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新闻报道:邱海斌明间借贷纠纷,2021年中国经济转型

CFIC导读：

尽管2018年出现了诸多超出预期的变化，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和挑战，但其可能只是关键调整阶段的开始，更具挑战更为关键的将是2019年！

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福建海峡区块链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执行董事王永利（资料图）

如果说2018年中国经济最突出的关键词非“变”字莫属；那么，全球化、结构化视角下，2019则可谓中国经济转型调整最为关键之年！

刚刚过去的2018年，贸易摩擦超出预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总体上产能过剩、债务高企和金融资产泡沫隐患没有缓解，甚至更为严峻，市场震荡加剧，年底全球股票市值比年初高峰时减少了18万亿美元以上。2017年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三大攻坚战全面推进，“去杠杆、强监管、防风险”成为重中之重。但缺乏清晰的目标和有效的协调之下，多部门同时发力，造成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股、债、汇承压，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到下半年政策层面遂做出深刻调整。

这一年，岂止是个“变”字了得……机构和专家们年前关于2018年的种种预测绝大部分被证伪，甚至出现10项预测9个半错误的案例。

如此，预见2019，还需洞悉始于2015年的中国经济真正换挡转型拐点：那一年，货币投放结构+财政收入结构+住户部门净存款+社会融资规模等，均悉数“生变”，2018年的深刻变化不过是转型调整的延续和深化……

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或许昭示2019年需做出方向性、基础性的抉择，重点领域要有实质性突破。

缘起“三大改革”与“入世”

如何看待2019年？其实需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并在更长的周期范围内做分析。

不得不提及的是，1999年全面深化“三大改革”与2001年成功“入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节点和因素，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紧接着1998年夏季中国南方遭遇特大洪灾，使中国经济在1998年下半年面临巨大挑战，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和推动力。在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基础上，1999年开始，我们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将国家和企事业单位需要投入——却难以产生回报，发展越来越困难的事关民生最重要的三大公益领域，转为产业进行开发并对外开放，从而将资源变收入，收入转投资，投资加杠杆，推动中国经济在2000年明显的止跌回升，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不过，与中国经济发展变化不同的是，世界经济到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后陷入低迷，急于寻找新的增长点：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日韩在内深受影响，大量聚集于此的国际资本急于外撤，但当时中国金融尚未开放，国际资本难以大规模流入；1998年俄罗斯爆发债务危机；拉美本来就动荡不安的金融又开始剧烈动荡；欧洲和非洲看不到承接的希望。因此，国际资本唯一的出路就是流向北美。

流向北美的国际资本，除一小部分流入加拿大外，绝大部分流入美国。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除一小部分流向房地产，推动美国住房价格开始步入上升通道外，绝大部分流入原本已经过热的网络产业，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升温，网络泡沫急速膨胀，美联储被迫大幅度提高基准利率至2000年的6.5%。从2000年5月开始，美国纳斯达克股指开始出现愈来愈大的震荡，到10月彻底崩盘，网络泡沫破灭，这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冲击，也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压力。

为应对网络泡沫破灭的冲击，美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法案刺激房地产发展，美联储也开始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次级住房按揭贷款随之加快扩张，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次贷危机的隐患。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开始熄火，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迷，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和推动力。

此时，中国在持续申请13年多时间后，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并在农业、金融和汽车领域获得了5年过渡期。

中国加入WTO之后，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推动中国经济加快发展，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很快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并带动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反弹，新兴经济体不断涌现，“金砖五国”格外耀眼，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火车头，带动世界经济增长出现新的高峰期。但这也使得全球性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峻。

其中，美国为刺激经济发展，从2001年初开始，连续31次降息，将基准利率从6.5%一直降低到2003年6月的1%，创下美联储自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加之其他各种刺激措施，推动美国住房价格加快上升，进而推动次级按揭贷款以及贷款资产证券化产品MBS与衍生品CDO、CDS等等快速发展，相关交易不断膨胀，泡沫与风险不断聚集，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认知和重视。

2004年6月，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使得美国低利率政策难以为继，美联储开始不断提高基准利率，到2006年6月提高到5.25%。利率的提高，造成住房贷款还本付息的压力加大，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对国际资本具有更大吸引力，大量资本外流，使得美国住房需求减弱。到2007年年中，房价下跌与次级贷款不良问题进一步延伸到次贷衍生品金融市场，引发严重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进一步演化为更加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则是：在新的市场发现和开发过程中，大规模资本和产能的转移必然造成大规模的过剩并聚集泡沫与风险隐患，到一定程度泡沫就会破灭、危机必将爆发。此时如果不能发现和开发新的更大的市场，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就将长时间存在，经济增长就将陷入低迷，难以自我消化和消除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联合采取了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中国更是很快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并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美欧日等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抑制了危机恶化和经济下行。但这也使全球债务规模屡创新高，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峻。

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中央于2014年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再追求两位数高速增长，转而追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真正的转折点

不过，事实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的真正转折拐点却是在2015年。

事实上，三大改革推动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快速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快速变革，但经过十多年快速发展后，其资源瓶颈日益显现，积累的矛盾不断激化，新旧动能转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越来越强烈，进而引发一系列经济金融宏观指标深刻变化：

其一，货币投放结构深刻变化

2000年以来，我国央行购买外汇投放货币形成的外汇占款快速增长，从1999年末的1.41万亿元，一直增长到2014年5月末的27.30万亿元，成为货币投放最重要的渠道，也是货币投放最便捷最便宜的渠道。

但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在2015到2016年，央行外汇储备快速减少，央行外汇占款急速收缩，到2016年末减少近6万亿元，2018年末为25.25万亿元。这属于基础货币的收缩，相应减少银行存款，造成银行流动性紧张并束缚其贷款扩张的能力。

为维持货币总量的适度增长，在基础货币收缩情况下，就需要银行贷款等信用投放的进一步扩张，社会负债规模随之扩张，杠杆率随之提升。

同时，货币也容易更多地流向收益更高的房地产等领域，而不是普通加工业；更多地流向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大企业及有影响力的民营大企业，而不是中小企业，更不是小微和三农企业，似乎与结构调整的要求不符。

于是，降准被认为属于“大水漫灌”式宽松性货币政策，不符合结构性调整要求，应该严格控制的观念被接受，在2016年3月实施降准后，基本不再实施普遍降准，转而实施一定程度的“定向降准”，使降准释放的流动性远远跟不上存款银行发放贷款所需要的资金规模。为此，央行不得不在大规模冻结存款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同时，不断扩大对存款银行的资金拆放，并综合运用逆回购、SLF、MLF等多种拆放方式，拆放规模从2014年末的2.5万亿元，快速增长到2017年末的10.22万亿元，2018年年末进一步扩大为11.15万亿元。

这种做法，不仅使央行资产负债规模大幅度扩张，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一国家中央银行（2018年末达到37.25万亿元的历史新高），更重要的是，这也直接加大了存款银行的经营成本，进而也推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

进一步看，这种中央银行向存款银行拆放资金，存款银行向社会投放贷款派生货币的投放方式，比央行购买外汇投放货币的环节明显增多，成本结构性提升突出，也必然会加重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可见，货币投放结构深刻变化，由主要是央行扩大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相应抑制银行贷款等派生货币增长，转变为央行外汇占款大幅度收缩，需要银行贷款等派生货币扩大投放，其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变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知和重视，恰恰在需要扩大货币信用投放的时候，在2015年底正式提出“去杠杆”，政策取向与形势变化存在矛盾，到2018年产生了流动性紧张，7月开始不得不大幅度调整宏观政策！

其二，财政收入结构深刻变化

1999年全面深化“三大改革”之后，我国财政收入中的资源性收入不断扩大，相应的，税费性收入增长的压力不断减弱，税费优惠增强，税费征管放松，实体经济和居民个人的税费压力减轻。

但是，进入2015年之后，财政资源性收入增长遇到瓶颈，但财政扩大开支的需要明显增强。为此，财政一方面不断加强税费征管，一方面不得不快速扩大负债。

由于强化税费征管，尽管为减轻企业负担、冲击经济发展，国家不断出台减税降费政策，但人们实际的感觉却是税费的负担在加强。

在税费收入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财政的负债规模快速扩张，杠杆率快速提升。其中，央行披露的“存款性机构概览”中“对政府债权（净）”，2014年末为5.50万亿元，2015-2018年末分别为 9.83、16.23、20.49、25.14万亿元，4年增长了近20万亿元。这必将大大增强财政未来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可能陷入债务困境，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和压力。

其三，住户部门净存款发生逆转

住户部门本外币存款总额减去其贷款总额后的净存款，在2015年发生逆转：2015年2月末（春节期间）为29.90万亿元，达到历史高峰值，之后开始快速下降，到当年末即减少为28.16万亿元。2017年末进一步减少为24.68万亿元，2018年末为24.55万亿元，不仅比2015年末的规模缩小了，而且比2012年末的24.88万亿元都小了。

这说明自2015年开始，住户部门的存款增长速度远低于贷款增长速度。而住户部门贷款则主要集中于住房按揭贷款，支持了房地产的发展，但也使居民负债率急速上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扣除房产后成为“负翁”，对未来消费增长构成威胁，特别是如果出现房价下跌，消费增长将严重受到冲击。

所以，尽管单独从住户部门存款占GDP的比重看，我国依然是全世界储蓄率非常高的国家，但从住户部门净存款的变化看，2015年之后快速下降，问题就变得不那么乐观了。

其四，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下行

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长14.3%。2015年爆发股灾，发行股票直接融资，以及股票质押间接融资均遭受影响，社融增长下降到12.4%。2016年增长12.8%，2017年增长12%，2018年大幅下降到9.8%。社融增速下滑的特别明显。

从货币总量M2的增速变化看，2015-2018年分别为：13.3%、11.3%、8.2%、8.1%，2017年以来已经大大低于历史基本水平。按照中国的一般规律，M2的增长基本上等于GDP增长率加上CPI的增长率，再加上3%左右的调整系数。这样，如果2016年以来按照平均 GDP增长 6.5-7%，CPI增长 2-2.5%，M2的增长速度一般不应低于12%。按照年均12%的增速计算，2018年末M2应该达到196万亿元以上，但实际只有183万亿元，相差13万亿元以上，实际上已经出现通货紧缩了。

需要明确的是，当今社会的货币投放，除央行购买货币储备物（黄金、外汇等）投放基础货币外，更多的是依靠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派生货币。而派生货币的投放，不仅取决于银行投放贷款的意愿和能力，还取决于借款人扩大借款的意愿和能力。在经济上行阶段，投资回报率比较好的情况下，借款人愿意扩大借款，货币政策要抑制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是容易的。但在经济下行阶段，投资回报率不理想，甚至本金能否收回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借款人及会收缩借款，贷款人即使实施零利率，也难以增加贷款，此时就会出现利率陷阱和通货紧缩，此时往往需要政府扩大负债和投资进行逆周期调节。

从这一角度讲，货币政策要抑制通货膨胀是相对容易的，而要抑制通货紧缩则更困难，这在日本、欧洲等很多国家都有鲜明例子。因此，对当前出现的经济下行与通货紧缩的态势要高度警惕，积极应对，避免出现方向性误判和和政策错误。

其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提出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

其中，围绕去杠杆、防风险，强调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上述要求的提出，是我国宏观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对其后经济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六，2015年其他值得关注的影响因素

“股市”巨幅震荡。2015年6-8月，我国股市大幅下跌，从5178下跌到2850点，影响了股票发行直接融资和股票质押间接融资的开展。

人口政策调整。2015年基于适龄劳动人口出现下降，国家正式推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金融附加值占比。2015年中国金融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越美英。

上述多方面因素显示，2015年成为中国经济换挡转型调整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2019最为关键之年

虽说2015年成为中国经济换挡转型真正的转折点，但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经济转型至少需要3-5年时间才能真正见底并开始转变。由此判断，2018-2020年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调整至关重要的时期，而2019年将成为最为关键之年。

尽管2018年出现了诸多超出预期的变化，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和挑战，但其可能只是关键调整阶段的开始，更具挑战更为关键的将是2019年！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世界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局势，亟待推出更加深刻和广泛的改革开放，2019年必须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出方向性、基础性抉择，重点领域要有实质性突破。

必须看到，从长期大势来观察当前形势，虽然中国当前面临巨大挑战，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长期向好发展前景没有变，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将面临巨大挑战，中国依然具有重大发展机遇和明显比较优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过程当中，与发达国家相比，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的余地或潜力aaaa依然很大；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依然具有很大潜力和发展韧劲，具有对国际资本的强大吸引力；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严峻挑战，也为深化改革开放带来重要的压力和动力，改革开放必将加快推进。

同时，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也在不断提升，国家外债负担较轻，具有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中央政府负债率很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整体利率水平仍然较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在3.3%左右），存在降低利率水平的空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依然很高，且与存款保险制度并存，央行资产负债表优化与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调整余地（如压缩法定存款准备金与央行拆出资金配套进行等）；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实力也有很大增强。

现在重要的是，既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在发展过程中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又要准确把握客观规律和形势走势，坚持稳中求进，做出准确选择，避免重大失误。

实际上，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2019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基本要求，2019年伊始改革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一系列政策举措正在密集出台……

2019，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

本文

从金融到医药，王永利漂亮转身，出任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王永利（资料图）

一个是首次跨界履职大型民企医药集团，一个是首次设立首席经济学家，二者“结合”将带来怎样的想象空间？

潜心研究学术、近年笔耕不缀著书立说的资深金融家王永利有了一张新“标签”——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这也是王永利职业生涯的一次大转身，其再出发的选择地点为深圳，似乎暗示某种腾飞的新起点。

“这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地方。”王永利这样形容鹏城。

就在1月13日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报告厅，王永利就其新书《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发表主题演讲，分享其对于货币金融演变的逻辑与本质、发展规律与趋势，中国金融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国家金融战略规划等方面的所思所想所得，并阐述货币金融需准确认知着重把握的十大要点。其实，不只是新书发布会、读书会，基于自身的金融理论与实践造诣，及行业影响力，王永利经常出席业界各种重要活动。但其近期标注的身份多是：福建海峡区块链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等。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王永利已正式加盟海王集团任首席经济学家兼海王集团旗下全药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这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海王集团看中王行的扎实金融背景与务实创新力；而王行则看好国家深化医疗体制改革背景下，关乎国计民生的药品流通领域之发展前景。”

资料显示，此前，王永利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先后领导中国银行应对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银行IT蓝图实施、财务及资产负债规划和流动性管理等。在中行期间曾任SWIFT首任中国大陆董事。离开中行后先后任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CEO，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据悉，王永利对货币金融、财务会计、风险管理、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期货及衍生品、金融监管体系、互联网金融、数字币与区块链等具有较高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有《金融危机全景透视》《金融新思维 银行新发展》《穿越危机：世界剧变的中国选择》及最新著作《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等。

或许，王永利的新动向有迹可循：在2018年12月，王永利曾撰文呼吁“药品采购改革意义重大，亟待全面推进和深化。”他指出，剖析整个药品产销流通链条上的各利益方，不难看出，药品采购实际上是整个药品流通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深化药品采购改革应该成为推动整个医疗体制深化改革的切入口。如何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痛点，有效“切割”医生处方权与药品销售权的利益链条？王永利建议，以“4+7带量集采”试点为切入口，尽快完善、全面推广，有效推进药品流通体制、乃至整个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

版图横跨医药研发、生产、商业流通、线下药品连锁零售店、互联网集采销售平台、以及大健康等多个领域的“海王系”产业，旗下有两家上市公司，如海王生物（000078.SZ）、海王英特龙（08329.HK）等。2017年，海王集团销售规模达500亿，员工人数三万人。2018年“海王”品牌价值达685.79亿元。

其中，全药网科技公司作为海王集团重点推出的板块，据其官网资料，该网是全国首个市场化的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供应和服务平台，是中国GPO模式（Group purchasing organizations，集团采购组织）的引领者，是推动合理用药、保障供应以及控制药费不合理增长等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全药网致力于成为以大数据决策、精益供应链及智能化连接为核心的药品集中采购服务运营商，致力于构建现代健康服务业的新业态，打造合作共赢的新生态。全药网打造的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为公立医院降低药品采购成本，进而降低虚高药价。据已引进该模式的深圳卫计委等披露，降低药价效果显著。亦因此吸引了多个省市参与。广东省内的东莞、珠海、肇庆、河源、惠州等已陆续引进全药网，吉林、黑龙江、湖北等省也在积极推动。全药网2018年成交额近80亿元。

事实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公司内部设立一个首席经济学家职位的情况并不罕见。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则多见于研究机构或金融机构，但近年略有改变，如，原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担任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兼恒大研究院院长；原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加盟京东，任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等。不过，首席经济学家的作用如何，并无标准答案。而引入金融界大咖，首度设立首席经济学家对海王集团而言，可能亦意味着其“产业级战略创新”的一次“升级”加速。

其官网资料显示，目前，海王集团正在以供给侧改革模式，全力推动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供应这一产业级创新战略，同时大力推动新药研发，加速发展医药商业流通和连锁药店，并积极探索健康产业集聚发展，在全国加快布局，快速打造千亿级医药健康创新产业。那么，贴上新的职业标签，加盟海王集团对王永利意味着什么？尽管目前尚是未知数，但可预见的想象空间是：当金融遇见医改、当改革遇见创新，也许一切皆有可能。

本文

记者：刘鹏、欧阳晓红

听王永利博士解读世界金融风云，《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首发！

福建海峡区块链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执行董事王永利

1月5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钜派投资集团联合主办的王永利博士《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新书首发式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召开。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进，钜派投资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倪建达，福建海峡区块链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执行董事王永利，上海银行董事长金煜，上海华瑞银行行长朱韬，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董事长叶国标，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校长顾晓敏，钜派投资集团执行总裁吴绮敏，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万向区块链公司董事长兼CEO肖风，东方瑞宸基金总裁邱海斌，和逸金融董事长林华，《环球人物》杂志上海运营中心总经理彭惠平等嘉宾出席了活动。

致辞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在致辞中介绍，2009年，上海市政府为实现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由著名海外华人学者牵头，按照国际一流商学院模式创办了高金。10年来，在“汇聚国际一流师资、培养高端金融人才、构筑开放研究平台、形成顶级政策智库”的使命驱动下，高金已经凝聚了一支由60多位全职和特聘教授组成的堪称国际一流、亚洲第一、国内唯一的师资队伍。

他指出，王永利博士不仅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金融理论专家，而且是金融工作领导经验丰富的专家之一。作为校友，此前虽未谋面，但对这位杰出的校友十分了解，对他的水平和能力十分推崇。

朱启贵表示，看完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王博士非常重视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本书结合当下的环境，对金融和实体的关系、金融如何配置资源等问题都作了非常深度的解析。这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关口显得尤为重要。

钜派投资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倪建达

钜派投资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倪建达在致辞中表示，自己是一个地产人，经历了金融很多个阶段，今天有幸在这个神圣的殿堂里，学习王永利博士关于金融的真知烁见，相信经历过1998、2008的王永利先生，能带来不一样的解读。

很多人对2018年有很多不好的记忆，但一定收获了金钱以外更多宝贵的经历，做企业和做金融的人，应该感谢2018年为我们做了风控检测和压力测试。

理论上讲，房地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是中国经济稳定的手段之一，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2019年还是会减税，所以，2019年有很多的机会。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进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进在致辞中代表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以及合作团队中俄基金对新书的发表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道，王博士在金融界是一个大咖级人物，他在金融领域，是从会计做起的，一步一步走上了领导岗位。所以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金融改革从零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他基本上每个节点都能参加，尤其是在经历过98和08的金融风暴。这样的经历是很难见的，他这本书，也许只是序列中的第一本，他有很多财富可以挖掘，期待有更好的书出来

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

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在致辞中提到与王永利先生的缘分来自去年6月的见面，听他畅谈世界金融趋势，当时被他书稿的视野和专著打动，决定争取作品的出版权，很快便获得了王永利先生的授权。去年8月，邀请了王永利先生到成都与团队见面，随后制定出了详细的时间节点，书稿编辑营销工作按照双方商定的思路顺利推进。为了扩大市场影响力，还策划开发了经原作品改编的有声课程，王永利先生在长期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抽出整整两天时间，专程飞到成都录制课程，还放弃有限的休闲时间，亲自签名了1500多册图书。

他介绍道，《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近30万字的书稿，以国际化视野，融汇进三十年金融实战经验，提出并解答如下问题：如何准确看待货币金融的本原与本质、发展的逻辑与方向；如何在推进货币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避免发生根本性颠覆性的错误；如何准确判断和有效应对有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和风险等等。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货币金融巨变的真相，解答新技术背景下的金融发展趋势，还为我们提供了金融大变局之下的应对之策，对广大企业家、个人投资者和普通读者都是开卷有益的。

部分与会嘉宾合影

主题发言

福建海峡区块链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执行董事王永利

王永利博士在主题演讲中说道，从业30来年的经历，有很多一般人得不到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也使他思考了很多问题，面临着中国这样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世界金融大变局下中国到底怎么选择？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可谓“基础差、发展快、成就大、问题多”大量风险开始暴露，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

他认为，在经济社会与世界格局巨变、金融风险突出之际，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货币金融高速发展的轨迹，分析世界格局剧变下的中国应对之策，有助于让大家透过现象追本溯源，认识金融的魔力与玄机，助力财富增值。

面对未来，他认为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刚刚开始，其中包括金融。但是在研究这次科技应用到金融的时候，又必须准确的把握货币金融的本质和发展逻辑。未来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国际金融的愿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到底怎么变，中国在这里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上是这本书聚焦几个核心问题。

活动现场

王永利表示，中国崛起推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互联网信息科技快速发展，给货币金融带来深刻冲击，世界金融大变局已经开始。他指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加快提升金融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迫在眉睫。

他认为，应该加快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并在大宗商品和金融交易中积极推动以人民币计价和清算，进而有效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增强中国货币金融的国际影响力。他强调人民币走出去，应该鼓励记账清算走出去，全球人民币清算和交易中心应该在中国本土，而不是在离岸。

中国货币总量2013年开始下降，住户净存款在2015年2月末达到高峰，社会负债率2017年末达到250%以上。多项指标来看，2015年是从高速发展转向真正常态的重要拐点。2018年全面推进降杠杆严监管防风险，一度造成流动性明显收缩。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换挡前行，充满挑战的一年。

揭幕仪式

揭幕仪式

从左往右：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进，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福建海峡区块链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执行董事王永利博士，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钜派投资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倪建达共同为新书作揭幕。

圆桌论坛

圆桌对话

福建海峡区块链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执行董事王永利博士、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进行了圆桌讨论，钜派投资集团执行总裁吴绮敏主持了对话。

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彭文生

对于2019的一些经济观点，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结合当前2019年的金融经济形势，金融问题似乎每天都离不开，但是，金融问题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他指出，2019年尤其要关注财政投放货币，财政斥资增加投放货币的渠道。在过去四十年，太多的依赖信用货币，银行信贷投放货币，人在反思过去四十年，金融自由化带来的问题以后，历史的钟摆在发生表现和调整，未来财政投放货币对货币增长的贡献加大了，信贷投放货币对货币增长的贡献会降低。这个对宏观经济、对通胀、对金融资产的估值，对经济增长的形式和

对于2019年中国经济在资本市场，彭文生认为，中国经济触底没有明确的要求，触底根本的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

对于货币问题，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四十年改革开放，以前就是原来没有用钱的地方，比如说用粮票、邮票，现在都用钱了。但是如果只要硬钞，经济就能搞的好，成为全球强国的话是肯定不行，货币或者在金融在实体经济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化学反应。

另外，对于房价问题，他表示，经济有三大泡沫，中国的房子、美国的股票、比特币。比特币已经崩了，美国的股票也是风雨飘摇，中国的房子跟美国的股票，在各自的国家居民财富中的构成正好都是70%。过去十年，印出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钱，一旦消退以后，马云说了，风起来的时候，猪都会飞。巴菲特也说了，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才有用。

他认为，2019年的主题词就是一个678，经济保住6，汇率保住7，M2保住8，今天是不是一个风险转折之年，从去年反复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两件事，一个黑天鹅，一个灰犀牛。黑天鹅主要是中美贸易战，灰犀牛主要是去杠杆的流动性的收缩。

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 杨燕青

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表示，从货币出发，从货币到金融，从金融到经济，经济又到了科技，从中国到全球，是有一条链条把所有的东西织在一起，有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还在初步的阶段，后面估计还会有非常大的能够深化的框架，但这个框架已经足以成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旅程。

她认为，中国的开放会扩展到更多的行业，比如说教育、金融、医疗。同时中国在更多的开放行业中，不再用JV，因为如果用JV的话，就是要强制技术转让。

福建海峡区块链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执行董事王永利

福建海峡区块链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执行董事王永利指出，现在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产阶级在缩水，因为全球化的发展，高科技的发展，使好多的小资本、小投入，传统的产业可能难以维持，跟不上潮流。中国的余地是很大的，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之后，把资源大量的开发了，推动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

他认为，改革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事情，回头来看前面40年里面第一个10年，改革大家都没有意见，都要改革。但怎么改，往哪改，充满着争议，相对那些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依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程，很多的东西有可调的余地。

圆桌主持人：钜派投资集团执行总裁吴绮敏

本次活动主持人：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陈炜

文字整理：许缤心 张舰月

摄影：张舰月

统筹：许缤心

附：《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主题演讲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