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专业介绍:监察委员会是我国的,中国足协反贪风暴

中国足协办公地，北京世东国际大厦。过去几个月，多名官员被带走接受调查。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图）

“谁也不知道明天哪个人会被带走。”霍宁是一家中超俱乐部的投资人，2023年联赛开始前，和中国足协对接时，他发现工作人员多少带点情绪。面对错综复杂的足球环境，霍宁感到迷茫。

最尴尬的一段时期，中国足协高层只剩下分管青训和女足的副主席和纪委书记等，但要面对大到联赛规划、国家队发展，小至准入名单、赛程编排等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工作。

2023年3月29日，中国足协召开媒体沟通会，公布新赛季职业联赛俱乐部准入名单。此时，离预计的中超开幕式日期，不足三周。上一年，准入名单公布时，距中超开幕式还有两个月。

会议开到一半，大部分人的手机都收到了新闻推送，两名曾在中国足协任职的官员被带走，接受调查。一位与会者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会开得很快，也就半小时。”

4月初，南方周末记者向一位中国足协员工询问，中超开幕式能否如期举行。他笑了笑，“争取吧。”直至4月7日中超赛程公布，揭幕战将准时打响，一切才尘埃落定。

这份不确定，源自过去两百多天里，中国足球掀起的新一轮反腐风暴。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信息显示，截至4月13日，此轮足球反腐，中国足协系统（含前任官员）共有10人正接受调查。包括原国家队主教练李铁、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和分管足球的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等。其余接受调查的足协人士也均在核心部门担任过要职。

“足球领域出现行业性系统性腐败。”4月6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习骅在会上指出。与会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强调，严查腐败问题，坚决整治“靠体吃体”，深入开展全国足球领域教育整顿。

经南方周末记者核实，多家职业联赛俱乐部亦出现有人被带走接受调查的情况。

眼下，足球领域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与俱乐部的解散、投资人的彷徨、赞助商的却步，交织在一起。职业化改革即将迎来三十年之际，中国足坛掀起了一场“刮骨疗毒”式的反腐风暴。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及采访证实，截至目前，2022年起的本轮反腐，共有二十余人被带走接受调查。

“两面人”王登峰

从公开的时间线上，这一轮足坛反腐的起点，来自230余天前的一则通报。

2022年8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显示，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接受审查调查。作为教育部门的官员，王登峰曾当选过中国足协副主席，长期负责校园足球工作。

2023年3月底，王登峰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信息显示，王登峰将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工作职责异化为私人牟利工具，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搞两面派，做两面人，销毁证据，对抗组织审查。

教育部一位退休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通报中谈及的“重大决策部署”，指的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发展规划。

王铭是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从事足球工作几十年，他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为增强学生体质，扩大全国青少年足球人口，启动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国家体育总局每年从体彩公益金中拨出4000万专项资金（2013年起提升至5600万），用于推广青少年足球和校园足球。

几年后，校园足球的主导权从国家体育总局过渡至教育部。教育部官网显示，2014年年底的一场会议上，时任教育部主要领导宣布，教育部将主导校园足球。

承担具体工作的，是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下称“体卫艺司”）。北京大学毕业的王登峰，30岁破格晋升教授，2006年从北大调至教育部任职。2011年，他开始担任体卫艺司司长，直至落马。

“王登峰能说会道，讲一个东西，可以脱稿说上一两个小时。”上述教育部退休官员介绍，王登峰给人的最初印象，便是他的口才。

2015年，王登峰出任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全国校足办”）主任，成为全国校园足球的实际负责人。

多位足球业内人士介绍，相比普及工作，王登峰更注重比赛，并搭建了从校内联赛到县区、市级、省级、国家级的五级竞赛体系。

王登峰倡导的校园足球发展思路，即构建竞赛体系、设立荣誉激励机制等举措，与许多足球专业人士的意见相左。

王铭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校园足球的“主战场”是课堂，应该定位于让青少年身体素质得到锻炼，进一步提升足球技术水平，而比赛只是一个杠杆。为此他曾多次向王登峰表达过这一理念，但并未得到认可。

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路，曾担任中国足协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长期关注青少年足球的发展。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多年来，校园足球的方向已经偏离，一直在走早期专项化训练，选拔尖子的模式，越搞机会越小。应该做的是大面积普及，让青少年爱上足球。

2019年年初，第一批校园足球国家集训队成立，并组织与三家中超联赛俱乐部的青训梯队比赛，分为不同年龄段，结果校园足球国家集训队六战全胜。

不过，赛后人们发现其存在“大打小”的情况，队员个子更高，身体更壮。南方周末记者找到部分当时比赛照片，发现一些校园足球国家队队员，确实比对方高出一截。

赛后，全国校足办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各组别集训队和俱乐部梯队在年龄组别设置上有一定差异，梯队的参赛队员有部分年龄更小，几场友谊赛的结果“并不足以客观反映中国校园足球的真实水平”。

王铭介绍，中国足协负责管理各地青训工作，“大打小”事件发生后，一度引发足协不满，还有人找到他提意见。

2019年8月，新一届中国足协领导班子选举，王登峰卸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三年后，王登峰接受调查。截至2023年4月13日，体卫艺司与全国校足办合用的公众号，已有半年多未更新信息。

足协被查人士均涉核心部门

2022年11月26日，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接受调查，拉开了中国足协反腐的序幕。

随后几个月，中国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兼国管部部长陈永亮、中国足协原秘书长刘奕、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黄松、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中国足协原副主席于洪臣、中超公司原总经理董铮、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相继被带走接受调查。

中国足协官网显示，其根据法律授权和政府委托，负责管理全国足球事务。中国足协设有秘书处，管理18个职能部门，以及两家公司。中国足协还成立了多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专项事务。

上述被调查者所属的国管部、竞赛部、中超公司、纪律委员会，都是中国足协的核心部门。其中，国管部负责管理国家队事宜；竞赛部负责各级职业联赛运行，包括注册、准入等；纪律委员会有权对球员、球队、俱乐部官员等进行处罚；中超公司则拥有中超联赛的商务资源经营权。

如果比较他们在中国足协的任职时间，陈戌源与刘奕相对较短，均在2019年入职。此外，两人此前未有过体育系统的任职经历。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中国足协主席一职为兼任，实际管理足协工作的是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下称“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与足管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直至2017年年初，足管中心撤销。

2019年8月，陈戌源成功当选，成为首任专职中国足协主席，也是首位非体育系统出身的中国足协主席。

此前，陈戌源曾担任上港集团董事长。2023年1月，上港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3年排名全球第一。上港集团拥有一支中超俱乐部——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2018年，上海海港夺得中超冠军，打破了广州恒大（现名广州队）对中超冠军长达7年的垄断。

而担任中国足协秘书长之前，刘奕曾是足球经纪人，上海巍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体育经纪，曾签下李娜、谷爱凌、张伟丽、苏翊鸣等多位知名运动员。

陈戌源与刘奕来到中国足协任职，曾遭到多位足球业内人士质疑，缺乏足球管理经验，又是利益相关方。

足协此轮被调查者中，除杜兆才外，其余均属于足协“老人”。其中，陈永亮曾经历起落。

张康是一位国际级裁判，曾执法多场中超比赛，与陈永亮有过工作往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1年左右，陈永亮开始在中国足协负责裁判工作，长达八九年，是实际上的裁判主管官员，“主要负责选派裁判执法比赛，写明理由后，给领导审批，一般都会通过”。

当时，陈永亮的领导是时任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李冬生。2010年，公安部侦办的足球比赛赌博系列案件中，李冬生被带走接受调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刊载的文章显示，2005年开始，李冬生与陈永亮合谋，以虚开发票的方式，套取公款4.63万元，两人私分。

李冬生利用技术部组织裁判员培训的机会，与陈永亮合谋，先后以收取资料费等名义，向每位学员收取100元。后来，陈永亮通过各种名目，将部分培训款项在足管中心或地方承办单位的财务账目中核销，两人收取的7.15万元培训费私分。

然而，公开资料中，没有陈永亮遭受处罚的信息，李冬生则被判九年有期徒刑。

据张康介绍，2011年前后，陈永亮离开技术部，前往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工作。2015年年初，腾讯体育亦曾报道过陈永亮在该部门工作的消息。

2010年，于洪臣调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年后任中国足协副主席。据中新网报道，成为中国足协副主席后，他分管过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以及中超公司。

换言之，于洪臣与陈永亮有过上下级的工作关系。2017年，于洪臣离开中国足协，前往中国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任职。

中超公司公众号显示，2016年陈永亮担任中超公司副总经理，后接任总经理一职。“当时非常诧异。”赵京曾在中国足协担任过中层职务，与陈永亮有过多次接触，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陈永亮为人低调。

工商资料显示，2018年陈永亮卸下中超公司总经理一职，继任者便是董铮。中国足协管理着中超公司和福特宝公司，后者拥有中国足协杯赛、中国足协超级杯赛等多项赛事以及活动的商务开发权。

2020年12月，福特宝公司微信公众号显示，董铮以中国足协市场开发部部长、福特宝公司总经理身份出席活动。2023年4月13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中超公司主要人员名单中，总经理仍为董铮。这意味着，董铮一度身兼三个部门职务。

赵京介绍，董铮家境优渥，又曾是国家队的翻译，为人相对高调，性格与陈永亮截然不同。

然而，董铮接受调查前，已经离开中国足协。2023年3月9日，中国旅游饭店协会公众号曾发布一场活动预告，董铮以NBA中国全球合作伙伴高级副总裁身份出现。

成都市体育局微信公众号显示，2020年8月，陈永亮以中国足协国管部部长身份亮相，与他一同出席的是国管部副部长黄松。陈永亮担任国管部部长，管理着国家队事务，又成为李铁的领导。

按照公布的被带走调查时间来看，先后是李铁、陈永亮、刘奕、陈戌源、黄松、王小平、董铮、于洪臣，他们均担任过核心部门要职。根据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官网，他们均在湖北接受调查。

此外，王登峰在山东接受纪检监察机构调查。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在何处接受调查，则尚未明确公布。

2023年3月底，中国足协楼下停着来自湖北的警车。 （受访者供图/图）

有人失联，有人辟谣

李铁接受调查后，多个足球俱乐部相继出现球员或工作人员被带走的情况。

其中，深圳队门将张鹭是较早被带走的球员之一。据财新报道，2022年11月29日，张鹭被湖北纪检监察部门带走。此前，张鹭与李铁曾是辽宁宏运队的队友。李铁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后，张鹭亦进入过国足集训名单。

除了球员，深圳队多名工作人员也被带走。经南方周末记者多方核实，目前，深圳队总经理丁勇、前任总经理丁冬梅和李小刚均被湖北纪检监察部门带走，接受调查。

三人之中，丁冬梅和李小刚从深圳队背后的佳兆业集团（01638.HK）调任而来，没有足球管理经验。加入深圳队前，丁勇曾在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担任高管，当时，权健集团董事长束昱辉兼任俱乐部总经理。2016-2019赛季，张鹭曾在天津权健当过门将。

2018年年底，权健集团爆出“传销门”后，天津公安机关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逮捕了束昱辉，公司资金被冻结。旗下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无力继续运营。2019年年初，据《新民晚报》报道，天津市足协开始托管球队，并更名为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2020年，球队解散。

工商资料显示，2020年3月，深圳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变更为丁勇。

2023年1月4日，丁勇发了一条朋友圈，图片里是人的背部，文上了黑色的鸟类图案，占据了半个背部。丁勇配上了两个字：凤凰。此后，他的朋友圈再无更新。

一位接近深圳队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丁勇前一天还在开会，第二天就被带走。2023年，湖北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曾在深圳停留过一段时间，多位工作人员被叫去协助调查，但都回来了，“有人甚至提前想好了会被问到什么问题，把证明材料和交易记录都打印了出来”。

过去几个月，时不时有球员和俱乐部高管传出失联消息，也有人想尽办法辟谣。

2023年1月，一位足球记者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时有位国脚传出了出国跑路的消息。该国脚向他咨询了一个小时要如何辟谣。通话过程中，国脚还让自己的妻子过来接电话，打了两句招呼，以示清白。

同月，南方周末记者与一位担任过多家足球俱乐部高管的人士见面。过去一段时间，他曾经工作的俱乐部出现了球员被带走的情况。采访期间，他陆续接到足球圈内人士电话，询问近况，或是其他人的现状。

“孩子不放心，有一次回到家里，质问起来，让我交个底，说清楚自己有没有问题。”他回复“绝对没有”。如今，他依旧关注着中国足球，但已经没有了回足球俱乐部工作的打算。

此外，2023年2月14日晚，华夏幸福（600340.SH）发布公告称，近日接到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监察委员会通知，公司董事兼联席总裁孟惊因涉嫌违法犯罪对其实施留置。2015年-2016年，李铁加入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身兼多职，担任常务副总经理、体育总监、中方教练组组长。

据南方周末记者核实，2023年以来，上一赛季曾在上海申花队效力的朱建荣、孙世林、秦升，以及四川九牛足球俱乐部球员耿晓顺、李浩杰均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据财新报道，3月17日，山东泰山队球员金敬道在上海被警方带走。

一位曾在四川九牛队担任高管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3月初的一天，天亮前后，警方冲进了该队训练基地的宿舍，带走了上述两位球员。目前，并未有公开信息显示具体是哪里的警方带走了前述多位球员，亦无从知晓他们因为什么事情被带走，相互之间有无关联。

“人还没到赛区，就有电话打过来”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主要分成甲A、甲B和乙级联赛。2004年改制后，变为中超、中甲、中乙联赛。

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1：0击败阿曼队，提前锁定世界杯出线权，创造历史。同一时期，甲B联赛的最后两轮，发生了连续假球事件。涉事五支球队（浙江绿城、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因而被称为“甲B五鼠”。时至今日，它也是中国足球史上最著名的假球案之一。

事件发生后，中国足协公布，除已晋级的上海中远外，取消当年度另一个升上甲A的资格。五支球队中，部分球员第二年的注册资格被取消，球队的引援和转会受到限制。四川绵阳队被降入乙级联赛。

新华社报道，杭州绿城董事长宋卫平把当时收受杭州绿城“黑钱”的裁判名单和受贿细节，交给了新华社。这份名单最终未公开。2002年，裁判龚建平被判有期徒刑十年，2000年至2001年他在担任甲级队A、B组主裁判期间受贿共计37万元。

2004年，43岁的龚建平在医院去世，许多疑团至今没有答案。在中国足球历史上，他是第一个因受贿被判入狱的裁判，也是“甲B五鼠”事件中唯一被判入狱的足球从业者。

一位曾在甲级联赛执法的裁判，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当时裁判的困境，“2000年左右，有些比赛，我人还没到赛区，就有电话打过来（说情），里外里把话都说了，人就像木偶一样，根本没法干，这怎么搞？”过了两年，他就不再从事职业联赛的裁判工作。

2004年，第一届中超联赛开幕。新的联赛体系吸引了很多关注，也包括地下赌球庄家。

“当时澳门博彩开始对中超开盘，赌球、操纵比赛等情况就多了起来。”一位曾在中超元年踢过球的球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个玩法，慢慢才反应过来。

2008年底，新加坡警方发出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王鑫。王鑫曾是辽宁广原队总经理。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2007年在参加新加坡职业足球联赛期间，辽宁广原队“踢假球”，王鑫参与操纵比赛。次年，7名球员在新加坡受审。王鑫缴纳了8万元新币的保释金后，回到中国。

2010年4月，公安部在沈阳将王鑫抓获，发现新加坡假球事件外，他还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等手段，操纵个别场次比赛。随后，多位俱乐部工作人员接受调查。

同年，多位中国足协官员也被带走调查，包括时任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等。

根据各类公告，当时足协系统共计有13名官员涉案，至少有9人被判刑，主要涉及贪污罪和受贿罪。刑期从两年至十五年不等。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上述事件中，接受调查的足球从业者至少还有4名裁判、6名教练员、20名球员，以及20名俱乐部工作人员。加上足协系统官员，多达60余人。

龚建平之后，2012年，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四位裁判，均被判刑。

黄俊杰被带走之后，曾穿着囚服流泪接受采访：“对不起球迷，对不起父母，我唯一对得起的就是中国足协这帮官员。”

在2022年开始的本轮足球反腐中，还未出现裁判被带走的消息。

管办分离为何艰难？

2023年3月27日，全国巡视工作会议强调，“深入查找、推动解决体育领域，特别是足球领域腐败问题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在多位足球业内人士看来，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的首要任务，便是中国足协真正做到管办分离。

长期以来，中国足协负责办赛的同时，又负责管理职业联赛。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权力与利益纠葛在一起。

南勇被带走接受调查后，面对镜头，将原因归到了自己身上：“终究还是个人的问题，还是自己没有把握好。”

而接替南勇成为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韦迪，在2010年做客一档电视节目时直言：“今后中国足协要杜绝管办不分，要完成有效监管，我们足协的工作主要就是监管。”

早在2004年，就有俱乐部提出中国足协要“政企分开，管办分离”。2012年，韦迪推动了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设立了新的机构负责办赛，办赛与商务也进行了分离，但效果不大。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方案写道，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

接下来，中国足协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拥有自主权。2017年1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

这意味着，中国足协“管办分离”真正迈出了第一步。

“管办分离”是中国足球协会改革的核心。2016年，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解释，“管办分离”就是将以往政府赋予的行政管辖权力，转变为通过规则来实现。

这在国外早有先例。比如，英足总（相当于英国足协）与负责英超联赛的英超联盟，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

2017年，《体育科研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两者的定位和关系。英足总作为英超联盟的特殊股东，只在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任免等重要决策上，享有一票否决权。此外，只有决策违背英足总的章程以及法律法规时，才能行使一票否决权。

英超联盟收入主要

相较之下，中国足协除了国家队的工作外，对职业联赛的运转仍有较大的决定权。以负责中超联赛转播的中超公司为例，中国足协持有36%的股份，其余16支队伍，每支4%。

多位足球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管办分离”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放权。

2016年，中国足协曾计划推动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成立，但迟迟未能成功。

2019年10月，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足协在一场会议上宣布，因为组建了中国职业联盟筹备组，下个赛季开始，中国足协不再参与中超联赛的日常运营，只行使监督权。

时任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表示，职业联盟成立后，中国足协将退出中超公司，不再拥有股权。未来，中国足协仅对中超拥有产权和监督权，而剩下的管理权、经营权、权益分配权将交给职业联盟。

然而，这一规划没能实现，中国足协也没有做出解释。2023年3月29日，中国足协召开的媒体沟通会上，有记者问，中国足球职业联盟何时能成立？中国足协方面回复，“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对利益纠葛较少的地方足协而言，“管办分离”的痛点来自没有钱，以及得不到认可。

杨杰曾在南方某省担任过省足协副主席，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脱钩后，找教育局，教育局不理你；要场地找规划局，不理你，说你是社会组织；找财政局，说你不是体系里的机构。”

杨杰解释，没有拨款，就得自己想办法赚钱。一般是组织比赛向体育局申报专项经费，或组织裁判员等培训，收培训费，“现在搞得好的地方足协，都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2021年，新华社曾对地方足协“脱钩”一事进行报道。该报道披露，广州市足协管办分离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积极扶持，将物业资产和球场的经营权交给足协，每年可获得1800多万元收入。

2023年4月12日，针对中国足协“管办分离”以及反腐等情况，南方周末记者向中国足协媒体联络邮箱发送了采访函。随后，邮件状态显示为已读。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4月15日，中超联赛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看台上的宣传横幅，沿用了2022年中超联赛的口号：“共创新未来”。

（应受访者要求，霍宁、王铭、张康、黄涛、杨杰、赵京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 南方周末实习生 贾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