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揭秘资讯:投资没有合同算借贷纠纷吗,拖欠工资投资方要负责任吗

原标题：物流公司让员工以被拖欠的劳动报酬入股，约定到期后全额返还，这背后暗藏新套路（引题）

欠薪成了投资款 身份变了权益没了（主题）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卢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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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物流公司陷入经营困境无力支付工资，想出诱导快递员以被拖欠的工资投资入股的歪招儿。承办检察官表示，这是一种企业逃避支付工资的新套路，其隐蔽性更强，也给劳动者后续维权设置了更高的障碍。

明明是快递员被拖欠工资，物流公司却让员工以欠薪作为投资入股，“到期后本金全额返还”。欠薪变成了投资款，并且投资期限还未到，公司就停止了经营。这是怎么一回事？

记者日前从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起民事检察典型案例。某物流公司诱导快递员把拖欠的劳动报酬用来投资入股，以拖延支付工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队”出手，支持快递员起诉，帮助他们赢得官司。

被欠薪快递员签下入股协议

2018年至2021年8月，刘华胜（化名）、易某、张某、黄某华、肖某民五人入职湖南株洲某物流有限公司，从事收寄投递快件工作。该物流公司是某快递公司基层加盟商，承包并负责株洲市石峰区辖区内的快递包裹收寄业务。

几人入职后，该物流公司并没有和他们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仅口头约定工资按月计件计算。截至2021年9月，该物流公司已拖欠刘华胜等人工资5.6万余元。

同月，公司突然找到刘华胜等人，说要将2021年前被承包的区域变更为公司直营，要求公司员工投资入股。

在公司的鼓动下，刘华胜和易某、张某三人以被拖欠的4.5万元工资投资入股，并与公司签订《公司职工利润分红协议》。

在这份协议中，双方约定投资期限为一年，从2021年9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投资期间公司必须对刘华胜等人公开财务信息，一年到期后无论盈亏，本金全额退还。“若公司违反本协议任何约定，如拒不提供公司经营状况、资金流水情况、财务报表等，入股人有权立即终止协议”。

然而，协议签订后，刘华胜等三人没有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从未享受到公司分红，公司也从未将经营状况、财务报表等资料向他们公开。而且让刘华胜没想到的是，一年期限还未满，物流公司就停止经营了。

2022年3月17日，因该物流公司拖欠黄某华、肖某民工资，二人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物流公司支付被拖欠的三个月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等共计9.8万余元。3月18日，仲裁委驳回了他们的诉求。

2022年3月，刘华胜等五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立案受理。

协议背后是拖延支付工资套路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难点是：对于加盟模式下的快递行业，快递员与快递加盟商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该如何认识？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抑或承揽关系？

“刘华胜等快递员在公司管理下从事快递收发业务，工作区域由公司划分安排，用于派件和计件管理的APP账号也都是由公司提供，因此快递员对于公司存在依附关系。”该案承办检察官刘征说。“另外，刘华胜等快递员的工资水平直接依赖于该物流公司对其劳动区域和派件数量的分配，取得报酬的方式是根据劳动者派件数量换取的对价，快递员对该物流公司也具备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应当认定，刘华胜等人与该物流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当刘华胜等人拿出那份入股协议时，几个关键点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高度注意。

“协议约定入股期限为一年，刘华胜等人只提供资金，不承担经营风险，一年之后不论公司盈亏都要返本还息。”刘征告诉记者，“这样的合同不具备共担风险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公司因已陷入经营困境，签订该协议只是为了拖延支付工资。”

“我们遇到过不少企业逃避拖延支付欠薪的各种套路，但这种以欠薪作为投资入股分红的形式，并不多见。”刘征坦言，“这种新套路的隐蔽性很强，也给劳动者在后续权益维护上设置了更高的障碍。”

劳动者把工资转化为入股股本，自己也要承担公司亏损甚至倒闭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劳动报酬转化为公司股份，劳动关系就变成了合作关系，劳动者得到的保护力度就减弱了。“比如，一旦公司破产，根据规定，劳动报酬可以优先受偿，而股份只能作为破产的资产纳入清算范畴，这很值得劳动者警惕。”刘征提醒。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先后向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发出五份支持起诉意见书，被采纳。2022年5月，法院判决株洲某物流公司支付黄某华、肖某民劳动报酬1.1万余元。同年6月，石峰区人民法院对刘华胜等三人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解除刘华胜等三人与该物流公司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偿还刘华胜等三人借款共4.5万元及利息。

支持起诉制度为特殊群体提供帮助

“一些快递行业从业者受教育水平不高，自身维权意识普遍不强，一旦出现劳动争议纠纷，往往很难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石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凌辉说。

刘华胜这起案件的线索，是凌辉在一次寄快递过程中随口聊天时得知。当时，刘华胜等人掌握的证据并不充分，对于怎么起诉更是一无所知。凌辉告诉50多岁的“快递小哥”刘华胜，如果有需要，检察机关可以为像他们这样的“想打官司但不知道怎么打”的特殊群体提供支持起诉，指导他们如何取证，如果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还可以联系法援中心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

当检察官问及“有什么证据证明在该公司工作过”，刘华胜甚至不知道“证据”是什么。后来，检察官引导他收集提供了穿着公司制服的照片、快递车的贴纸、工作中的照片、工牌复印件，以及入职时和老板的微信聊天记录等，才把相关证据固定下来。

“我们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支持起诉案件中，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数量占比在80%以上，很多农民工都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导致取证难度大。”凌辉举例说，曾经在一起支持农民工起诉的案子中，公司老板一夜之间消失，公司电脑的硬盘、打卡机全部被破坏掉，检察机关找到技术部门进行数据恢复后，才掌握了第一手证据。

“一些企业新花招的出现，导致劳动者维权难度加大。”凌辉以刘华胜等人的案件举例说，“该案中，几名快递员并不知道签订所谓的入股协议意味着什么，‘稀里糊涂’就落入公司逃避支付欠薪的陷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就是利用国家公权力，为寻求诉讼救济的特殊群体提供无偿法律帮助，通过个案去实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