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烟火气,人生就是一场孤独的旅程。”这个夏天,被认为是国内首档呈现国人烧烤情节的纪录片《人生一串》以一种热气腾腾的市井姿态,走向了观众的心和胃。这部由哔哩哔哩视频网和旗帜传媒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在豆瓣斩获了8.9的高分,许多观众直言,这才是中国人的“深夜食堂”,“让人一看就有食欲”。
今晚8点,《人生一串》的最后一集将在B站更新。总导演陈英杰在接受晨报专访时坦言,虽然对烧烤这个题材有过一定预期,但没想到能火到现在这个程度,“烧烤本身比一般的食物更容易引发食欲。而最根本的一点,是大家的生活、回忆里有这个东西,胃口很容易就被调动起来了。”
从《无肉不欢》《比夜更黑》到《来点解药》《牙的抗议》 ……单是每一集的片名,《人生一串》就让人眼前一亮。在这部6集的纪录片里,主创团队按照肉类、特殊食材、素菜、骨头等进行分集,宛如与食客一起“点菜”的编排,打破了以往美食纪录片的“套路”。
总导演陈英杰告诉记者,最初他考虑过从食材
但既然是拍美食,人人都有发言权。有人在弹幕里“抗议”,刚在第一集《无肉不欢》里过了把瘾,就被第二集《比夜更黑》中的烤蝉蛹、烤动物眼睛吓破了胆。也有人调侃,《人生一串》里没有科普信息,因为一科普就再没人敢吃了。
对此,陈英杰笑言,专注“暗黑食材”的《比夜更黑》原本并非计划于第二集放出,但由于该集完成度高,团队决定提前放出,“这些特殊的食材很多人没看过,在一定程度上是吸引观众的,纪录片也需要给大家信息量。”他同时认为,《人生一串》的侧重在市井、在美食,而非健康生活,“我们生活中有大量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东西,你适可而止地享受,它对于人生就是一种慰藉。人活得过于纤尘不染,幸福指数就会比较低。”
银川的烤羊蹄花、昆明的烤鸡脚、锦州的烤干豆腐卷……《人生一串》在拍摄过程中跑过了30多个城市的500多个烧烤店。但用陈英杰的话说,团队在拍摄前就做了相当到位的文案工作,“绝对不是按照评分软件来找”。
然而,在寻访过程中,团队并非没有走过弯路。比如,团队曾经专门前往锦州一个县城探寻烤豆腐卷,没想到波折重重,先是在东北一月的严寒中苦等店家两个多小时,随后才极其曲折地找到了一户做豆皮的人家。“等检查完我们的记者证,那家人才告诉我,他们已经不再手工做豆皮了。好在他们也提供了线索,后来才有了出现在节目里的锦州干豆腐卷。”
而随着不断的走访,《人生一串》也记录下了属于烧烤那不为人知的“匠心”:银川的烤羊蹄花师傅,自己从来不吃孜然,愣是靠鼻子闻,掌握了调味的精髓;在长沙,烤韭菜的店主始终“耐得烦”,韭菜要先过水再上火翻烤,火太大会烤焦太小又烤不熟,一切都要刚刚好;烤凉山小猪肉,则必须去凉山彝族人家里选购,买好还要用干蕨草和松塔褪毛,渗入蕨草和松树的香味……当解说词调侃“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能压根就没吃过板筋”,立刻有弹幕呼应,“如果按照《人生一串》的标准,我们就压根没有吃过烧烤。”
如今已然是“烧烤行家”的陈英杰说,非要说探店有什么诀窍,他看中的是“老字号”和“客流量”,“老店经过了时间和食客的自然选择,如果它口味不行,肯定存活不下去。当然,更直接的,你还可以看看客人多不多。”
“好吃!”“看饿了!”打开哔哩哔哩上的《人生一串》,你就能看到许多喊饿的“弹幕”,这也被认为是《人生一串》成功的重要原因。在陈英杰看来,烧烤本身就是特别“带食欲”的,“在火上嗞嗞冒油发出声音,加上食客的反馈,效果会很好。”事实上,除了采用常见的美食纪录片拍摄手法,《人生一串》 的解说词也设计了一些“小陷阱”,“我在形容味道时,会反复说很辣、很酸,说了两三次以后,观众的胃口可能就被调动起来了。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大家的生活习惯里、回忆里有烧烤,有感受。”
有意思的是,有着沧桑声线的陈英杰自己担任了解说。“当时我们试了很多有名的解说、声优,但感觉都不是特别对劲。做片子时,每个导演都要配音,最后大家审片普遍反映我的声音还挺接近那种烧烤摊上的沧桑大哥,给你讲个江湖故事,听个热闹开心。”
更重要的是,为了让观众看到最鲜活、真实的烧烤摊子,陈英杰和所有的导演从一开始就确认了一个拍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摆拍。“摆拍像戏,摆好食材、打上灯,拍摄速度很快。但抓拍不行——我想拍烤土豆,可是半天没有人烤土豆怎么办?不能强迫,要等待真正的客人来点烤土豆。”有时,摄制组想用微距镜头,要求摊子不能摇晃,但摊主一开始工作就根本顾不上了,“他们在正常做生意,你就要纯粹地等,要去抓拍到理想的画面。我们希望呈现他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不要为我们做什么改变。”
从自嘲“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黑?因为我不想白活一辈子”的烧烤店主,到说着“在外面吃再多再好也没有家乡味”的食客,《人生一串》中不仅有令人味蕾大开的食物,也有一个鲜活的市井江湖,一群真实的你我他。
“仗义每多屠狗辈,我很尊重这些老板。”陈英杰说,在拍摄中,他看到了很多属于平凡人的传奇,比如片中出现的重庆小脑壳烧烤,老板曾经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关了铺子带着物资去救灾;比如在武汉开烤虾球店的老板娘,下岗后原本经营水果铺,却在看到隔壁烧烤摊的孩子被人欺负时挺身而出,意外得到了隔壁烧烤摊老板一天的指点,成就了她大半生的事业。“这种故事很有那种江湖的调调,但很多时候限于食材、地域的重复,加上节目篇幅的限制,拍了却没有最后呈现。”
事实上,“人生”和“一串”究竟如何平衡,是主创团队最为纠结的问题之一。“我和总制片人王海龙是多年的老朋友,但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我记得开拍头一天,我们就在一个烧烤店里谈到了凌晨三四点,到最后半个小时,大家一句话都不说了,谁也不能说服谁。”最终,片中食物的比例约70%,人物和故事分别只占到20%和10%。“过去有太多节目卖弄情怀和故事,有点矫枉过正,但美食纪录片首先要让人有食欲,能让人咽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