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解]爆料知识:新农村建设问题,乡村振兴 新农村建设

文/ 李昌金（江西宜黄政协委员、三农研究者）

乡村振兴，意义深远。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政府在忙着出文件、列工程、造项目，专家学者在忙着写论文、做演讲，机构在忙着办培训班、揽项目……最赚钱的当然是做规划的，一套模板吃天下。此情此景，似乎给人一种“重复昨日故事”的感觉——2006年的新农村建设开局也是这个情形。

自2006年开始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部分农村受益于城镇化，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另一部分农村则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的等因素，日益走向衰落，其衰落的程度和范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十室九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正是这种衰落的一种写照。农村的衰落不仅体现在村庄破败、环境污染以及生态恶化等，也体现在村庄内生秩序能力的衰落：道德滑坡、文化断层、信仰缺失等。

人们不禁要问：新农村建设推进了13年，为什么农村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衰落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还是我们新农村建设方法不对路？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实现的程度如何？紧接着人们要问的是：新农村建设没有解决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就能解决吗？专家解读说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那么它升级升在什么地方？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吗？对于人们心中的这些疑问我们没有理由置之不理。

有学者分析认为，未来的农村，10%的村庄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60%的村庄会逐渐空心化，只有30%的村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笔者20年前工作过的江西省宜黄县南源乡，那时这个乡总人口8217人，农林业为主导产业，前不久笔者再去这个乡，整个乡只剩下1049人，80%的耕地抛荒。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农村每天有100个村庄从地图上消失，近十年有近90万个村落消失。

武大教授贺雪峰认为，乡村振兴应分两步走，从现在起到2035年近20年主要是为乡村振兴创造条件或进行初步的乡村振兴，这个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在于保底。从2035年到2050年开始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贺雪峰还认为，全国符合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条件的农村只有很少一部分，全国农村最多只有不足5%的农村具有赚取城市人“乡愁”钱的可能。

毋庸讳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许多复杂问题，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并未统一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步伐是不是要迈得稳一点？是不是不能操之过急？是不是要把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透彻？最近，北京一些权威人士也发出了乡村振兴绝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可能要重犯历史性错误的呼声。这是一种理性的呼声，因为在这方面我们走过很多弯路，有过深刻教训。

不管怎么样，既然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那么对过去十多年新农村建设工作进行必要的总结，并从中找出一些可供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借鉴的经验就应当是一项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工作。不过，到目前为止，无论学界和政策部门似乎很少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以一个基层实践者的视角，通过对过去十多年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反思，就当前全国各地正在推进之中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提出几条建议，大道理不说，也不面面俱到，只谈实际问题，供决策者和实践者参考。

一、加强乡村振兴理论研究

这些年来，大凡经常去农村的人都会看到一个定人痛心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国家集体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荒废掉了。例如，最近几十年来，各级政府把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农村中小学建设当中，到本世纪初，几乎所有行政村都建成了设施基本配套、功能基本齐全的村级小学。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西部农村地区90%以上的村级小学都荒废了，而与此同时，城镇中小学校却人满为患，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教育部统计公报显示，过去40年全国有91.6万所小学在中国消失。造成这种浪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变迁规律认识不足，相关政策缺乏前瞻性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特别重视理论研究工作，只有用正确的理论做指导，才能使乡村振兴战略不走或少走弯路。乡村振兴理论研究范围很广，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层面。党的十九后，很多专家学者加入到了乡村振兴理论研究的行列，但总的来看，接地气、能指导实践的理论成果很少，因此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前面临的最大瓶颈是理论的缺乏。因此，各级政府要把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工作放在突出地位，要用丰富和高质量的理论成果来指导乡村振兴实践。

二、提高乡村振兴决策水平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发展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某些政策的短视、顾此失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有基层的同志发出这样的抱怨：现在许多农村政策都是一群书呆子在空调房写出来的，一点不接地气！农村政策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重经济轻社会、重发展轻改革、重物质轻能力、重给予轻教育等几个方面。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领导增强科学决策能力，切实提高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尤其是要避免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提高乡村振兴科学决策水平，关键是要立足长远、把握大局、通盘考虑、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社会建设、推进农村改革；在坚持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同时，还要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力，要让农民参与政治过程；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工作，约束少数农民的不良行为，通过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提升农村社区的自治能力等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三、突出抓好农村产业发展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花了大量精力抓农业产业，从农业产业化、产业调整结构，到公司加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等等，但最终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产业结构调整始终走不出“赶了猪来羊涨价”的困局。显然，“就农业抓农业”的传统思维已适应不了新形势。诺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办法是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新兴经济模式下，除了传统生产要素，还有以知识为特征的技术、智力、人才、大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就是要充当新的生产要素的主要研究者和供给者，并创造一套激励农民引进生产要素的好制度。同时，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等等。

农村产业发展需要多方支持，其中农村金融不可或缺，但农村金融改革滞后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农村金融改革的最大瓶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金融的缺失。提高农民主体金融组织化程度，由为农民服务到允许农民自我服务，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问题。因此，各级政府要解决思想，大胆放手让农民发展合作金融，解决农村产业发展缺资金问题，并以此激活农村资源，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促进农村自主发展，有效提升基层组织服务和治理能力。

四、建设乡村要有乡村思维

过去几十年城市取向的发展，使大多数人形成了一种城市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当然，“住城里一样的房子，过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也是过去几代农民的梦想。政府为了迎合农民的这个梦想，自然就把农村城市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于是，大拆大建， “四通一平”， “六个统一”，园林化、公园化、景区化等，就成了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通用模式，结果造成了“单一性、城市化、千村一面”等问题。农村不再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及社会各方面将有大量资金投放到农村，其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于乡村改造，尤其是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传统村落保护、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等项目。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照搬城市思维，而是要坚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不搞大拆大建，尽可能保留村庄原有肌理。为此，需要采取一些“倒行逆施”的办法：去符号化、去标准化、去形式化、去设计化、去行政化、去园林化、去城市化。最终的目标是：“树上有鸟，河里有鱼，地里有虫”；“让年轻人回来,让鸟儿回来,让民俗回来”。

五、赋予基层组织更多自主权

基层组织权责不匹配、被条条框框梱住了手脚、工作缺乏自主性等问题由来已久。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媒体不恰当的报道，基层干部形象受损，一些政策的设计者出于对于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的担忧，而把本来属于基层的权力上收，这是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几年来，基层反映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项目申报难、项目下来拿钱难。主要原因是某些政府职能部门设置了太多太高的门槛，尤其是招投标制度。基层的同志抱怨，给贫困户盖个房要17个部门审批，几百万元的古村修复项目走流程花掉五六十万等等。这些问题说明，农村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已非常严重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破除一系列阻碍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给基层组织和农村社区放权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一项任务，各级政府尤其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农村怎么建，上面只要定一个原则、划一个底线，其他的事情让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己去决定。基层干部最了解农情，又能吃苦耐劳，他们有能力、有办法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有识之士呼吁：回到八十年代吧，分权放权，解放基层干部，让基层干部从问题入手，实事求是放手干吧！

六、增强规划编制科学性实效性

新农村建设各地都搞了很多规划，做得好的地方,有总体规划、分步落实计划、具体项目策划，有的还有分区域、分类别、分乡镇、分片分村的方案，为此各级财政都花了不少钱，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规划真正落地的很少。在实际工作中，规划与建设“两张皮”现象十分普遍。有人就曾尖锐地指出，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村规划设计方案和废纸没有区别，落不了地、落地了就是笑话。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是政府部门形式主义走过场，其次是规划机构“批量生产”、“千篇一律”，其三是农民承包地“长久不变”、宅基地谁占谁有，农民不按规划建房等。

目前，各地又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编制各种规划，各级领导要摈弃走过场思想，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实效性。编制规划要尊重客观规律，实现多规合一，同时要走群众路线，让当地各方代表参与制定规划，尤其村庄发展规划，要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参与式方法，由农民、项目人员和外部专家共同参与讨论并提出村庄发展项目，对于“空心村”该放弃的要放弃。还要注意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问题，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规划出来后要“一张蓝图干到底”。

七、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

说一千道一万，最后取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级的考核指挥棒，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考核指挥棒。基层的同志最终还是盯着上级考核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下面就往哪里冲，上级要怎么样的乡村振兴，下面就给你做怎么样的乡村振兴，而不是看中央一号文件上是怎么说。以往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墙上甚至山上刷涂料、村内配健身器材、地面过度硬质化等等，都是根据上面的考核要求做出来的。

因此，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要科学制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考核办法，考核办法应全面准确体现十九大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在考核内容方面应尽可能减少规定动作，增加基层自选动作，尤其是要鼓励基层创新，尊重基层和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乡村振兴工作做得好坏的评判权应当交给当地农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满意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八、吸取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

韩国新村运动后期总结了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其中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引以为戒。短期来看，韩国新村运动立竿见影，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并把现代意识引入农村社区。但是，新村运动的成果掩盖不了农民的大规模外迁和农村社会的衰退。从本质上讲，新村运动并不能扭转或减缓城市化进程，如果不能主动应对城市化、融入城市化，必将被城市化吞噬。韩国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并没有找到一条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根本出路。韩国总结的新村运动教训中，有两条特别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因为韩国曾经发生的故事正在我国各地上演，而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两条教训：一是政府过于干预，农民过于依赖政府，抑制了农民自主性、创造性的发挥。他们认为，政府干预难免滋生长官意志和决策失误，矫正起来成本与代价很高，有些社会效应是不可逆的,因而无法挽救和补救,损失也比较大。单一、单向的政府计划、政府行为导致和加剧了政府“实绩主导”和“办公室预案”的倾向和后果，外观上显眼的政绩多，对农民没有多大帮助的工程项目也不少，浪费了国家的人财物。二是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未能及时发现和反思运动中期政府的过度干预，因而未能及时提出解决对策和措施，进而导致一些本可避免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