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秘闻介绍:(企业经济性质)投资方经济性质是公司怎么填

<?x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第十一章 从好企业到好社会

美好社会的本质是，每一个成员不论性别、种族或族裔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好社会》

我们发现人们对于好企业的定义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从目前以及可以预测的未来来看，可持续发展的好企业一定是义利兼顾的，也就是能够兼顾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的企业。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让两者有机结合，对社会以及企业本身产生更大的效益呢？本书给大家详细地介绍了“共益理念”，并在“共益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共益实践三部曲”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源于我们长期对企业、公益组织以及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组织的研究与观察。

我们深知“企业共益实践三部曲”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企业，“企业共益实践三部曲”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企业大多能够审时度势，在“势”的层面往往有不错的表现，但在“道”和“术”的层面还有许多基本功需要磨炼。对于这两点，企业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有共益的理念，从“道”的层面解决价值观缺位或扭曲的问题；其次要从“术”的层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将自身的业务与社会痛点相结合，创新商业模式；最后要通过一系列制度保障，确保方案的有效实施。

为了给企业提供可借鉴的信息，从第三章到第九章，我们分别研究了互联网、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金融业、农牧业以及餐饮业这七个行业的行业特性以及行业与社会痛点的结合，并通过具体的企业案例，分析探讨了这些不同行业的企业是如何打造兼顾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好企业的。这些企业各有千秋，它们并不是完美的，甚至自身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们在通往共益道路上的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每一家企业和每一个企业家去认真思考、认真学习，并反思自己。

对于共益理念及其实践，虽然在现实中，很多理想的东西无法实现，甚至还会产生各种矛盾，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一理念没有价值。就好比画中美丽的风景和人物并不一定真实存在，但我们不能说这幅画的创作者很糟糕，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家企业不能在现实中管理的像书中描述的那样美好就否定这些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企业的共益理念及实践是未来企业发展的一个目标，一个伟大的理想，也是企业要尽可能花费大量精力去努力奋斗和实现的。不仅如此，共益理念也是整个社会都正在努力实践的方向。

第十章中，我们研究了社会企业的探索，作为一种创新的、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供给途径，社会企业致力于以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共益实践。社会企业追求社会创新，天然地具有实现社会价值的属性，但在企业家精神、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还有待提高。

本书的出发点和关注点都聚焦在企业这个主体上，通过研究企业（商业企业和社会企业）如何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探讨如何成为未来好企业（或共益企业）。但敏锐的读者会意识到在我们诸多案例的探讨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如何做到规模化。德龙钢铁可以改进一个钢铁厂的环境，但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有无数污染严重的钢铁厂；乌镇的成功并没有阻止全国范围内诸多乡村旅游振兴项目的失败；海底捞虽然被无数人追捧，但还有许外地打工者无法在一二线城市有尊严地生活、工作；铁骑力士在大凉山的扶贫能否成功，能否性地被复制到其他极度贫困地区，还都有待时间的；虽然有像春播这样负责任的生鲜平台，但老百姓还是经常受到食品安全的困扰；“黑暗中对话”在中国探索近十年，仅开出三家体验馆，近两年才做到收支平衡。如何能改变剩下的千千万万视障人士的生活质量和就业状态？如何能让整个社会更好地接纳这些人群？还有更多类似的问题，都让我们深深地意识到仅仅把一家企业做好，或许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那如何规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多方合作，形成集合影响力，是我们目前比较认可的一个方向。《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2011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题为“集合影响力”的文章。作者将集合影响力定义为“由来自不同领域的关键人物所组成的群体，为了解决某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设定共同活动纲领的参与方式”。其实多部门合作，共同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并非很新颖的想法，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需要企业、公益组织、政府部门，以及媒体的多方协同合作。

政府，借助其政策引导，无疑对于社会问题的规模化解决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里，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世界上各国政府如何通过政策的出台，鼓励社会创新，鼓励多部门合作。目前，包括意大利、法国与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以及亚洲的韩国、新加坡等政府都积极出台相应措施乃至制定法律对社会创新组织进行鼓励，支持、促进社会企业或类似组织在“追求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双重目标”（共益理念）方面的探索。接下来，我们以英国、美国、韩国和新加坡为例看看政府是如何支援社会企业的。

英国社会企业发展历史悠久，是这一领域发展最蓬勃的国家。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社会企业”定义是英国贸易与工业部在2004年提出的，“社会企业是具有某些社会目标的企业，盈利主要按照它们的社会目标在投放于其业务本身或所在社区，而非为企业股东和所有人赚取最大利润”。该定义指明社会企业的显著特征是兼具社会目的和商业手段。2004年英国议会通过《公司（审计、调查和社区企业）法案》首提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以下简称CIC），之后通过《2005年社区利益公司条例》，正式确立了“社区利益公司”这一社会企业法律形式。社区利益公司可以是新的公司，也可以是从原有公司转变而来、登记为CIC的公司，名称都是以“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或“CIC”结尾。“社区利益公司”是的一种类型，它本质上是非营利公司。该类型公司提供的服务更多是满足当地社区的需要，起到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补充作用。CIC也可以通过接受资助、捐赠、贷款和发行股份等方式筹集资金。截至2019年7月，英国已登记了超过15000家CIC。^[1]2013年英国还成立了全球首家服务于社会企业的社会证券交易所。据英国社会企业联盟公布数据，在英国有七万家社会企业，为经济贡献了240亿英镑，雇用了近100万名员工。^[2]

在美国，社会企业主要以商业企业的形式而存在。为了适应社会企业发展的需求，2008年以来美国许多州在本州商业公司法律框架中设立了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3]（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简称L3C）、共益公司、弹性目标公司（Flexible Purpose Company，简称FPC）^[4]、社会目的公司（Social Purpose Company，简称SPC）^[5]等社会企业法律形式。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的这些社会企业形式不属于非营利组织，而是营利性公司，股东有权得到公司的利润分配和价值增值。所以，美国社会企业类型公司不享受任何优惠政策或政府补贴，但这些公司却可基于其内涵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目标而获得市场和消费者更高程度的认可。目前美国很多州通过了共益公司立法，自2010年4月马里兰州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共益公司立法的州以来，截至2016年3月，美国已有30个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了共益公司立法。^[6]

再看亚洲地区，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例。韩国是亚洲唯一颁布专门的社会企业立法的国家。韩国于2006年12月通过了《社会企业促进法》（Social Enterprise Promotion Act，简称SEPA），致力于“扶持社会企业发展，丰富社会服务内容，创造就业机会，提升社会融合与国民生活质量”。社会企业被划分为四种类型：工作创造型、提供社会服务型、混合型（工作整合与提供社会服务的混合）和其他型。通过认证的社会企业可以获得经营支援、教育训练支援、公共服务优先购买、收税豁免等一系列政府支持。该法律得到了韩国各界的积极响应，在制定法律后的十年里，韩国社会企业增长了近40倍，截至2017年5月，韩国社会企业数量增至1975家，^[7]其中约70%的社会企业以提供就业岗位为主要目标。

与韩国的立法形式不同，新加坡政府没有将社会企业纳入立法体系，而是通过宏观政策引导社会企业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多方援手战略，该战略鼓励政府和社区组织共同帮助弱势和贫困群体，2003年新加坡社会青年体育部（2013年更名为社会家庭发展部）发起设立“社会企业基金”为社会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后更名为“关怀企业基金”，致力于支持通过教育和培训帮扶弱势和贫困的新加坡居民的社会企业。2006年社会青年体育部设立了社会企业委员会，由来自商业部门、政府部门、社会服务部门和社会企业实践者组成，目的是从国家战略层面促进社会企业部门发展。

新加坡政府将自身定位为启动循环的引擎，借力公共政策寻求公众和私人部门的支持，建立一套孵化社会企业的生态，进而促进社会企业家精神和社会企业部门的发展。具体措施主要体现为，在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强人力资源储备、建立文化认同、促进能力建设这四方面提供不同的措施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在政府政策的有力助推下，新加坡社会企业部门成长迅速，关怀企业基金所资助的66家初创型社会企业中有46家依然活跃。其中23家为超过200个受益者提供雇用服务，9家提供认证的技能培训服务，受益对象包括心智障碍者、刑满释放人员、残疾人、老人等，特别是来自于低收入家庭的女性。

在中国，目前对于社会企业还没有统一的国家立法或政策，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政策引导。此前，仅深圳和顺德出台了民间的社会企业认证办法，为国内的社会企业发放“民间牌照”。2014年，广东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发起了全国首个地方性的社会企业认证。截至2017年底，顺德通过两次认定共认证社会企业14家，观察和意向社会企业10多家，服务领域涵盖助残、环保、公共安全、文化教育、社区营造、国际交流等。社会企业认证在中国变成全国性的认证，始于深圳。2015年，中国慈展会首届社会企业认证开始，经公开招募共收到67家机构申报，经专家评审，最终七家机构脱颖而出，成为第一批通过认证的机构。2018年9月底结束的第四届认证中，申报机构数及通过认证数达到新高，分别为620家及109家。四届累计有1351家机构申报认证，234家机构通过认证，社会企业的数量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

作为政府行为，2018年6月，成都市发布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工商局出台《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管理工作试行办法》，截至2018年10月，成都首批23家社会企业通过认证；^[8]2018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北京市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开始启动社会企业认证。2019年5月，北京46家社会企业通过认证，^[9]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开展社会企业认证工作。

此外，我们还看到很多政府部门整合当地社区资源、公益组织、企业资源，探索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目标，为了实现更美好的共益社会而努力。如成都武侯区政府的社区共益实践。

成都武侯区位于成都市中心城区西南部，是命名的“高科技文化区”。武侯区有世界500强企业106家，高新技术企业224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武侯区也是集聚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四所以上甲等医院和大批高端医疗体的医疗资源集中区。该区辖13个街道、87个社区，2018年末，全区登记实有人口138.53万人，常住人口108.7万人，籍人口65.48万人，数26.26万。下边我们将介绍成都武侯区政府社区共益实践案例。

案例一，为了解决企业办事难、办事效率低等问题，武侯区政府与顶呱呱集团采取政企合作的方式，于2017年12月成立“武侯区顶呱呱政企服务中心”，打造了国内第一家“一站式企业服务+社会化政务服务”相结合的政企服务平台。北京顶呱呱企业管理诞生于1996年，总部位于北京。以“让老板经营企业更简单”为使命，专注于为广大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帮助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专业服务型企业之一。武侯区政府为了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将工商核名、交件、制证发证、人事社保等行政审批直接下放到政企服务中心。

新成立的“武侯区顶呱呱政企服务中心”利用顶呱呱集团的平台资源和优势，嫁接市场准入相关的政府、银行服务资源，提供创新创业、科技服务、金融服务、资质职称、专业咨询五大板块16个业态600多项专业服务，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需求层级发展需求。目前，政企服务中心已经建立起拥有超5000人的自营团队，自2017年12月开业以来到2018年底，已经为成都引入14049家企业，其中服务新经济企业占比30.68%。中心共接待全国各级政府参观学习团队76批次，全国各级中小企业服务平台、行业协会209批次，累计接待3200余人次。^[10]

案例二，武侯区黉门社区为了推进市场运作，增强自我“造血”功能，由黉门街社区、武侯资本、四川都市阳光农业集团、云峰资本和社区居民入股共同发起成立了成都首家服务居民的社区公司——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让社区的居民成为公司的股东，共同治理社区问题。这标志着居民从被动享受服务的参与者，变成主导服务项目的参与者和提供者，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新局面，也是改变以往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模式，是成都社区治理新模式的一次尝试和探索。^[11]公司以“宜居和美，邻里为善”为价值取向，把养老、托小、居家生活等一揽子事纳入社区公司服务范畴，推动了社区生活服务便利化、品质化。^[12]

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正式成立后，首期项目拟以大健康、医疗康养产业为主要业务。以首期项目“奶奶厨房”为例。黉门街社区聚集着多个老旧院落，社区大部分是高龄老人，其中还多是空巢老人。社区公司以原来社区的网红餐饮“奶奶厨房”为切入口，将其由原来十平方米的供餐点位升级为1600余平方米的社区智能厨房，为华西医院附近就医、上班的人群提供健康美味的用餐服务，还为辖区高龄老人提供订餐和送餐上门服务。^[13]

另外，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还整合社区资源，带动驻区单位缓解“就医难”“停车难”问题。黉门社区每年与驻区单位签订《区域化党建责任书》和《共驻共建项目协议书》，常态开展共驻共建活动；社区党委与华西医院党组织签订共建协议，开展专家义诊和“畅行停”共享停车服务项目，每月开展义诊服务十余次，提供共享车位530多个。^[14]

前面我们谈到如何借助政府、企业等多方组织的协同力量，力争规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但在这个探讨中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就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日本庆应大学的井上英之教授在他的《由日本社会创新实践引发的思考：自我认知与集合影响力》一文中提到：世界是由人的有意和无意的行为累积形成的，反映着大多数人的认知和价值观。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自身的固定思维模式或偏见，并努力摆脱其束缚，就很难真正理解他人的感受，那么我们只是在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而非地解决社会问题。

试想，环境问题、教育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障碍人群的就业问题等，在多大程度上和我们每个人的认知和点滴行为有关？你和我，如何能从自身的角度思考这些话题，从而由点到面，产生集合影响力？这就需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能够有自省、反思的精神和勇气，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从而更好、更真切地理解他人的声音，然后通过共同的事业来改变社会。构建一个更加美好、平等、包容的社会，其出发点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1] CIC监管部门2019年报告，https:///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16435/CIC_Annual_Report_2019.。

[2]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SEUK2017年《商业的未来：社会企业现状调研》报告，http://.cn/news-20550.ht?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3] 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兼具非营利性机构的慈善目标和营利性机构的治理结构，其区别于普通营利性公司的特点在于同时追求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是为了实现某种慈善目的而建立，而且这一目标要高于它的利润目标。

[4] 弹性目标公司必须追求特定的社会目标，追求范围可以相对宽泛，也可比较具体，但一旦为自己设定了社会目标，公司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实现这些社会目标。

[5] 社会目的公司与其他三种社会企业形式不同的是，法律并没有对其追求的社会目的进行任何限定，因此社会目的公司的创始人和股东有权自由决定公司追求的社会目的。

[6] 姚瑶.公司型社会企业额的中国化：法律定位与监管逻辑［J］.河北大学，2019（7）.

[7] 金仁仙.中韩日社会企业发展路径比较研究［J］.社会治理，2018（4）.

[8] http://.cn/zgg/2018-10/09/cms111380article.sht。

[9] http://.cn/n2/2019/0517/c82840-.ht?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10] 顶呱呱集团，https:///aboutus.ht。

[11] 《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打造智慧社区新样板》，http:///s?id=345&wfr=spider&for=pc。

[12] 《成都首家服务居民的社区公司》，http:///a/2_201739。

[13] 《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打造智慧社区新样板》，http:///s?id=345&wfr=spider&for=pc。

[14] 成都市武侯区政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