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科普资讯:(在乡复员军人)复员回农村和城市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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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12月，项羽在垓下战败。至此，持续了近7年的秦末战乱总算告一段落。

影视剧中，身陷垓下之围的项羽。

这场高烈度战争，无论波及范围还是持续时间都是前所未有的，战争所动员的军事人员数量无比庞大，对此，历史学家先生曾做过评估，认为楚汉战争结束时军事人员总数高达60万。这个数字的误差应该不会太大，我们可以简单估算下：

楚汉战争双方存在河北、河南、淮北等多条战线，汉军一线部队再怎么保守估计也需要15万人左右。楚汉时期，绝大部分军人不是职业军人，他们在当时被称为“更卒”，就是轮班制的服兵役的士兵。那时的士兵一边服兵役，一边务农。作为更卒，“三更”（也就是三班倒）已是极限，三更模式是这样的：士兵打一个月仗，来回路上差不多一个月，回家干一个月活，启程赶赴战场。

这么算，汉军40-50万的军事人员已经是保守估计，我们还不要忘了牺牲战士。秦末战争到楚汉战争持续时间长、激烈大战多，汉军总阵亡人数极可能超过10万。对战士身后家庭的待遇、子侄的奖赏继承等事项的力度不会比在籍士兵少，不然还有谁会愿意为汉军打仗？因此，战争告一段落后需要解决待遇问题的军人保守估计也有60万。

汉初封赏有多疯狂？

人们普遍估算汉初人口大约1500-1800万之间，因此要处理60万复员军人的待遇问题需要很大的智慧，好在《汉书》为我们保留了汉高祖刘邦处理相关问题的原始诏文：“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

这是楚汉战争结束五个月后汉高祖刘邦颁布的诏书原文，意思是所有军中将士只要没有犯罪，一律升为大夫爵，如果已经有大夫爵，就升爵一级。

影视剧中的晚年刘邦。

这种封爵如果放在秦朝，可谓石破天惊。秦爵一共20级，但大等级上还是遵照西周的贵族等级制度，简单来说，1-4级代表“士”，5-9级代表“大夫”，10-18级代表“卿”，19-20级代表被封“侯”。因此汉高祖的诏令意味着近60万将士都被封为第五级的“爵”。

这是什么概念？秦朝一个县也没几个大夫，21世纪初出土的《里耶秦简》记载某个迁陵县县丞就是第5级“大夫”爵，某屯长（管理50名士兵）才是第3级。在秦的爵级体制下，普通人斩一首得一级，但最多只能升到第4级，要想跨进“大夫”门槛必须要得到军吏的职位，走团队奖励的路子。屯长就是最基层的军吏，也就是说，在秦军制度下，通常50个人里才有一个“候补大夫”，现在汉军却突然宣布所有人都是“大夫”，可见其奖励力度。

再举个例子，20世纪张家山汉简出土了一本《奏谳书》，可以理解为汉给地方司法机构下发的《标准案例大全》。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件：淮阳下属一个新X县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受害者是被县令派私属领几个人杀的，县令私属被当地两个乡镇级别的小军官（亭校长、发弩）查获后，两人选择包庇，事发后这4个人连同其他几个凶手一同被捕。

《奏谳书》扫描图。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复杂在于县令和他的私属，以及两个包庇的小军官居然全部是“关内侯”——也就是第19级的超高爵，以至于地方官吏无权过问，必须上报，由负责后续审问和处理。小小一个县居然出现了4个侯，而且这里乡镇级别的军官都是侯，县里的侯只怕不下十个！

这又是个什么概念？20年前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巡游泰山，留下了著名的琅琊刻石，得以留名的一共11个人，其中2个第20级的列侯，3个19级的伦侯（对应汉初关内侯），11个人里居然还有2个“大夫”，当时已名动天下，身居廷尉的李斯也只是“卿”。也就是说，20年后到西汉，一个县的侯的数量就比秦始皇一统天下的还要多！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高祖刘邦对军功将士们的爵位奖励力度是秦始皇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然而，秦的爵位可不是个荣誉称号，而是和身份、地位与财富息息相关乃至牢牢绑定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无论是《商君书》还是张家山汉简出土的《二年律令》都明确规定，政府根据民众的爵位授田，一个第五级的“大夫”法定授田五顷，这可是500亩田地啊。所以，汉高祖刘邦一股脑授爵五六十万“大夫”，对应需要封出去的田地高达三亿亩！这些财富封赏严格执行吗？

有多少财富够60万人分？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西汉肯定严格执行了与爵位相匹配的财产分配，理由是西汉末年，土地总计8.27亿亩，所以汉初总计大约也有6-7亿亩地，3亿亩土地不到西汉总土地的一半，拿出来封赏军功将士们绰绰有余。

这样的看法有个大漏洞，西汉爵位封赏力度至少是秦的几十倍，这么大的力度都能满足，秦为什么要对爵位封赏这么谨慎？有学者计算，当时的土地平均每不止一百亩，秦需要民众冒巨大生命危险斩首敌人一个士兵才能得一级爵位，得一百亩地，老百姓哪来的动力去冒险死战呢？

实际上，根据《里耶秦简》记载，在地广人稀的迁陵县（位于今湘西一带）平均每土地不过35亩，汉景帝时期出土的《凤凰山汉简》显示在人口相对稠密的今天湖北江陵一带有个“郑里”，25只有617亩田，平均每不到25亩。这些数据能让我们理解秦时斩首升一级爵为什么有这么大吸引力。如果以每平均实际最多40亩简单估算下，秦时期人口从2000-4000万之间。即使以葛剑雄先生估计的最大值约800万4000万人，秦时土地总量大约也就3-4亿亩，汉初只会更少。

《凤凰山汉简》扫描图片。

很多学者之所以会认为汉初有六七亿亩以上的地，主要依据是史书明确记载汉末土地总数是8.27亿亩，这个数字很值得怀疑。古时的土地数字多来自于地方上报，很少来自全国范围的实地丈量，所以各朝土地数字往往千奇百怪。直到明末万历年间，张居正耗时数年主持了一次非常严格的全国范围内的土地丈量，后世对其丈量成果普遍认可，朝廷得到的明时全国土地总量大约7.6亿亩。即便我们假定其有所遗漏，明末土地总数也就8亿亩上下。即使完全忽视汉末到明末1600年的技术进步，也必须认识到明时江南和西南的开发程度远非汉时可比。秦汉时一亩地是6步宽、240步长，面积和现代一亩差距很小，因此汉末土地总量恐怕很难超过6亿亩。

西汉初土地数量更是远少于汉末，因为西汉中叶有一个巨大的农业进步——铁犁技术逐渐成熟。铁犁对农业种植的重要性怎么高估也不为过，没有铁犁就无法深耕，田地只能平整出非常浅的一层，大量后世的良田根本无法耕种。因此，汉初已耕种田地总数大约也就三四亿亩，这和前面我们根据秦巅峰时人口和均田亩估算的土地总数最大值相近，这也就意味着汉初这几十万“大夫”爵位大派送的狂欢，其后续的土地奖励是无法执行的。

平衡与稳定是总方针

以上这些结论都是估算的，好在《汉书》为我们保留了与奖励爵位诏书几乎同时颁布的另一份重要诏书原文：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其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这份诏书说的非常明白，复员军人有非常多的高爵，高祖刘邦曾多次下诏书要求地方小吏优先授予田宅，但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应得的待遇一直没有着落。甚至哪怕是第7-8级（即七大夫和公乘）以上，过去县令见了都要行大礼的超高爵，现在也虎落平阳被犬欺，只能每天低声下气地排队求待遇。刘邦进一步指出，现在出了一个怪现象，有功的将士迟迟得不到应得的田地，没有参军的地方小吏却赚得盆满钵满，皇帝命令地方小吏必须善待复员将士，出了问题的要重重处理。

通过刘邦诏书我们可以看出，持续多年的战争，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征战或者死亡，地方的土地产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兵荒马乱的年代出现了大量无主土地，而这些土地主要被基层干部与地方上有实力的家族夺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现在新帝国突然一纸诏书就向让他们把土地吐出来恐怕难度很大，而且要吐出来的土地也实在太多了一点。根据前面计算，要封赏的田地约3亿亩，全国已开土地最多也就三四亿亩，况且参军人士地域分布非常不均匀，以关中、江淮等地为主。因此，很多地方只怕把全县所有土地都拿出来，也不够足额封赏本地的军功将士们。

汉代画像石中的战争场面。

最终，刘邦做出的选择耐人寻味。诏书有这样一句——“其令诸吏善遇高爵”，诸吏是主体，高爵（也就是军功将士）是被管理的客体，而且关键要求是模糊的“善遇”，并没有定量到具体是否要足额封赏，怎么对待才算“善”。此后，西汉兴起了很多并没有军功封赏却能富甲一方的地方豪强，他们还得到了一个特别的形容——素封，意指他们不是封君其财富却胜似封君。

其实，我们从西汉朝廷的角度很容易理解，建国之初战事频繁，需要动员更多人参军并且让将士安心作战，自然是不断加大激励力度。然而，数量庞大的复员军人包含了太多的骄兵悍将，他们实际上也成为皇权的巨大不安定因素。战乱中过去的秩序被彻底打破，地方基层经过几年孕育，已经有了自己的秩序，强行打乱基层的权力结构和财产分配只会制造大乱子，打击统治基础；反过来让军功将士握有太多的权力与财富又会威胁的权威。

因地制宜，适当照顾，给予预期

面对现实的利益格局，汉高祖刘邦和汉初的统治集团是乐意地方小吏与军功将士在基层形成互相制衡的局面，他也相信业已成形的小吏才是国家恢复生产与建设的主力。我们或许会有疑问，将士们虽然得到了超高爵位，但与之对应的待遇很可能只是数量有限的部分，那这爵位岂不就成了个荣誉称号？

应该说与秦相比，西汉的爵位越来越有荣誉称号的意味。但至少爵位仍然有着很大的作用：首先爵位附带很多税收与徭役减免，尤其重要的是，爵位可以抵罪抵罚。那个时候税收徭役很重，平民遇到灾荒很容易负债，徭役过程中也很容易违规，受到处罚，最后因交不起罚金负债，平民沦为债务奴隶的可能性不小；拥有爵位的在徭役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优待，万一出事还可以抵罪抵罚，为家庭赢得不小的保障。

纪录片中，刘邦分封群臣。

另一方面，侯以下的爵位可以降一级传给儿子，也就意味着普遍将士不出大的意外，爵级可以保家族三四代的平安。即便到了后代，只要有爵位，就意味着他们是当年军功圈子的一员，地方小吏的任命主要由郡县长官决定，所以后人将来当小吏走仕途的机会也比普通百姓大很多。可以想象，军功后代通过一定的努力，是很容易进入地方治理体系中，并得到更多的升迁机会。

大致总结下来，汉高祖对于开国战争中征召的数十万将士的复员安排大致遵循以下思路——给予极高的荣誉，给予非常好的福利和可能的后代未来的上升空间，但在实际财产分配时灵活处理，尊重那些不打仗却获取了大量土地的小吏利益，维持现有的基层架构与财产秩序，“以吏治兵”。

正是刘邦和他的团队在处理复员将士问题上能尊重客观现实，采取灵活的手段有效平衡基层各方，保证了兵、民两方面都基本满意，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转，为西汉的长久国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ND

作者 | 扁舟听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