
跟那个年代比起来,现在的犯罪率其实并没有降低多少,主要原因是犯罪成本太低,对罪犯过于仁慈,如果把那时候的执行方式和执行力度放到现在,犯罪率一定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