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的公安现场法医,16年的DNA亲权鉴定,看尽人间冷暖悲欢。”邓亚军近一年半没有更新的微博上,写着这句高度概括她人生经历的签名。
女法医、女博士、“中国第一代DNA鉴定师”,邓亚军身上的小众标签很多,她本人也十分契合大众对这些小众标签的想象:干练的短发、利落的西装,简单的无框眼镜后面,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纵横”人性考场十余年,她是最公正的判卷老师。十几万张DNA鉴定报告“卷子”发下去,很多人拿到“不及格”。
她安慰、记录,却从不为任何一人改分。即便那些人和家庭就此情感撕裂,人生崩盘,她也没有丝毫动摇。
面对着那些高喊“你们正在撕碎理想和未来”的路人,邓亚军决定告诉他们真相——
亲子鉴定这场“考试”只有一道选择题,两个选项,是与不是,自愿报考。
“婚姻粉碎机”
“我们要做加急。”
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内,一个外地男人语气平静地提出需求。在他身边的是扎着马尾辫儿、同样平静的妻子,还有他们一脸懵懂的孩子。
作为该鉴定所所长邓亚军的助理,赵佳悦了解这位客户的情况:之前带孩子做过一次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并非亲生,这次带上妻子一起,是为了再次确认,也是让“死不承认”的对方现场见证。
普通的亲子鉴定出结果需3个工作日,加急只需5小时,因此,赵佳悦很快又见到了这一家三口。只是和依然平静的丈夫不同,妻子捂着脸站在一旁,马尾辫儿被扎得乱糟糟,像是挨了打。
鉴定结果仍为“不支持”。
不发一言的妻子拿着报告离开了鉴定所,赵佳悦跟了出去。站在高处,她看见她出门后点了一支烟,边哭边扶着栏杆下楼,脚步异常飘忽,“高跟鞋在走廊趿拉、趿拉地响,下三层楼恨不得用了十分钟”。
喜欢故事的赵佳悦是一名优质的观察者。在她的印象中,大部分客户都像这位妻子一样,在鉴定所时平静如常,出门后开始崩溃痛哭。当然也有特殊案例:当场动手的、拿到否定结果“啪”把孩子扔到一边的……只是这位所长助理见到的,远不如所长邓亚军报告里的多。
有十多年DNA亲子鉴定经验、做过的鉴定有十几万例,邓亚军早已对婚姻的破碎见怪不怪。面对来猎奇的网友和媒体,她可以讲出各种令人惊掉下巴的故事。结尾时,她习惯淡定地补上一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遇不到”。
邓亚军和很多同行都会坚持记录这些故事。可当故事传播开来,“热心”网友的视线也开始转移。
很快,与亲子鉴定有关的一切都被贴上标签。
千百句的谎言只一纸报告就能拆穿,数十年的夫妻出了门就能一拍两散,有如此“神力”的亲子鉴定机构被网友称为“继产科手术室门外后的又一人性鉴别地”。在这里,亲子鉴定技术“只是证明了夫妻相互之间的不信任”,邓亚军等DNA亲子鉴定师又名“婚姻粉碎机”。
邓亚军不认同这个称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神色自若,目光因为高挑的眉毛更显坚定:“后果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只是用技术把结果公开化而已。我们没有错,鉴定机构也没错,错的谁知道是谁呢?反正不是我们。”
“这不是乱伦么?”
邓亚军所坚持的观点与思路,与她的职业生涯一脉相承。
1996年,邓亚军从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毕业。虽然当年选法医专业只是听了哥哥“公检法铁饭碗”的安排,但面对法医和临床医生两个就业方向时,邓亚军还是果断选择了前者,成为那个年代非常少见的女法医。
在她的思路中,临床医生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很多环节不能参与,但法医要做的事非常确定,确定死亡时间、确定致伤方式、复原死亡过程,三项工作,清晰明确。
所以,即便有时邓亚军参与的案子无法破获,只要知道自己判断的死亡时间、致伤方式和回溯的作案过程都和真实现场一样,她就会觉得工作非常圆满,“我的作用完全起到了,成就感爆棚”。
她向来喜欢这种确定性带来的成就感。
毕业九年后,邓亚军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为此前为了攻读博士辞职,邓亚军不得不再次面临职业选择。第三方鉴定机构里的法医临床、法医病理、法医物证鉴定……她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法医物证鉴定中的DNA亲子鉴定。
与上次一样,她的首要理由依然是确定性:“法医临床和病理太需要主观的东西在里面,在第三方鉴定机构里,不如实验室一是一、二是二来得好。”
邓亚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是国内DNA亲子鉴定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讲到此处,她像大学老师授课一般把这项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复盘。STR、触摸DNA……即便科普过无数遍,她的耐心和兴奋程度也没有打折。
总之就是在那一年,亲子鉴定技术从公安机关走进了社会,邓亚军也从命案现场走进了DNA实验室。老照片里,那时的邓亚军留着长发,穿着长裙,与现在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入行的前两年,邓亚军一度感觉三观被颠覆。农村的老人带着儿子儿媳来给孙子做亲子鉴定,因为儿子儿媳都有智力缺陷,孙子却是个正常人。邓亚军本觉得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可做完鉴定,结果显示孙子真的是公公和儿媳的孩子。
“这不是乱伦么?”
赵佳悦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和当时的邓亚军一样大惊失色。然而此时此刻,她也已和邓亚军一样司空见惯:“这种案例挺常见的,没什么新奇。”
从种马名犬覆盖到牛羊肉片
比起新奇,邓亚军更喜欢有挑战的案子。
曾有一次,浙江省慈溪法院的法官委托邓亚军做一次“豪门”亲子鉴定。案件很简单:当地农村一位“鳏寡老头”去世,留下了150万元存款和一栋二层小楼。谁知这笔当年的“巨额遗产”被老人的两个妹妹和几个外甥分掉后,从乡下突然冒出一个三十岁的中年女人,说是老人的女儿,也要分遗产。
法院希望邓亚军鉴定女人与老人的亲子关系,她一口应下。
但棘手的部分是,老人的尸体已经被妹妹火化,无从取证。无奈之下,邓亚军只好给女人和老人的妹妹做了亲缘关系鉴定,并沮丧地交给法官一个不确定结论。“根据遗传学,姑侄关系是无法完全确认的,技术受限,这件事只能靠法官走访了。”她仍有遗憾。
这种无法带来成就感的不确定结论,正是“技术控”邓亚军工作的最大压力源。
DNA亲子鉴定领域有多少难题悬而未决?谁也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事实上,DNA亲子鉴定的客户类型很广泛,怀疑妻子出轨的丈夫们只是冰山一角。经常拿出陈年旧案委托的公安机关、怀着孕想知道孩子父亲是谁的年轻女孩、需要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二胎、改落户信息的“北上广预备役”、甚至还有猫狗牛羊的主人,都是行业的难题制造者。
要解决这些客户的问题,就必须在追踪到新技术时立刻实践——实验室里埋头十几年,这条解压秘诀邓亚军屡试不爽。
在最不熟悉的哺乳动物亲子鉴定领域,她曾带领团队“从牛做起”。“之前有先进的技术,但只能鉴定母牛和小牛的亲子关系。我们通过设计牛的STR,完成了公牛和小牛的亲子鉴定。”
打开动物类的口子后,邓亚军的团队收到了千奇百怪的鉴定需求,鉴定对象从种马名犬覆盖到牛羊肉片。“最离奇的是,陕西省的交警曾来鉴定一只被车轧死的兔子,他们排查出两辆嫌疑车辆,让我们通过车上沾的兔子肌肉组织确定肇事者。”如今说起这件案子,邓亚军依旧兴趣盎然。
可当被问及“还对哪些离奇的案例印象深刻”时,邓亚军语气中的轻松消失不见。
“亲生闺女和亲爹生孩子,太违反人伦了。”邓亚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自己从业以来最不能接受的案子。一想到那几个人居然还因为谁出孩子的抚养费对簿公堂,她就感到崩溃。
最先进的技术,鉴定出来的居然是最不堪的结果。
希望
其实邓亚军一直很清楚,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情绪”,早就随着思想开始生根发芽了。
她把故事的时间线推向爆发之前——
有位丈夫和妻子个子都不高,儿子长得高被邻居拿来开几次玩笑,丈夫就走了心,带着孩子来鉴定;有位丈夫和好朋友过年喝酒,朋友酒醉说一句“你儿子是我的”,丈夫揍了朋友一顿,却还是因为心里别扭来做鉴定。
几句打趣,就能埋下怀疑的种子。而生命力顽强的种子,一篇报告完全拦不住。
曾有一位穿着体面的老绅士来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是他的亲生骨肉。面对这个好结果,老人翻了脸:“我没有生育能力,怎么会有孩子!”
“他去上海、南京、浙江的亲子鉴定所,结果都和我们一样”,邓亚军说:“可他还是不信,说我们机构间彼此认识,我们有可能串通结果。”
可她还是做不到冷眼旁观。
几年前,在湖北卫视的真情帮扶类节目《大王小王》中,邓亚军帮助草根明星山楂妹寻母,当在场所有人都坚信台上的老妇就是山楂妹的母亲时,邓亚军给出了“不支持”的鉴定结果。
节目现场哭成一片,一向情绪稳定的邓亚军也推开眼镜抹起泪来。
经这一电视节目寻亲的人中,很多人最后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人。在邓亚军看来,这是一种遗憾,但她同时抱有希望,“我总觉得他们还有希望”。
赵佳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邓亚军在生活中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跑马拉松、上电视节目,带着员工玩,是乐观主义。邓亚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包括在工作上。
那些为自己埋下悲剧种子的人,她还能列出无数个典型。但她依然相信爱情、亲情,相信思想的进步,因为她从不把亲子鉴定当做传递信念的介质。
自入行以来,亲子鉴定于她而言,始终是技术工作、科学研究。即便要下一个感性的定义,她也没有用“人性炼狱”这样的字眼。
人性是人的事。
亲子鉴定只不过是“让你更加客观、更加平等地去看待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