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
作者: 记者 程潇龙 编辑 陈筱妍
浙江第一监狱
昨天,快找人收到一份很特别的“寻人启事”——
寻找民国浙江陆军监狱的最后一任典狱长陶礽
生平不详,
浙江绍兴人,
系国民党少将军衔
自1927年至1949年,
陶礽历任杭州监狱(即浙江第一监狱)
浙江陆军监狱典狱长,
长达22年之久
寻人的是浙江监狱陈列馆副馆长邹雨龙。
为什么要寻找半个多世纪前民国时期的一个典狱长?
“他是浙江监狱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他身上发生的很多故事,也是杭州历史的一部分。”邹副馆长说,寻找他的目的,是为了丰富陈列馆的史料。“这位典狱长一生传奇,我们很想知道,他后半生更多的故事。”
半个多世纪前 西湖边有个很神秘的地方
当年,在离西湖不远的西大街(现在的武林路)上,有一条直通小车桥的胡同。
一眼望去,里面像是一个颓败的大户门庭:方砖甬道、廊檐重叠、瓦壁灰暗、苔藓暗绿。
走进去,胡同的东墙,高得遮住了太阳光,墙的里面,就是浙江陆军监狱。
监狱四周筑的是双层高墙,墙上电网森森,东北、西北两角都设有瞭望全监的岗楼。
里面偏南处的空地,特设一个刑场,场东有一排木柱,行刑时会捆绑被枪决的人犯。
浙江陆军监狱,当年门牌号是钱塘路6号。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这里是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的办公地点。
今天,这里是武林路1号,望湖宾馆所在地。
据《杭州地方志》记载,浙江陆军监狱始建于1912年5月19日,前身是杭县迁善所(习艺所),原本是封建军阀的老监狱,囚禁军事犯、盗窃犯及其他刑事犯的。
1927年(民国十六年)夏天,一个叫陶礽的绍兴人来到这里,任典狱长。
这个绍兴人,在此之前,他身在北京,曾是京师第一监狱第三科科长。从1915年(民国四年)开始,他通过数年的努力,扩建了新北监。
当时的新北监规模不小,可容纳男女犯人1000多人。
作为绍兴人,陶礽不乏浙江人的精明才干,十分善于经营。
他为犯人开辟了工厂,新北监开办时,上级只给了他经营资金“基本金三千元”。
但经过9年多努力,在离开北京回浙江时,“交出时计盈余十七万元。”其中“仅印刷一科每年盈余常在万元以上”。
他每年生产上万打毛巾 在龙翔桥一带卖火了
因为太能干了,这个绍兴人备受上级器重,被调往杭州建设新监区。
陶礽在杭州的“第一站”,其实并不是浙江陆军监狱,而是很有名的浙江第一监狱。
南宋时期,这里是大名鼎鼎的大理寺狱所在地。
而在今天,这里有个杭州人耳熟能详的称呼:小车桥。1142年1月27日,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即蒙冤屈死这里。
时光变迁,这一带,周边街巷的名称也几经变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原民国浙江第一监狱的历史建筑被拆,变为西湖时代广场。
但“小车桥”在杭州人记忆里一直没变,就像K49路等多条公交车的站牌,小车桥的站名至今保留着。
在宋亡后,小车桥为历代监狱所在地,清朝宣统三年(1911)又建监,初名为浙江模范监狱。1919年1月,改称浙江第一监狱。
据考证,陶礽从1927年(民国十六年)起在浙江第一监狱出任典狱长。
陶礽新上任时,这座监狱的管理是一团混乱,连最起码的运营资金都少得可怜。
从零开始,这个浙江人再次发挥了聪明才智。
新官上任一把火,他在浙江第一监狱兴办大批工场,如缝纫、织袜、织布、艺术雕刻、糊盒、刷印等工场,并亲自“督囚自造”。
陶礽的经商头脑无疑是天生的,他还在监狱的临街房内建起了一座“大超市”,美其名曰售品所。
这里专门寄售其他省内监狱的“优良出品”,但售价的5%归第一监狱。
由于地处热闹的龙翔桥菜场附近,“大超市”生意红火。尤其是第一监狱生产的毛巾,很受杭州人喜爱,每月出千打、每年上万打,仍然供不应求。
那一年他没有离开家乡 将十多名地下党员、进步群众保护起来
除了聪明能干,陶礽还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
在他的倡导下,浙江第一监狱还专门为贫穷的犯人,特别提供夏装和冬装两套制服。
在劳动上,他保证“人人可从事工作”,并“酬给赏与金”。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陶礽离开多年经营的浙江第一监狱,出任浙江陆军监狱典狱长。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杭州,接管了浙江陆军监狱。
原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部干部刘文山回忆说:“当时的典狱长是一个国民党少将,名陶礽,全狱伪警共65人。我军解放南京后,国民党把狱内关押的其他人犯都释放了,只留下18名政治犯,其中有中共党员,也有为党做事的进步群众。杭州解放前夕,陶礽的上司曾命他押送18名政治犯撤逃广州。也有人劝陶礽去台湾,按他的身份是够格的,但他却未逃,全狱伪警也未逃散。”
危城时刻!陶礽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一直等待人民解放军到来,移交了浙江陆军监狱,确保了十多名地下党员的安全。
急寻“监狱长”的后裔子孙
邹雨龙副馆长说,自1927年至1949年,陶礽历任浙江第一监狱、浙江陆军监狱的典狱长,任职典狱长的时间跨度长达22年。
陶礽的监狱管理理念,深受民国监狱学家、京师模范监狱典狱长王元增的影响,尤其是对犯人的教诲教育和犯人作业等方面,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解放后,他仍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1949年12月,他向杭州市人民救济事业委员会,呈送亲自撰写的《京外各监办理作业情形及在监人民学习生产打通概况》和《浙江军监作业情况》,将自己二十多年来经办监狱的实况摘记出来,以供救济会参考。
邹副馆长说,“希望快报能刊登这篇寻人启事,我们想尽快寻找到陶礽的后裔子孙,来补充后来被湮没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