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撰稿/摄影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敏(署名除外)
“很多解决方式,坐在法庭上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但跟着调解员学几次,你简直为他们的智慧拍案叫绝。”经常跟调解员一起下乡调解案子,平度明村法庭庭长尚丰文深有感触。
村里有人不养老,说了不通、道了不听,身兼调解员的村支书请来戏班子,一出《墙头记》连演三天。面对村里人指指点点,当事人跑到村支书家里求饶:“别演了,我这就接老娘回家养老。”
“无讼”一词源自《论语》,简言之,就是发生民事纠纷时综合利用多种方式来解决矛盾,而不是主动诉讼。想让“无讼”理想落地,不仅需要法官、司法工作人员付出,背后还需要大量陪审员、调解员和社会调解力量的参与,发挥民间智慧“化干戈为玉帛”。
视觉中国供图
6月30日早上9点,59岁的调解员赵忠书准时来到平度明村法庭调解室。
平度明村调解员赵忠书为当事双方调解债务纠纷
翻看调解记录本,刚过去的6个月时间里,老赵的记录本上已经记录了53件调解成功的案子。记录本还没翻完,三名前来调解的当事人已经到场,他接过原、被告双方递交的材料,一字一句地审阅起来——
这是一起熟人担保引起的借贷纠纷案,被告在2014年建大棚借了银行4万元小额贷款,贷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到期后,被告还有部分本金和利息没有还完,银行多次催促还贷,但被告在4年的时间里迟迟没有归还。2018年,银行向平度法院申请后,借款保证人郑先生名下的存款32889元被强制执行。
发现自己的银行存款被法院执行,郑先生才恍然想起,自己4年前给好伙计做过借款保证人,但谁想到帮人帮出问题来了。郑先生找到被告要账,一要就是3年,不但钱没要来,熟人也闹成了仇人。
调解室里,两名中年男子面对面,昔日的矛盾和敌对情绪都弥散在沉默中。
“伙计,说说吧?”语气温和的老赵一口平度乡音,首先开腔。
“我当时本金加利息还有两万多没还,为什么执行了三万多?”被告道出自己不想还钱的原因。
“有疑问没有问题,我给你解释清楚,32889元是银行欠款、利息和执行费用,你拖了4年没还,法院执行了你的保证人,这在判决书上写得十分清楚。今天的焦点是,你的保证人替你还了,你需要还人家的钱。”老赵很快识破被告想转移焦点的意图,将调解重点转移到了原告身上。
“这次你如果再不还给保证人钱,走诉讼程序后还要执行。你已经是失信人,再对你走执行程序,肯定对你和家庭有影响。你也有孩子,考虑考虑孩子的前途会不会受影响?”这一番话起了作用,被告脸上有些挂不住,但还想争辩。
老赵紧跟上,“你跟原告关系肯定不错,人家给你当保证人,还替你还了银行钱,你应该有个还钱的态度……”
话还没说完,原告一下子激动起来,一肚子的委屈开始倾倒:“找你要了3年钱,你至今才还了3000块,对得起自己良心?”
“要钱没有,你为啥还揍我?”被告听了,也开始翻旧账。
看到两人开始起争执,老赵表情严肃道:“过去事情就不要提了,事实已经成立,咱们就说今天的事,怎么办?你们两个先商量商量。”
退休前在法院干了20多年,退休后又做了多年调解员,老赵对这种案子的调解驾轻就熟。话说到这,他故意撂下两名当事人,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昔日好友反目成仇,调解室里分开坐
调解室里,昔日的好友相持不下。
“伙计,我插句话,如果你确实没钱也没有关系,但要有个还钱的态度,可以分次还,商量个期限……”老赵的苦口婆心终于说动了两名当事人,原告让了4000多块钱,跟被告达成协议:欠款分成17个月,被告每个月月底付款1500元。
老赵随即打印出调解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如果被告再不履行,可以根据协议进入执行。”
“两边都能示好,就能做好。”看看表,还好,整个案子只调解了一个多小时。仿佛刚结束一场战斗,老赵的状态这时才真正放松下来,“这些年变化很大,农村(社区)老百姓懂法的多了,大家遇到事还是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调解工作很复杂,需要摸清人与人的关系、摸清家庭条件、摸清案件详情,否则,抓不到重点,调解很难进行。”
“我平时是个严肃的人,调解的时候要有种嘻嘻哈哈的态度,工作就能做好。”老赵道出了成功秘诀。
退休前的刘生世在乡司法所工作。他这辈子经历丰富,当过集体企业的厂长、公司经理,搞过建筑工程,还在青岛职工大学法律系学习过三年。当陪审员一直是他的梦想,但真正干上了,他却发现当好一名“无袍法官”并不简单。
李沧人民法院陪审员刘生世在翻阅资料
“当时我们处于一种随时待命状态,一接到法官电话,赶紧放下手头事情就往法院赶,有时候走到半路又接到电话,案子已经调解了。刚开始到法院,门卫不认识,还拦住我不让进。”这种“局外人”的感觉让刘生世有些无所适从。
跟随法官庭审的过程对老刘是个挑战,一坐就是一上午,碰到庭审激烈的时候,他还需要配合法警安抚当事人,但总感觉自己的专长没有充分发挥。
第一次让他感觉有了用武之地,是一桩农民工诉建筑工程承包人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拒付3万元工程款的案子。
这项工程是6栋6层楼座,都是楼顶防水处理和楼顶各部位抹灰处理。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工程施工质量,法官对其中的工程质量认定并不熟悉,需要找专业鉴定评估机构进行鉴定。鉴定费用需要农民工自己掏钱支付,而且鉴定耗费时间,诉讼时间增加,导致农民工短时间内依然拿不到工资。这可咋办?
当时已50多岁的刘生世拖着近200斤重的身子,顶着烈日陪法官爬上了尚未装修的建筑内,挨个楼座仔细查看,“大部分楼层的施工问题不大,但顶楼的两层施工确实存在问题。”刘生世发挥自己干过建筑施工的专长,对施工现场勘验后,发现楼顶房檐下的抹灰处理只有薄薄一层,按照施工标准应该至少三层。这些细微的施工细节被老刘记录下来,成为庭审环节的关键因素。
庭审中,双方采纳了刘生世提出的用工费、需用材料费预算,扣除5000元后,应结算给农名工25000元工钱,农民工顺利拿到了被拖欠大半年的工钱。刘生世压在心底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时光转瞬,今年59岁的刘生世已经做了10年陪审员,但陪审员却额外干了不少调解员的工作,成了远近闻名的“金牌和事佬”。说起这个“金字招牌”,刘生世既感激又愧疚,感激的是百姓的信任,愧疚的是认为自己能力不足,担不起“金牌”两个字。
李沧人民法院调解员刘生世(左一)在主持案件调解
刘生世有个原则——“帮理不帮亲”。家住李沧区中南世纪城南岭新园的他,所在社区是城乡接合部,随着青岛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前的村庄变成了现在的高楼林立的社区。
“从2010年开始,村里开始实施旧村改造房屋拆迁,李沧法院拆迁法律保障办公室的法官找到我,想通过我在社区居民中的威信和影响力,依法推进拆迁改造。”刘生世爽快地把活儿揽了下来。身边朋友闻讯劝他,这个活儿可不好干,“都是街坊邻居,拆迁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利益,一有不满可就把火气撒你身上了”。
“就是因为不好干才要接下来,这是一份信任。”对刘生世而言,大丈夫一诺千金。
当时村里还有48户居民不愿搬迁,各有各家的诉求。刘生世挨家挨户走访了解情况。其中一户人家,父子俩在上世纪90年代盖了四层小别墅,正房上下四层带着大阳台和地下室,还有一个宽敞的前后大院子,总面积计算在内有400多平方米。这栋小别墅是投入了父子两代人积蓄精心建设装修的,但按照社区补偿协议,只依据测绘的二层和三层房屋面积150平方米核算,父子俩不能接受补偿意见,不愿搬家腾房。
为此,刘生世钻阁楼、爬地下室,测量面积,拍照取证,发现补偿协议中测绘公司确实存在疏漏,帮着父子俩撰写裁决答辩书,列举了父子俩为建房做的付出,还分析借鉴了同等条件下其他拆迁方案安置案例。在刘生世的帮忙取证下,村委最终采纳了建议,替父子俩多争取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补偿面积调整为300平方米。
知道这一结果,其他居民有点急了,主动上门找刘生世商量求助,生怕搬迁过程中自己的利益受损。刘生世帮着他们分析《行诉法》里的有关规定,帮着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很快,村里的拆迁顺利进行下去,48户居民都满意地搬离。
“调解是一门草根艺术,说话要接地气,调解得用巧劲。”在刘生世看来,调解时生硬地讲道理行不通,要深入了解风土人情,掌握民间俗语,用老百姓爱听的方式,把话说到人的心坎上。
李沧人民法院陪审员刘生世整理自己的资料
2017年9月的一天,老刘接到法官电话,一起离婚案需要调解。40多岁的刘女士因家庭琐事起诉离婚,但赶到对方家里的刘生世发现,两人离婚意愿并不强烈,而且双方还有一个正在服兵役的儿子。
“妹子,你离婚是因为你老公家庭暴力还是有外遇?”
“不是,就是因为他懒,一个大男人在家也不出去工作,看着就烦,天天吵架,这日子也没法过下去了。”
“那我可要说说你了,离婚可不光是你俩的事,想想你在外参军的儿子,要受多大的打击?你看我都快六十了,跟我老伴儿过了一辈子,哪有不吵架的。”
听了刘生世推心置腹的话,女方态度有所松动,言语中流露出自己也是被迫的。原来,这对夫妻中间还隔着一个丈母娘。由于女方母亲一直同两人一起生活,老人看不惯女婿待业在家,憋了一肚子气,经常数落闺女,导致夫妻感情受到了影响。
“我劝你们帮老母亲单独租个房子,老人天天跟着你们过日子容易生气,生气多了易得病。现在生活好了,让老人多过些好日子。”说完女方,刘生世又一脸严肃地告诫男方:“现在社会稳定,什么工作没有啊,一个大男人受点累不算啥,出去找个工作赚份钱,在家里也有尊严。”男方听了连连点头。
就这样,疙瘩被刘生世几句话解开了,两人当场撤诉。
“很多解决方式,坐在法庭上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但跟着调解员学几次,你简直为他们的智慧拍案叫绝。”跟着调解员一起下乡调解案子,让身为平度明村法庭庭长的尚丰文深有感触。
村里有人不养老,说了不通道了不信,调解员村支书请来戏班子唱了一出《墙头记》,而且连放三天。面对村里人指指点点,当事人跑到村支书家里求饶:“别放了,我这就接老娘回家养老。”
还有一个村支书调解员,每年一到腊月廿三小年的时候,他就让人挨家挨户统计家里子女给老人送什么东西,然后村支书开始在村里展开舆论宣传:你看张三给他娘送了一千二三百块钱,李四送了500斤煤……这些充满民间智慧的调解方式很快在调解员圈里形成共鸣。
“跟老百姓打交道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一开始感觉老百姓比较古板、不通情理,后来发现他们都很可爱,这种感情一变化就不一样了。”平度明村法庭庭长的尚丰文有着20多年基层法庭工作经验,在他的理解中,平度市有17个镇街、1791个网格村庄社区,老百姓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看重亲情道德,存在“厌讼”心理。“有的村民觉得自己成为被告是件很丢人的事情,明明可以好好说话商量就能解决,为什么要闹得全村人都知道?”
从2018年开始,明村形成了“村庄专职网格员-村级调解委员会-社区调解委员会(品牌调解室)-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的四级调解模式。“目前有126个调解委员会,368个调解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老支书都被吸引进来充当调解员。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调解员都是村里的村支书和文书。”平度市司法局明村司法所所长李建江说。
目前,平度市已创建“无讼村庄(社区)”545个,搭建“无讼村庄(社区)工作室”1025个。“无讼村庄”实施两年多时间,明村法庭结案率较同期提高了10个百分点。“无讼村庄”理想落地开花。
“不伤面子、不伤和气、不花钱、少跑腿”。在平度明村一站式解纷中心,这几句话上了墙,尚丰文指着墙上的字说:“我想,未来可以把这个‘少’改成‘不’。”
生活是一本“万事书”,人间百态,人情悲欢,说得清的是故事,道不尽的是人心。“无袍法官”们的调解工作,像一个小窗口,打开了生活这面窗,看到世间百态。
婚姻家事、继承纠纷、赡养矛盾、医患纠纷……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纠纷不可避免,行走在调解一线的“无袍法官”们,都铭记一个道理:以情理先行,以不越过法律底线为终。
“咱俩没孩子没房贷,你这50万贷款干了什么?”
“必须要走到撕破脸这步,非要逼我把你的丑事全抖出来吗?”
……
女子满脸写满委屈、愤怒、挣扎、困惑,与她间隔坐的男子一脸的轻蔑、不屑和冷淡。
6月20日,市南区人民法院调解室,一对年轻夫妻正在进行离婚案调解。2016年,经朋友介绍,年轻漂亮的女孩林霖认识了帅气能干的小伙汪涛。汪涛在广告创意行业干得风生水起,经常接待客户,进出都是高档场所。
“每年保险费用3万,车贷费用5万,旅游费用4万,购买衣服2万,孝敬双方父母3万,其他消费花销5万……”当林霖亮出每年家庭消费记录,让市南区人民法院调解员卢小萌也很是惊讶。
市南区人民法院调解员卢小萌
“卢老师,您帮我们看看,我俩这是正常人过得日子吗?”林霖至今都觉得,他们没有孩子没有房贷,怎么就一年花出去20多万?
“我还想问你呢,我每个月打给你一万五千块钱,你怎么就欠下了这么多钱?”汪涛同样用手指着单据质问妻子。
“怎么花的?难道你不知道吗?”林霖抬高声音,“非要我在这里把丑事都抖露出来吗?”
汪涛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不管怎么样,这个钱如果不说明白,我不认同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个锅我也不背。”他显然有备而来,开始条理清晰地分析两个人婚姻走到尽头的原因。
“我俩之前过得好好的,就是因为2019年底,她突然跟我说,有个70万的窟窿堵不上了,被银行和网贷公司不停催着还款。我这才知道,她借了这么多钱。我们俩结婚不长时间,一直没有要孩子,这一大笔债务从哪冒出来的?”汪涛解释,“当时我俩还是有感情基础,为了帮她还债,我找父母借了10万块钱给她,先让她去还钱。除此之外,我每个月还给她打款一万五千块钱。”
这种情况延续了两个月,汪涛的事业受到疫情影响,所在公司因为业务缩减停发了几个月工资。而妻子林霖这边“拆东墙补西墙”的借贷模式将债务滚雪球般扩大到80多万元,汪涛和林霖因此开始争执不断。
“隔三差五的吵架让我们过不下去,2020年3月份我们就协议离婚,但是因为债务问题一直谈不拢,最后就拖到了现在。”林霖同样指责汪涛花钱大手大脚,“虽然每个月打给我一万多块,但是他每次用到大笔钱花销的时候,都是我微信转账给他。好多次我劝过他花钱收敛下,但他都以业务需要、宴请客户的理由,让我给他不断转账。”
“家里财务窟窿越来越大,但我又不想让他分心,就去各个网贷平台和银行拆借,前前后后就欠了70多万。”林霖解释道。
见两人争议分歧过大,卢小萌展开“背靠背”调解,分别了解了两人想法后建议他们走诉讼程序,这意味着本次调解包括前面大量沟通工作付诸东流。
从事了5年调解员工作,卢小萌专注于婚姻家事调解,接触了大量的婚姻家事案例。“两人能不能在一起,除了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情况的影响,婚后是否同步十分重要。”卢小萌将婚姻里的两个人比作并驾齐驱的两架马车,如果一个走得特别快,另外一个脱队了,两个人就很快就会因为不同步,分歧越来越大。
“80后、90后年轻人离婚率确实在提升,很多人认为传统的婚姻价值观坍塌,年轻人对待婚姻不理性、不慎重、不珍惜。其实我反倒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对婚姻更加尊重,如果是‘僵尸婚姻’,会果断采取措施。”卢小萌提出,“很多人为了家庭、孩子,顾及各种面子,但却委屈了自己。如果真的很痛苦过不下去,我会建议给彼此一个重生的机会。”
“你看看,我闺女长得真像我。”张福生把珍藏的女儿照片拿给卢小萌看,这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的是女儿十几岁时的模样,而现在他的女儿已经成家立业,30多岁了。他跟女儿有近十年没有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了。
接到张福生的调解案例,卢小萌很惊讶的地方在于,他想诉自己亲生女儿不养老,希望女儿每个月给自己100元钱生活费。100元钱两三个人在餐馆吃一顿便饭都不够,可张福生对这100元钱不要银行转账,只要现金。
“刚看到这个数额,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就觉得这老人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让女儿关心关心他。我就给她女儿打电话,一问确实是这么回事。”
十几年前张福生离婚,女儿跟前妻生活。随着年纪渐长,身体渐衰,一种孤独感萦绕着张福生,每逢佳节看到别人儿女绕膝阖家团圆,他更是倍感失落,心里渐渐对不来看望的女儿生了怨气。
“沟通中发现,张福生抱怨女儿跟自己太疏远,逢年过节电话都不打一个。”了解到现实情况,卢小萌心里面也酸酸的感觉,“张福生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闺女能时不时来看看自己。”
卢小萌致电张福生的女儿,“不管过去怎么样,咱们把眼光往前看,爸爸一个人很孤独,你可以抽空给个电话,关心关心爸爸。你也有孩子,而且爸爸还拿着你照片跟我说,很像他。”女儿一口同意,“好,我今天就去看看爸爸。”
张福生很快将案子撤诉,欣喜地给卢小萌打电话:女儿带着外甥去看他了,还买了营养品和衣服,并当场就给他换上了新衣服。张福生感叹,女儿确实优秀,从小没有给过她多少关爱,但自己想女儿却又抹不下面子,怕遭到拒绝,这才想到用这种方式让女儿来看自己。
每次调解婚姻家事案例,卢小萌首先会问问双方孩子的探视权问题,劝导调解对象:“你们觉得不让对方探视很解气很过瘾,但你们是成年人,一定要考虑到对孩子的影响,孩子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后他的人生会不完整甚至有缺陷。”在调解过程中“有的当事人在离婚时将孩子视为私有财产,离婚后拒绝让另一方探视,而且会找到各种理由不让对方接触孩子”,她甚至碰到过女方直接告诉孩子“爸爸不在了”,用这样方式从小断绝孩子跟爸爸情感上的联系。
“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很大影响,原生家庭的影响会带到后面的婚姻生活中,孩子容易在未来的婚姻中产生不信任感。”很多当事人因为卢小萌的提醒,会当场承诺允许对方探视。
“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大医院,还不知道把我害成什么样……”6月的一天,在李沧区湘潭路卫生服务站内,3个人围着一位大夫开始吵吵不停,天气炎热而且就诊人数多,小诊所顿时乱成一片,大家都在一旁围观,但没有一个上前劝解。
李沧法院人民陪审员刘生世正陪着母亲在卫生服务站拿药,闻声上前了解情况:原来一天前,患者在这里打针过敏导致休克,一家人紧急将患者送去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因抢救及时并没有大碍。于是,一家人和患者就来卫生服务站“讨公道”,发生了开头一幕。卫生服务站的大夫被患者及家属围住,情急之中说话磕磕巴巴,引得对方更加恼火。
刘生世见状亮明了身份:“我是李沧区人民调解员,可以帮你们协调,我分析分析情况,你们先静下来听听我的意见……”
看到刘生世的证件,躁动的当事人平复下来,都同意调解。见双方情绪稍微平复,刘生世先对患者分析道:“如果你们认为是医疗事故,需要进行相关鉴定部门的取证,然后再等待鉴定结果,这需要耗费时间成本和检查费用,需要你们自己垫付承担。”想到身体没有大碍,而且已经过去一天时间,患者家属表示并不想走鉴定程序。
刘生世接着对卫生服务站接诊大夫说:“实事求是讲,患者折腾一天耗费时间、又搭上人工费、车费,你不仅要补给人家药费,还要补偿这块费用。”
患者听了,开口要5000元赔偿,接诊大夫不同意,只能补偿500元,双方一时间就赔偿金额谈争执不休。刘生世又给患者家属做工作,不断分析利弊,终于,家属在劝说下同意接受500元补偿。
没有现成的纸,刘生世在空白处方单子上开始拟定调解协议。双方对协议内容无误后,签字确认,当场进行了兑现。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场小诊所里的“医患纠纷”就被调解员化解。
“吴书记,儿媳妇不孝顺,你得给管一管。”2019年初,平度市田庄镇南坦坡村村民李老太找到村委。长期以来,老人跟儿子王平、儿媳因赡养问题关系并不融洽。这次来告状,是因为儿媳妇把一个院子里共用的厕所门锁起来,故意不让老人使用。
南坦坡村村支部书记吴培忠作为平度法院特邀调解员,耐心安抚李老太,表示村委一定会帮其解决问题。随即找到老人儿子、儿媳,从孝道出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王平夫妇明显是“口服心不服”,未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吴培忠的劝告油盐不进。
吴培忠了解到,李老太平日里十分疼爱孙子,祖孙之间感情深厚,目前正在城阳工作,而且工作成绩十分优秀。王平夫妇也一直以儿子为傲,对儿子十分宠爱,经常在外人面前夸耀儿子,尤其是王平媳妇,把儿子每句话都放心里。
由此,吴培忠想到一个主意:通过给王平夫妇下一剂“猛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错误。于是通过电话跟王平的儿子介绍了其父母跟奶奶之间的赡养纠纷,并让他帮着一起做做父母的思想工作。
听说平时疼爱自己的奶奶被“欺负”,王平的儿子二话没说,赶紧请假回到家中,劝说父母。王平媳妇起初并没有把儿子说的话听进去,还埋怨儿子为这事赶回家,让他别操心。
看到父母如此态度,王平的儿子气愤地说:“妈,你这样不是?那我跟你说,如果你们现在不养我奶奶,等你们年纪大了,我也学你们不养老!”
听到这里,王平夫妇备受“刺激”,主动找到吴培忠承认了错误,当天就把老母亲接回家善待。
“前段时间去他们家里看,老太太90多岁了,身体硬朗。”吴培忠开心道。
“我真活够了……”今年93岁的于老太坐在杂物围绕的炕上,对着前来调解的平度明村法庭调解员赵忠书说。于老太是明村镇台头村人,育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本该是儿孙绕膝,颐养天年,却没想到说出了这样一句让人扎心的话。
自从老伴去世后,老人一直独居。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老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儿女贴身照顾。可三个儿女因为母亲的养老问题,多次发生争吵,经村委会调解就不下十次,但每次调解都无果而终,导致90多岁的老人落到无人赡养的境地。2018年,于老太一纸诉状将三个子女告上法庭。
明村法庭和明村镇司法所联合调解员老赵对于老太的三个子女进行劝说、调解
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判决于老太由大儿子赡养,两个女儿每月给老人300元赡养费。于老太的赡养问题终于有了着落。可没想到,矛盾并未就此消除。
“大儿子养了母亲25个月,觉得累了,而且有时候他要到外地照顾孙子,就想兄妹三个人轮流赡养;两个女儿觉得每月300元有点高,而且怀疑这些钱是否真正用在了母亲身上。”平度人民法院明村法庭庭长尚丰文介绍,在履行判决义务一段时间后,2019年,三个子女找到村委,又重新签了一份调解协议,“但这份调解协议没有通过法院诉讼调解环节,也没有经过司法所人民调解等途径,没有司法确认也就没有法律效力。”
判决书无法继续履行,协议对子女的养老行为没有约束,老人又一次被“扔”了出来。明明子女们都有赡养能力,但为何谁也不愿意去赡养老人?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恩怨呢?
究其原因,三个子女矛盾的症结就在于老母亲的那笔养老钱。于老太每月会领到高龄津贴约200元,自己租赁出去的土地也会产生部分租金,还有其他的一些补贴。算下来,老人自己每月就有700多元的收入。刚开始,于老太跟着大儿子,便将存有这笔钱的银行卡交给了大儿子保管。可两个女儿认为自己每月交给于老太的赡养费,不该由大哥保管,而且很多时候,这笔钱并没有花在母亲身上。于是,三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明村法庭和明村镇司法所联合老赵品牌调解室,对这起赡养案件进行联合调解,根据老人的意愿起草了调解协议。可在调解中,三个子女各执己见,僵持不下,大儿子不想自己单独赡养老人,也不想将老人的养老钱拿出来;两个女儿拒不提供赡养费,要求平摊老人的这笔养老钱。三个人甚至谈及到了老人百年后房子怎么分,地怎们分。
儿女们吵成一团,在家等待的于老太频频落泪。老人说,自己的三个孩子以前都挺孝顺,感情也很好。可自从自己生活不能自理了,孩子们就变了。赡养老人本该是为人子女的本分,但在眼前一点利益的驱使下,血浓如水的三兄妹却反目成仇。
明村法庭尚丰文庭长(左)上门了解于老太对子女的赡养诉求
从下午1点到6点,调解小组整整用了5个小时,从骨肉亲情、手足之情以及法律义务等方面进行劝说、调解。最终,三兄妹就母亲的赡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了赡养方案。按照调解协议,三人轮流赡养老人,每10天轮一次,赡养期间产生的费用自行承担,不能动老人的财产。老人的存折由二女儿保管。
三兄妹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经司法确认后,关于赡养于老太的这份调解协议终于具备了法律效力。一场僵持了近3年的赡养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于老太的晚年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