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科普一下人体器官捐献,人体器官捐献有什么用

清明前后，人们发现，在媒体上看到了更多对于器官捐献者缅怀的报道。据统计，全国各地已建成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场所超过了200处，这背后都是怎样的故事和现实？接下来，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又要破哪些题？怎样更好发展？

周一，江西省红十字会举办了遗体器官捐献者清明追思缅怀活动。而就在活动一周前，因脑部肿瘤突发破裂出血，年仅25岁的高俊帆被诊断脑死亡，他也成为当地最新一批捐献者。自小听力受损的他喜爱音乐，他生前学了一首吉他曲，是姐姐最喜欢的曲子，但并没有来得及亲自弹给姐姐听。

高俊帆姐姐：高俊帆听得见，但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比较微弱，所以他弹到后面，其实有些音准是不完美的。他朋友也说，这首歌曲他怕他弹不好，他说他要学你喜欢的这首曲子弹给你听。

悲痛之中，在了解到高俊帆的器官符合捐献条件，高俊帆的家属犹豫再三做出了决定：将他的器官捐出，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由此，他的五个器官将能帮助5名器官衰竭患者重获健康。

高俊帆家人：生命的延续有两种存在的方式，第一种是人身体的死亡，还有一种是当这个世界上所有跟他连接的人都已经消失了，这又是一种死亡。因为我们也是破碎的家庭之一，我们是特别能够感受到的，如果能够去挽救更多的家庭，这个意义会放大。

据不完全整理，本周三清明前后，已有超20地相继不同时间举办了民众缅怀器官移植捐献者的活动。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4.4万余例，捐献器官13.5万余个，成功挽救了十余万人的生命。然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患者数量庞大，整体的器官捐献率却仍然较低。作为国内最先出台器官捐献地方性法规的城市，深圳也于周日举行了缅怀活动。

深圳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张英姬：今年是整个疫情防控完全放开之后的第一次清明缅怀纪念活动。事实上，在三年的疫情当中，我们这样的缅怀纪念活动从未停止过。我们当时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缅怀，因为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这样一个大爱的事业，有这么多人能够在生前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力宣传和积极传颂他们这样高尚的举动。

墓园中有三棵郁郁葱葱的百年古榕，古榕下的墓碑上，刻着“光明树”。自深圳首例角膜捐献者葬在这里以来，十七年时间里，光明树下已有200多名眼角膜器官遗体捐献者长眠于此。在活动上，捐献者家属叶玮向来者讲述了一家两代三人有关器官捐献的故事。叶玮的父母曾作为深圳器官捐献立法后，深圳市红十字会首次接到夫妇同时捐献器官、遗体的志愿书；哥哥与癌症斗争15个年头后，也捐献出了自己的眼角膜。

捐献者家属 叶玮：像爸爸、妈妈、哥哥这样的捐献者们，因为他们也给了我们生命的启迪，让我们要好好珍惜生命，去帮助更多的人。又到清明了，今年能够来到“光明树”下追思我们这些大爱的前辈们，既是有着满满的思念，更是一种感恩。

长存，代代相传，成了叶玮一家关于生命观念的真实写照。而借树寄以的感情，令这几棵“光明树”愈发茂盛。志愿者表示，现在公众对于器官捐献的包容度也在随着观念的改变而提升。截至上月底，深圳市已有累计8.4万人申请器官遗体捐献登记，器官捐献公益理念渐渐流动着。

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向明明：最初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就退避三舍，甚至我们发传单给路人的时候没有人敢接，一看就退得很远，现在很多人是主动过来向我们咨询这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已经有一个长足的改观了，这也是我们大家愿意看到的。

除了此类线下祭奠活动，广西、吉林、四川等多地也策划了线上缅怀活动，除了拟献花，网民还可以向捐献者写下留言记忆思念。而除纪念日之外，家属和志愿者们也会不定期来纪念园探望。这份情感已经超过时间和场景的束缚，被铭记在心底。

深圳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张英姬：生死观的进步，推动着我们人体器官、遗体、眼角膜的捐献事业，因为这是与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念有所不同的。所以这点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更多的人了解这样一个让生命再次绽放的理念。

2015年的1月1日开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

吴玥：我是一名接受了两次双肺移植的患者。我有两个熟悉又无法相见的朋友，一个叫放牛小弟、一个叫三十同学，我有九封写给他们的信，但是这些信永远都无法寄出。

吴玥：我想把这份感激之情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有双盲原则，是不允许我们去见我们的捐献家庭的，所以我就想到了这样的方式来每年给他们写一封信，表达我的思念以及感恩。

经历过两次手术的南京姑娘吴玥，现在恢复得不错，从事着一份公司文案的工作，身体状况看起来与正常人也没有太大差别。而在十年前，她的生命曾显得那么脆弱，一种罕见的肺病突如其来，药物和普通手术都已经无法发挥作用。

吴玥：因为我当时已经开始吸氧，不能断氧，然后又不能下地行走，就带着氧气瓶去了无锡。评估之后我们需要排队才能去做移植，因为供体实在是太少了，等待需要做移植的病人很多。

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副主任 吴波：肺移植应该是对中末期的肺病，现在是唯一的救治方法。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她的肺的淋巴管肌瘤病进展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当时对她来说没有其它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肺移植，如果不做的话，恐怕她就呼吸衰竭，就会面临着死亡的问题。

对于危在旦夕的器官衰竭患者来说，器官移植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治疗手段。但医生告诉吴玥，器官移植不仅手术风险大，更需要找到合适的配型，这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而这只能依赖于一位合适的器官捐献者出现。

吴玥：我当时对自己的预期，我等的肺源应该是在一年到三年之内能等上就已经足够幸运了，所以我是抱着长期的心态在等。我当时还是靠吸氧能维持住的，医生当时给我的预计寿命也是五年，我想我在五年内应该还是能等到的。

等待的时间没有很长，三个月后，广西的一位捐献者与她配型成功。这位捐献者离世后，吴玥的移植手术在无锡进行。

吴玥：医生通知我说有匹配的了，当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的求生欲是那么强，我眼泪立刻就掉下来了。手术出来的时候，医生要我摘氧的时候我是有点抗拒的，因为我怕自己喘不上气，但是医生说你的肺适应得非常好，你可以尝试自主呼吸了。自己离开氧气管自主呼吸的那一刻就觉得，那第一口空气真的无比珍贵，那种自由的感觉非常非常幸福。

懂得感恩的吴玥说，获得重生后，每一次呼吸都是恩赐。她重新拥抱世界，旅游、健身、写作，参加公益活动。然而，美好没有一直持续。2018年，手术后的第五年，她出现严重排异反应，必须进行第二次肺移植。不过，好运气再次眷顾，她第二次等来了肺源。

吴玥：我真的是幸运中的幸运了，两次都是这样。我当时确实也是血型的原因，A型血比较好等，供肺稍微容易一些。O型血是最难等的，他们等的最长的都是O型的。在这十年其实我看到了身边很多病友等着等着，大家可能这一次还能够交谈，下一次就见不到了，有很多人在等的过程中就离开了，确实是有很多。

在吴玥曾进行治疗的医院，有许多正在等待肺移植手术的患者。困扰他们的，除了等待合适的肺源，还有高昂的医疗费用。肺移植手术是难度最高的移植手术之一，费用也相对较高，在吴玥治疗的过程中，她的家庭几乎掏空了家底。

吴玥：我们手术花销一次大概在六十万到一百万，像我们江苏省报销只能报十五万。很多人听完了我给他们说的费用之后，确实就是放弃了，因为确实很多人的家庭条件是承受不起这笔手术费用的。而且这不仅仅是手术的问题，还有你长期术后生活的问题，长期的用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个很大的经济负担。

获得了第三次生命的吴玥，业余时间是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特约编辑，也是一名已经进行器官捐献登记的志愿者，在器官选择的那一栏，她没有丝毫犹豫地打满了勾，愿意捐献全部器官。在上周举行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普及活动中，她还成为演讲者，用亲身经历为器官捐献发声。她得到的那份爱，她希望继续传递下去。

吴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器官捐献这个事情，加入我们这个队伍中来。因为一些捐献家庭他们现在遭受的一些质疑还是挺多的，也希望通过让他们看到我们生活得很好，让他们觉得他们当初做的决定是没有错的，给我们带来了生的希望，这个举动还是很伟大的。

这几年，人体器官捐献的志愿登记人数不断地创新高，一转眼就过了600万，但是，有了志愿捐献，一旦发生意外，就能立即手术吗？还真没那么容易，为此，我们又该怎么办？

中国伦理学会健康伦理专委会会员 温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副教授 林建锋：这是我们学校的生命大道，我们每一个雕塑都是基于医学生的公益实践。

2014年，林建锋开始对器官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献血这个“三献”工作展开研究。其中，器官捐献囿于保存条件等因素，手术尤为急迫。他发现，因缺乏数据互联，查询受限，出意外后协调效率低，易造成器官浪费。

林建锋：生前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以后，很多人捐献证书是没带在身边的。发生意外的时候，医院包括协调员，包括家里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国外是放到驾照上，驾照是时刻带在身上，所以我们当时也在想，能不能学国外。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出门吉利，发现放在驾照上是行不通的，后来我们就再去调研，大家其实支持率80%以上是放到电子医保卡上，因为这个是医疗场景。我们医院的医生就会第一时间看见，家属以此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压力就非常之小。

这个可承载“三献”信息的温州医保卡，已与全国志愿登记系统对接了三年，浙江正努力进行省级对接。明确意愿后，实现捐献的最后一步还有家属签字，压力其实也不小，一旦没发现捐献意愿，拥有躯体处置权的家属压力更大。

林建锋：我们在活动当中，碰到了一位00后的捐献者家属，他说我签署了我妈妈的器官捐献书，我都没有告诉别人，护工怎么会知道。护工问我说，一个器官多少钱，给这个孩子非常大的打击，他觉得我这么一份善心竟然会被污名化，被想成是器官买卖。所以他今年在参加缅怀仪式的时候，他全程是蒙着面来参加的，我为什么要去研究社会关怀，因为器官捐献家庭就是有一个创伤，那么这些流言蜚语或者非议就好像盐水一样，不断侵蚀着他的伤口，你的社会关怀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让你的创口早点愈合。

林建锋：同学们，清明时节是我们开展生命教育最好的一个节点，但是我们在捐献活动当中也发现，大众在器官捐献、骨髓捐献（即造血干细胞捐献）、献血等方面，他们的观念包括接受度，跟国外相比还是有很大一个距离。

按照躯体处置程度不同，“三献”中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荣誉感较高，器官捐献很弱，器官捐献者常刻意隐瞒捐献证书，这也是数据曾难以互联之外，其捐献意愿难以查询的另一原因。生命观通识课堂上，热衷捐献工作的学生从林建锋详述中外捐献文化差异中得知，虽然我国各项捐献数字已有巨大提升，但进一步则有梗阻，原因在于国内这几种捐献，依然在受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坏”“伤元气”等传统观念影响。

温州医科大学学生 虞鑫辉：大学生就是已经突破18岁，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可以自己做一个决定。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摆脱我们家庭的影响，但所谓影响也是双向的，通过我们青年人的力量也可以影响到我们老一辈的观念。

温州医科大学学生 卜一然：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途径去给大家普及这些知识，比如说献血之后一些身体恢复，包括骨髓捐献对身体的影响，所以首先是给自己家长去普及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让家长更多了解到其实血液捐献和骨髓捐献，对身体没有所谓的那么大创伤。

在温州医科大，有分别专注于鼓励社会进行某种捐献的学生社团，林建锋曾带领学生调研发现，高校是影响公众捐献行为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医学生，更早习得好的生命观，率先从传统观念中突围，更快加入捐献志愿，并能深入公众，更新其观念、认知，消除信息盲区。

林建锋：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助人为乐精神、好人好报精神，送人玫瑰手留余香，都值得我们好好去弘扬、去传播。我觉得中西方捐献的共同价值观，其实就是一个爱，我们的捐献就是大爱。原先我们可能会宣传，捐献很伟大、很高尚，但是有时候觉得太高了，打动不了人，我们新的宣传口号就是一种爱心接力，生命延续，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生命观。

社会需要继续对捐献之爱进行褒扬和集体缅怀，林建锋同时强调，无偿和自愿是原则，但不排斥对捐献相关者施以人道关怀，这都仰赖高校等宣传力量进一步助推公众观念和认知更新，才不会把关怀视为获得公众捐献行为的利益交换。

林建锋：我们现在献血也好，造血干细胞也好，器官捐献都是无偿的。但是捐献的行为是需要我们除证书之外的精神激励，同时加社会保障这么一种方式。我们财政或慈善给他买一份健康险，等他老年的时候得到一份生命保障，就体现一种你奉献爱，我为你行孝，这么一种新时尚、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