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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杰:半个世纪的求索

我今年80岁了,有人说我是菏泽的"活字典"，是菏泽近代革命的见证人，是菏泽工商业的"先驱"，不敢当，不过，因为我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亲身经历了这片土地上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天翻地覆的革命，这里的确也融进了我的五味人生。

初识共产党

我大半生的命运都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而我真正见到共产党是在1945年初秋。

菏泽第一次解放是1945年9月。就在那年4月，我接手了濒临倒闭的华丰烟厂,成了大老板，在共产党眼里，我是"资本家"。

我原来也是贫困市民出身——文革"中，我一说这个，造反派就说我想翻案。好像资本家是天生的，其实资本家发迹的路子有千差万别。

我排行第五，人们都叫我马老五。我父亲靠当挑水夫养活全家。那时，挑一挑水，走几里地才挣两个青钱。后来我父亲腿受寒长疮，长期不好，残废了，不能干重活。他就赁了一间小屋，卖些盆盆罐罐，日积月累，竟置下了8亩地，还供我上了6年学。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小学毕业那年，他对我说:"咱上不起中学了，我这一病，不知啥时能好，这个摊子你接下吧。"那年我15岁。

"文革"中，造反派逼问我，你靠什么手段发家的，我说靠做生意、讲信用。

我继承了父亲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传统，生意随着我的公道，越来越红火。菏泽马五的名字也越来越响了，三乡五里的顾客，都知道到菏泽买马五的货信得过。

1937年夏天，菏泽闹地震，还连着下大雨。老百姓都说要天塌地陷了。做生意的怕货物受损，纷纷大折本抛售，老百姓谁还有心思买东西。很多商人找到我:货你拉走吧，有钱就给点，没钱以后再说。我说:"收。"他们一个个高兴得像见了救命菩萨，千恩万谢。我也没那么多的库房，就在街上搭了垛，用两层新花马牌内布搭起了防雨棚(新布不漏水)。

当时人们都说我马五犯了傻。我听了只是笑笑，我心里有个铁主见:假若天塌地陷，人货全完，如若天塌不下来，地陷不进去，外地货进不来，慌慌一阵子后，人们还得过日子，货还得有人要。不出所料，由于闹地震，交通中断了几个月，物价飞涨。我存的这些货也身价倍增，那一年我赚的钱就买了50亩地。

我上面说了一些"顺"的，没说"逆"的一面。逆的一面就是受气。受谁的气?多了：警察、宪兵、国民党兵……敲诈勒索，白吃白拿，三天两头，高兴了临走朝你打个响指，生气了给你两个响巴掌，你还得笑着把脸迎上。这还是小事,更欺人的还是那些大行商、大批发货商，他们大都和官府有勾结，说提你的价就提你的价，说卡你的货就卡你的货，把小贩们的财路都断了。

那一天，宪兵队的王翻译官，外号"王大个子"，来到我的小铺，往门前一站,说:"听说你这里买卖不孬，一天卖几十箱烟?"我陪着笑脸，"哪里，哪里，长官多关照,"忙准备了10块现大洋。

但王大个子没接我的茬，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你这里有个白玉玺吗?"白玉玺是我们负责到外地进货的主角。我说:"有，啥事?

他阴阳怪气地说:"你知道他的底细吧?他出去贩烟贩油是隐身草，实际上他是倒卖金银，"我一听毛了，这价要大了！忙分辩:"没有的事，我们都是正经生意人，"王大个子眼一白愣，不理我说的话。"你叫他下午两点在这里等着，山口司令请他买金银，我派人来接他!"

果真，下午两点来了个宪兵，荷枪实弹，把白玉玺"请"到王翻译官那里去了。

傍晚,白王玺回来时吓得脸色煞白，告诉我王大个子在办公室里对他"训话",限他几天内代"买"百两黄金、万块银元。

王翻译官的这个狮子大口，也太离谐了，我们倾家荡产也拿不起，没办法，托托人吧，我找上了娃娃牌烟厂的马继三经理，请他出面说说情。论辈份我称他三哥，他在菏泽上层有点关系。

第二天,马继三找到我，"没事了,没事了。"我说:"咱得上多少面子?"他说:"100条子前门烟就中。"

这场灾难好歹熬过来了。但是我们几个也明白了，这个买卖干不下去了，这个社会没有靠山就别想发财。

恰在这时，亚东烟厂的厂长王天章来找我，介绍我到华丰烟厂当副经理。上任后，我搞股份制，把原来的几个朋友都动员过去，倾其所有投了股。

我接手的华丰烟厂是个烂摊子，但我这个人向来很自信，华丰烟厂改名为利丰烟厂，猫牌的牌子砸了，我就再立新的牌子，我一面叫人到济南印刷"山亭"新牌，一面派人到商丘购买许昌好烟叶。谁知我派去的这个人到了商丘，被烟行的老板们用烟酒、花姑娘们一哄，定了30多马车烟叶，走到仿山，一下全被截了。全部流动资金都搭上也不够，我们几个伙计一下都愁倒了。

我这个人是有点犟劲，我说:"光愁也没有用，祖上也没有给咱们撇下啥，赔了咱们再想办法挣。"他们说:"一分钱没有靠啥挣?"我说:"咱们库里不是还有几百箱猫牌烟吗?"

"牌子砸了，还卖得出去?"我说:"我有办法我有一块"根据地"，就是那100多家烟摊子。我把摊主召集到一块，说:"我马五最近有点难处，恳求大家帮忙，把我那些猫牌烟帮着卖了，以后我出了好烟，保险忘不了大家。"

大伙儿倒也痛快:"老五，你过去为大伙们出过力，大伙儿也没忘了，这个忙咱们帮!"几百箱猫牌烟，三下五除二地一分，竟也卖出去了。

我知道创新牌，靠的就是质量。我从拣烟叶开始，层层把关，精工细作，为了新牌子能一炮打响，我采用了出厂之前，通过百多家摊商无偿大量尝试销烟的方法，大力宣传，小商贩纷纷要求尽快出厂。新牌烟一出厂，一炮打响了，接着，行情天天见涨，利丰烟厂站住脚了。

但是真正发大财，还亏了共产党。

1945年菏泽解放前夕，八路军要攻城,有一个海船牌烟厂，是中等厂家,机器设备较好,库存物资比我们利丰不知强过多少，厂长要逃,低价全厂连人带马全部出售,但那时候还有谁敢问津?我决定买下这个厂,股东们都忧心忡仲的，但也听从了我的决断。

谁知道,时隔不几天(9月份)，八路军真的攻进了城，总经理王博臣后悔得直踩脚，"俺五爷,上当了吧!上当了吧!"我当时却很冷静，说:"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听命吧,该着三枪死，少不了一马叉"我又安排会计:"共产党来了要共产，你把帐收拾好，等他们来了，我把帐本往头上一顶,贡献!页献!"

谁知过了几天，没见来共产，我正纳闷，共产党的市工商科来了一位干部，他说:"知道你也是混穷出身，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工商业，你大胆干吧。"

没想到共产党一来,就给我一颗定心丸，真出乎意料，也就从这一天起，我才知道了，共产党不是共产共妻，不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

因为烟草的利税大，共产党一来就成立了烟草统销局,厂家管生产，他们管销售，并严格规定:私卖一条烟,罚款300倍，我的供销股长偏偏犯了这个规定,偷卖了10条烟,被抓着了,罚款3万元!天啊!这不把厂给罚垮了吗?

统销局的人来厂那天,我一面嘱咐会计准备好"上面子"的礼金,一面殷勤送烟敬茶,可人家也不喝茶也不吸烟，说:"你别使那一套,共产党讲法不讲情。"我一听，心里叫苦不达，看米这个罚少不了，更不敢叫会计上面子礼了，谁知他在厂里了解一番情况后，却对我说:"念你们是初犯,认罚态度又较好，这一次就不罚了，好好写个书面检查。记住，如果再犯,可就新帐老帐一起算了。"我连连点头称是。

由于工作关系，厂里和县工商管理科打交道很多,尤其是那个张杰三科长，他是解放军进城后我第一个认识的共产党干部，他经常到厂里来，对工人进行爱厂教育，对我进行奉公守法教育,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有一天他对我说:"你这个人老实守法,共产党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我听了一惊:"共产党称我朋友?

他爽朗地笑了:"这有啥奇的,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就是我们的朋友嘛!"接着他话锋一转,"有三四万斤上等许昌烟叶你要不要?"我当然想要了,那时候到处都有拉锯战,交通不便,正需要好烟叶。"可我没现钱,"我说。"没关系，钱等卖了烟再还,"他拍拍我的肩膀,"既然是朋友了,当然信得过。

烟叶拉回来了,借着这批好烟叶,烟的质量提高，牌子更响了,再加上国家帮助推销,我们就发了大财,全年纯利润达200箱烟(5万支装)。

我和张杰三主任真成了好朋友了,但他照旧从来不抽我一支烟、喝我一口水,我们的友情,一直保持到现在,老哥俩都退休了,还时常在一块聊聊,有一次我说他:"你那时也太古板了,口说跟我是朋友,可到底没敢喝我口水。"他搔搔头说:"可那时候领导上就是那样规定的,教育的。"

当时,我就是从这些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身上,认识共产党的。他们博大的胸怀,为民谋福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到,他们是正义之师,他们的事业必定能成功,我要与他们同行！在解放东明时,我向八路军捐献了5大箱(5万支装)香烟,县政府在大隅首持牌表扬我是开明士绅……

我的朋友劝我:"你这样出风头,国民党再打回来,咋办?"我说:"我不怕,士为知己者死,共产党拿咱当朋友,咱也得以朋友之道还。"有的朋友感叹没想到马老五,这么快就认了共产党这个经。"

二次解放

真被那位朋友言中了，1946年9月，国民党发动重点进攻，解放军作战略转移，准备撤退。

我的心里更是沉何甸的,我想起了那位朋友的话,"国民党回来了,你咋办?"但我更想起了张杰三临走时,有力地握着我的手说:"老马啊!要坚持住这一年你走的路。

国民党进城了。首先进入我烟厂的,是国民党七十一师的四五个便衣队，一进大门，二话没说，在墙上刷了"八路军烟厂"几个大字,接着说:"谁是经理?

我说:"我是,"话刚落音,几个便衣一下围上来,用盒子枪对着我。一个人喊着:"搂,搂, 搂!他就是八路军烟厂的经理。"

当时我的头"嗡"的一下,心想，坏了，八成有人向他们告了密,便衣队杀人当玩，说搂就搂了,但我还得硬着头皮撑一下,我说:"你们先别搂,听我说说再搂,中不?"那个头目样的人一摆手,几个人不再嚷嚷搂了。

我说:"我这个厂是100多家股东集资的厂,我这个经理是他们推荐的,我要真是八路军烟厂的经理,八路军撤走我还敢留在这里?早一起跑了,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是不是正经生意人"

一个便衣横眉竖眼地一摆手:"算了吧,我们早调查清楚了,你们就是八路军的烟厂。"

接着他们都涌进了帐房,找放钱的地方,幸亏我早就有准备,把大部分钱都埋了。柜台上只留个5万6万的。见了钱,几个便衣上前就抢,各自往自己兜里装。

凡是能拿的东西,他们都抢,窗帘也撕,地毯也卷,做烟用的酒,也掂;准备发给工人的毛巾,他们看见了,像抓到了证据:"八路军好顶毛巾,你这里这么多毛巾,还抵赖!"也全拿走了。

临走,那个小头目交待:"这个厂查封了,一草一木不准动!"没办法,为了生产,我还得去求他们，"商务会"主任就是还乡团的官,我只好去求他。

在一间有四根大明柱的厅房,他接见了我。他坐在檀木太师椅里,嘴里呼噜呼噜地抽着水烟袋,等我说明了来意,他抬起眼皮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听说过你马子杰的大名,只要你真不是共产党,我可以给你说说,不过…咱可不是不开眼的人。"我急忙说:"我也不能让会长白操心……"他嘱爆地笑了,晃了下手里的水烟袋,"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国军来了,咱们得齐心协力振兴五业,你说是不?""振你娘的脚!"我心里骂着,但脸上还是陪着笑,嘴里还千恩万谢地退出来。

第二天,那个会长带我去了第四绥靖区便衣队,便衣队的李队长,看了看我带去的股东帐,说"既然是会长保举,这个面子我得给,我给你写个条子，谁找你的事,你让他们看看就中,我再派人把八路军烟厂几个字抹掉。"

拿到那张纸条,拿到了护身符，走出便衣队办公室门,我急忙问会长:"得上多少面子?"他说:"我已经给你想好了、两扇子猪肉,一坛好酒,一百条上海有嘴烟。"

回家后,我就急忙照单全付了,当然也忘不了有那个会长的一份。

过了不长时期,国民党开始征兵。厂里包派了16个兵,一听这个消息,我动了脑筋:将来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马子杰要出了这16个兵,共产党回来没法交待,再说如果这16个人中,有人伤了亡了,那麻烦就更多了,光家属也闹你个天翻地覆,这16个兵坚决不能出!我暗自打定主意,还得找门路,可这回巧了,没出厂门就有了门路。

原来第四绥靖区军法处孟处长的老婆,就住在我们厂里,她住在这里,无非是看我这个厂有油水,明里暗里捞点,当天,我就找到了她,我说:"孟太太,我得托你办点事,上面派我们厂里16个兵,可这16位,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们一走,厂就办不下去了,求孟太太给处长讲讲情,"这位孟太太平常没少捞厂里的好处,再说她也明白,我不会白求她,就满口应承了。

第二天,孟处长就把我叫去了,"我给你弄16个兵役证,就说你的兵都征到我军法处了。"我说:"那我咋着感谢你?"

他也不客套,"那你得花点。"我说:"你说花多少吧？"他叹了口气,说:"马经理,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吧,别看我现在怪威风,我也知道自己的好景不长,我得留点后路了,你不知道,我老家还有一窝子,里外两窝子,我这把骨头还不知扔在哪里,可二狗他妈怪可怜,你给她弄点脚粮吧。"

最后讲定了5大箱海船香烟(5万支装,折合600块现大洋)。

末了,孟处长又说:"我那个亓副官,家境也不好,你也给他几个,"我都一一答应了。

就这么一档子事,在文革中把我整得不轻,说我与国民党军法处长勾结,是"国民党特务"。可我当时要不那样做,把16个兵送出去,那就更不得了。

说是快,也真快,到1948年9月,共产党又第二次解放了菏泽城,一些烟厂、商号们的老板怕"共产",都在议论"走"与"留"的事,最后一致的意见是:看马子杰的,他的厂最大,他怎么做,咱就跟着。

我对他们说:"共产党咱们不是没见过,第一次解放时,咱们也领教了,也没共咱的产,还帮助咱们发展生产,再说,就是走能到哪里去?这天下都是共产党的了。"就这样,绝大部分厂家听了我的话,都留了下来。

刚解放的第二天,冀鲁行署工商科陈子明科长,首先把我叫了去说:"你在工商界有点名气,是个代表人物,你要起点带头作用。"

我说:"咋着起带头作用?"他说:"积极发展生产啊!党的政策就是保护工商业,扶持工商业这话我爱听,这样的头我也愿意带,哪有资本家不愿意发展生产的?

第一任菏泽地委书记杨海鹏,他在审查城关镇代表资格时,见了我的登记表,就让当时的城关镇书记田中五把我叫了去。在办公室里,我见了这位满脸络细胡子的汉子,觉得很陌生,他哈哈大笑着:"怎么不认识我了?咱们是老同学啊!对了,你比我低一年级,没想到当年的穷小子,今天成了大老板。"我脸红了,我说:"我没有眼光,没有像你那样参加革命。

从说话中我已经知道,在我卖盆盆罐罐之时,人家已经是地下工作者了。

他摆摆手,"话不能这样说,革命不分先后嘛！再说现在革命成功了,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建设了,你的才智大有用武之地。"可我是个资本家啊!"我说:"不共我的产?

他笑了笑:"共产党的政策是发展民族工商业,繁荣经济,只要不违法,我们就支持你大胆干,因为你是'四大朋友'之一呢。"

他的话使我宽心,但我还有顾虑,"我还有地哩,划我地主不?"

"不划!"他回答得很干脆,"这有政策,民族工商业者赚钱买的地不划地主。"

杨海鹏的一席话,使我感触极深,我马子杰有啥能耐让共产党的大小官,都把我当成一盘菜?共产党是为人民的,杨海鹏说了,我是四大朋友之已算人民的一分子

真诚的合作

解放前,我是旧"商务会"的常委;解放后,工商联合会成立了,我仍担任常委,也就从这一天起才真正和共产党开始了诚挚的合作。

我的厂是菏绎人民政府确定的第一个"依帐计征户",意思是信得过的守法户。

不要小看这个依帐计征,在当时并不是容易做到的,工商业者为了逃税,一般都做两本帐,一本帐是应付工商税的,另一本才是真正的,所以当税务局查我的帐,我只拿出一本帐时,他们很火:"老实点,交出你的第二本帐。"我说"不仅有两本,还有几十本,但就是没有假帐。"他们不相信,便一批批地派人来查,但查来查去还是一本帐,最后一位税务干部对我说:"资本家中,像你这样老实的还真不多。"我说:"人总得讲点良心,共产党没共我的产,还帮助我发展生产,我要是再耍手腕,贪小钱,那就太对不起人了,再说,我知道共产党就讲究个认真,作假也不会持久,倒不如落个守法光荣户。

就这样,我在有关领导中的威信树立起来了,成了守法模范户,在工商界宣传,并在全县工商联大会上,让我作经验介绍。

解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经济建设。1949年初,行署提出大力发展工业,我觉得领导这样看重自己,我得作出个样子,当时荷泽的工业,真称得上一穷二白,去了几个多半靠手工的小烟厂外,就是几个小炉匠了。我建议成立"菏泽县发展工业筹备委员会",领导欣然同意,我被任命为主任,由陈子明科长亲自抓。"筹委会"决定建3个厂1火柴厂、打蛋厂、棉纺织厂,明确我抓火柴厂。

抗美圾朝时,共产党号召各行各业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我一下拿出了全厂三分之一的流动资金,是全县捐献最多的,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另外,我还发动资方股东尽力捐献,一次购买公债,钱不够,我把9间私宅典当6间,至今还有3间没有赎回。

1953年开始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我在省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会议上,有些资方人员忧心忡忡,认为一公私合营就被吃掉了。但我想得开,共产党想干的事就一定能干成,共产党就是要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止不了,想不开那是自找难受,我还是老策略,早剃头早凉快。

我在小组会上第一个发言,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行署专员郭新斋听了我的发言很高兴,他说:"你的发言很好,老马呀,你敢不敢到大会上去,把在小组会上说的话再说一遍?"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

在两千人的大会上,又是我第一个表态:"走公私合营的道路,我在菏泽坚决打头一炮……"这炮轰响了,大会上领导一次次表扬我,我这个人不撑敬,这一来,我的劲头就更大了,连夜往家里打电话:立即写公私合营申请书！

话还得说回来,对于我那些同行的忧心我也是理解的,这些工厂企业,是他们用心血惨淡经营了一辈子的,痛苦之情可想面知。

但也许我的经历和他们不同,情绪和思路也不大一样,就说我的火柴厂吧,在当时的菏泽是最大的工厂,当然它也同样聚集了我全部的心血与劳动,但我更明白,没有共产党的撑腰与帮助,火柴没有今天,我马子杰也没有今天。

说两件事吧。

火柴厂建厂的第二年,遭受到一次大挫折，工会为保工人的铁饭碗，要求提高工资、提高福利津贴。这种要求大大超过了工厂的支付能力,县里几次调停也没奏效,最后惊动了省里,省劳动局来了位局长,省工会来了一位处长,他们在厂里查明了情况,向工会和工人进行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教育,仅3天时间,就把劳资合同定下来了，

但是当时已停产3个月,工厂眼看就要破产了

城关镇主席田中五把我们三个主要领导人叫了去,说:"你们的火柴厂是平原省发展工业的第一杆大旗,这杆旗不能倒,你们得想想办法。"我说:"法是有,看政府支持不支持。"他说:"只要能把生产发展起来,我都支持。"

我说:"那就好了。一、首先要裁员,把那些没有技术,又瞎搅和的工人裁掉，80名主要工人也要减一半,工资暂时发百分之六十；二、资方人员、管理人员全部下车间,分头干活。"

田主席说:"就这些?"我说:"就这些,我保证生产效率能提高一倍,完不成,你把我撵出荷泽城。"田主席说:"就这样定了。"

按我的法办,第一个月产量就翻了一番,一年内就恢复了元气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也是第二个大挫折,这次挫折比第一次要大得多:我差一点被捕。

那就是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我作为菏泽最大的资方代表,被视为头号"老虎",满街都是"打倒头号大老虎马子杰"、"揪出菏泽最大的老虎马子杰"……对我火力最猛的,是那些被我裁掉的工人

地区总工会的一位干部在大会上讲:"一个烟贩子愉漏两亿(万)元,你马子杰有那么大的一个火柴厂,还有那么大的一个烟厂,漏税还不到一个亿,可能吗?你看到了啥时候了,你这个资本家还不缴枪?"

公审会后不久,"打老虎"办的一个干部把我叫到城关镇去,他开头就说,你这个人很聪明,问题坦白交待得也很好,但你还有个间题没有坦白，我的脑袋"轰"一下像炸了:"还有啥问题?""你向银行刘德朴行贿3000元。"

刘德朴是银行驻厂办事员,为人特正派。运动中,我曾把敬烟让吃饭也作为腐蚀干部的罪行作了坦白,但这个刘德朴连一枝烟也没受过。他的生活很清苦,用的一枝破钢笔老是漏水,阴天下雨就打赤脚,有一次我叫采购人员从上海给他捎来一双鞋,一件绒衣,一枝金星钢笔,他把胶鞋、绒衣都推下了,他说:"这么金贵的东西,咱受用不起。"但他对那枝钢笔却有点爱不释手,我说:"那你把钢笔收下,"他嘴里说着好,却又把钢笔递给我,"等我把钱攒够了再来取。"我说,"你先用,等有了钱再给我。他说:"那可不行,"他坚决不收。直到运动开始后,那枝钢笔还在我的抽屉里,可能他的钱始终没攒够

我对那位干部说:"刘德朴是个好千部,我从来就没向他行过贿,我不能在好干部身上抹脏。"他一拍桌子:"马子杰！你放老实点。"我说:"你就是枪毙我,也是这话。"

地委一个叫马义达的干部给我谈话,意思还是劝我走坦白从宽的路。

我说:"该坦白的我都坦白了,但行贿刘德朴的事,我是绝对没有。"他说:"还是要实事求是,没有这一条就不用检查,检查其他的。

两天后,我在原专署礼堂接受批判。会议一开始,工人们呼口号,递条子,火药味很浓。我心里明白,能不能免受牢狱之苦,就在此一举了。所以我的检查非常详细。渐渐地,工人们呼口号、递条子的没有了,因为我检查的问题比他们揭发的还多得多。工人们说:"这马老五的态度还算老实。"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宣布我可以回厂——我幸免入狱。

以后我才知道,当我受冲击时,从县里、地区里一直到省里都有人在关心着我,当省报头版头条登载了"打倒大盗窃犯马子杰"时,省里的罗主席多次询问行署去的人,"马子杰现在怎么样?"他还委托联合烟厂曾经理消信给我,"告诉马子杰,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让他正确对待运动。"消息传来后,我激动得不知说啥好。我和罗主席只有一面之识,是在火柴厂开工后不久,他专程来厂考察时认识的。可他还始终惦记着我马子杰。共产党人真可交,真够朋友

我不知道现在的理论界,是如何评价"三反"、五反"的,尽管我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委屈,但我认为:"三反"、"五反"还是必要的,没有这场运动,就没有接下来几年的经济建设高潮,还是应当坚持生产力的标准。

我的火柴厂就是一个例证。运动后的第一年,由于劳资关系正常,当年获纯利5万元,我又动员股东们把红利全部入股,买了36亩地,建了新厂房,扩大生产,搬迁厂房时,我精心设计方案,随搬随安装随生产,一天工也没有停。

1954年,火柴厂第一个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地、县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主持成立大会,各县都到会祝贺。任轮昇专员代表专署任命我为第一经理,公方代表任耀华为副经理,私方人员任正经理在全省也是少有的。火柴厂的率先合营,为地区两年后大规模的公私合营,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像共产党人那样

1956年,我出席了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扩大会议,这是一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教育的会议,我受到了毛主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在会上,陈云副总理说:从1956年起,定息7年不变。刘少奇主席也讲了话,工商界的朋友只要登上社会主义的船,共产党一定保到底。毛主席还作了补充:7年定息不变,再有困难就再留3年尾巴。

会上规定:资方人员的高薪不变。

原来工商界中的一些朋友,对生活和前途有种普遍的忧虑。这次会议,代表们喜笑颜开这年的年底,我被选为菏泽县副县长,同时还兼任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任。

我暗自下了决心,要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哪怕脱它几层皮,按县里的分工,我重点抓卫生工作。

菏泽古称曹州,是个历史悠久的小城,当时的菏泽城,东西南北方圆不到3华里,其概貌用三个七十二即可概括:72条街,72个坑,72眼井。当时城内卫生极差,72条街垃圾遍地,72个坑死水纹蝇丛生,霍乱是这里的常见病,那时候,爱国卫生运动提得虽很响,但收效不大,主要是治标不治本。于是我依靠卫生科和防疫站,把个体的清洁工人组织起来,统一管理粪便,新建了两个大粪场,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把72个水坑全掘通,坑坑相连,死水变活水,栽上藕,养上鱼,坑边栽杨柳,既美化了环境,又改造了蚊蝇孳生地。

那二年"治本",成绩不小,菏泽成了"无蚊蝇城",多次受到省、地领导的表扬。

一晃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卫生工作当然排不上号了,那时是全党动员抗灾救灾。

当时,菏泽是先旱后涝,我分管治水排水,连续10几个日夜,我和民工一起站在水里排涝,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提水设备,靠的是手摇式水车。那时的工作方法,只要领导亲临第一线带头干,准行,所以,尽管雨急水猛,尽管民工的肚子都是空着半截,但干活的积极性还是高涨的,他们说:"县长都和我们一样干,咱还有啥好说的!"任务硬是提前两天完成。

当时县委对党员干部有过严令,不许吃一个鸡蛋,因为一个鸡蛋就是一只鸡,不许到"高级"食堂或农村买任何东西吃,因为那是与民争食。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和老伴发生了自结婚以来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争吵。

我从排涝工地回来后,得了肝炎病,4个"+号,还有水肿,130斤的体重降到不足100斤。病因只有一个:缺乏营养。

这个病因却很难根治,家里的那点定量粮加上树叶野菜,也撑不起肚子。几个孩子都是面黄肌瘦,有气无力,那一天,老伴从外面回来,从怀里拿出个小包,里面是一点地瓜干。

"哪里来的?"我问。"是一个邻居从农村代咱们买的。"老伴记得我对她的叮嘱,回答得有点慌乱,"只……只有4斤。"

"一两也不行。"我大声喊着:"我怎么嘱咐你的？"老伴哭了,她抽咽着说:"你看看你的身子,你看看咱的孩子,你叫我……咋法啊…"

我那时的脾气不知咋恁大,用手拍着桌子叫"我死不了,孩子也死不了,别人能过咱也能过,你把这东西给我赶快退回去!"

老伴哭了一场,还是把那4斤地瓜干退了,临走她白了我一眼:"看你跟真的似的,人家是要求党员的,你是?"

"别罗嗦了,快去退吧。"我推了她一把,"我这个副县长可是真的,当天老伴就把东西退掉了。

1960年,饥饿现象更加严重,饿死人的悲剧不断发生。地委委派我去东北搞救灾副食品,我和张洪费、任进功、雷峰四人先去辽宁,后去吉林,都无收获,最后到了齐齐哈尔。该市的何市长和秘书长听了我们的请求后,深表同情,何市长安排我们到附近两个县去采摘甜菜叶,不收分文,不限量,我带100名民工到了县城,县里安排我们住招待所,我说:"不行,这点血汗钱留着有更紧的用处,"我和民工们都挤住在社员家里。

就这样我们4个干部,分头带着100名民工,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野地里采切甜菜叶子,随采随打包随送站,完成了大量的甜菜叶采摘任务

接着我们又到了齐齐哈尔糖厂,求购糖渣。当时的糖渣是按粮食管理的,很是珍贵。糖厂的刘俊卿厂长就是我们菏泽李八老村人,他了解家乡灾情,他的父亲就是不久前饿死的,所以他竭尽全力支持。

我们把糖渣压成100斤一块的模子,为了抢时间,我这不到100斤的身躯,扛着100斤的糖渣,往火车站飞跑,有的民工一人挟着两个糖渣模子奔跑,我们的念头只有一个:要快!要快,早到一分钟也许就会少饿死一个人

当时一切物资都很紧张,特别是生活用品都定量供应,我们去100多人,除带了点粮票外什么都没有,都是糖厂的工人们,从他们那少得可怜的定量中挤出一部分给我们,就这样,一冬天,我们搞了几百万斤的甜菜叶和糖渣,送回了荷泽。

这次行动,不但受到了菏泽地区和菏泽县领导的表彩,而且获得齐齐哈尔市领导的好评:"你们艰苦奋斗的作风,使我们深受感动。"而我们更感谢他们,黑龙江省当时担负着帮助9个省市救灾的任务,把粮食都调空了,定量从每人每年500多斤降到240斤,甜菜、糖渣无偿地支援了我们,他们却按人口严格控制。

菏泽地区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贫困落后,虽然是平原地带,但却年年吃大量的国家统销粮。1965年春,地委下决心解决"要大饭"的问题,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号召广大干部下乡包队。地委书记狄生说:"我们下去带头实干,掉它10斤、20斤肉,也得把要饭棍抛掉!"大概是我那几年"解难"有了点名气,地、县两级统战部提出让我去包一个最有名的落后队菏泽城关李兴齐大队,并建议让我从最困难的第八回汉联合队入手开展工作,以点带面

地、县的干部们一提起这个八队就头痛。由于回汉混居,矛盾复杂,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小麦亩产不到百斤,加上秋季作物年收获不到200斤,连吃了6年统销粮,队里200多亩地,只有一头小驴、一头瘦牛,没有一架车,没有一张粑,没有一个记帐桌,连一盏煤油灯也没有。

听说我到八队去,许多人摇头,一是觉得我不懂农业,二是到那个八队去前景难测,一位老朋友很为我担心:"别看你老马没有难住的事,这一回你可露不了脸了……"

我觉得他们有点太夸张了,那八队又不是龙潭虎穴,何故恁紧张?那几年克服了些难关,我的经验只有一个字——贴。我相信和群众贴心想,和群众贴身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卷起铺盖上了任。果然是没人理茬,果然是没地方住。咱这个"县太爷"好打发,找个秫秸庵子放下了铺盖,权做"县衙"。

早晨,该上工了,我扛着锄头走出来,没有人打钟,更没有人上工,我敲了半天钟,伸头探脑地出来了一个10几岁的小孩。我说:"你愿意跟我下地吗?"那小孩觉得怪好玩,满口应承。于是,我们一老一小下地了。

下午,我借了辆地排车,把家里准备做家具的棵老槐树拉来,把家里的桌子、煤油灯还有一把锁也拿了来,得为生产队搞点基本建设。

到了晚上,八队的不少社员自动围到我的"县衙"门口。

一位老汉走到我面前,问:"听说你是县长?"副的,老哥。""甭管正副,看样子你是想把咱八队搞好。"

"是想搞好。"我大声地回答:"父老乡亲们,我在这里给大家立个军令状,一年之内生产搞不上去,每人口粮分不到360斤,我这副县长就辞职。我的"就职"演说就这样一句话,但我觉得我达到了目的。

光靠我那棵老槐树,只够作一张粑、一架拖车这远远不够。亏得这里回民多,我去申请了一部分少数民族生产补助款,买了两头牛和一部分农具,10辆地排车。

虽然没搞过农业,但我也是种田人出身,懂得"种田没有巧,有水有肥管理好"。我先打了3眼机井,又组织起积肥队,到城里拉旧屋土垃圾,在村内大造土杂肥,达到每亩地施肥1万斤。

我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生产组织的管理上,我试着按我干工厂时的经验,竟也奏了效,小组包工、小段包工……农民的生产热情真的高起来。

一年过去了,我完成了我的"军令状",粮食亩产翻了近两番,社员的口粮达到368斤,还建了个日产千斤的小面粉厂。一年的包队生活,我和八队的社员可算得上情深谊长了,告别时,他们痛哭失声,还是那位老汉,握住我的手说:"马县长,你真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我说:"老哥,可不能这样说,我怎能和焦裕禄比呢,不过我的职不用辞了。"说着我笑了,社员们也哈哈地笑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菏泽第一把火就烧到了我的身上,菏泽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批我的,第一个批斗会就是斗的我,当然,菏泽揪出来打倒的第一个当权派,也就非我莫属了

对于在文革中自己和家庭受到的种种磨难,我不想多说了。我只是想说说文革中自己心灵和感情的历程。

记得有一次开完批斗会,县委书记董玉仁扶着墙跟,慢慢立起他那病弱的身子,走到我身旁说"老马,挺得住吗?"那时,我似乎训练有素了,脱口而出:"相信群众,相信党。"他苦笑着摇了摇头,然后用眼深情地看着我:"还要相信自己!"说完,他用只手支着腰,蹒跚地走了。

"还要相信自己。董书记的话,像是给我郁闷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户,我重新觉得自己又有了力量,我感谢董书记,他受的摧残比我还重,身体状况比我更糟,但他还是用他那仅有的力量扶了我一把。

对于大字报揭发的罪行我并不害怕,那都是我档案里早有的,早作定论的。但有一件我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罪证",似乎难以"抵赖"。

那是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中央召集全国工商业者开了一个"神仙会",会开了59天。为什么叫神仙会?就是与会人员在会上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会址在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里,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根据大家对政策的一些疑问作了解答:工商界的朋友不是包袱,而是财富。有些人认为是包袱,这是错误的,我看,中国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太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一些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参加……那次会上讲了"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这些都是工商业者渴望听到的,这是我第二次进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回来后,作了如实传达。那天是在党校礼堂里开的会,全体工商业者都参加了,那真是讲者带劲,听者开心,我一气讲了4个多小时。

既然那次"神仙会"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会",刘少奇的讲话,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那我扮演了个什么角色,不就"昭然若揭"了吗?后来,我便被靠边站了,那时,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斗得越来越厉害,根本无暇顾及我。我这个人又有闲不住的牌气,便要求下乡劳动改造,自然我的要求很容易被批准,还说我认罪态度较好。我到了穷困的朱庄九队,帮助他们种麦、发展副业、改建厕所、猪圈,我跳到圈坑里出粪,带人到城里捡砖头垒围墙。为积肥大养猪,我又帮他们建粉房,既赚了钱,又有了猪饲料。

九队的社员们说:"真没想到还有这样死干的县长,这样的干部咱们保定了,谁来揪斗也不中！"但我还是被一个造反兵团偷偷抓走了,扣了3天。放出来后,我又到赵楼去"改造",在那里我帮助他们发展畜牧业,他们队长说:"政府不要你,你就到这里来,俺多发一倍的工资养着你。"

1967年,我进了"五七"干校。干校几百人起伙,菜供不上。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我种菜有了点名气,所以又让我重操"旧业"。

干校原来有五六亩地,蔬菜品种也很单调,我去后,把菜地扩大成15亩,品种发展到23个,只有两个人管理。

干校的菜有了名,下来得早,长得好,吃不了用小牛套车,装上千把斤,赶集去卖。

为了给菜种高温催芽,我把芽种装进一条长长的布袋里围在自己腰间,每天24小时用自己的体温给芽种催芽。可因为暖种子,我腰上长了一圈湿修,很长时间不好。有人劝我:"老马,你这把年纪了,拼死拼活的图个啥?"我说:"我啥也不图,就图个凭心办事。

说到落实政策,还有个小插曲,到了1972年,干校的干部都陆续回去了,有"结合"的,有"解放的,单单剩下我这个"资本家"没人"认领"。最后园艺场的人急了,找到县里反映:"还有个马子杰你们忘了?他不该落实政策?"

那时,县委书记已经被"结合"了,但也是个左右为难的处境。尽管这样,他还是亲自来到干校,宣布我的"解放"。他充满感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你是革命的,是和共产党一条心的。"最后他说:"你现在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愿意上班时言语一声。"

回到了家里,老伴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再干了她说,你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过几天安静日子吧再折腾还得挨整。

我说:"现在老干部一批批解放的不少了我看这运动也快到头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我身体没大毛病,不干对不起共产党。"

我没听老伴的劝告,过了没几天,就找到董书记要求工作。

董书记说:"正巧有个适合你干的工作。县里要成立外贸公司,你去挑头吧。"

我说:"行,不过你得给我派一个有统战观念的书记,不然搞不成事。"说实在的,那几年我也被整怕了,再派个专搞阶级斗争的书记,我也真受不了。

董书记说:"这一点已经替你想到了,"派去的书记叫朱水亮,是炮兵团的转业干部。我们一见就谈得很投机。

我说:"老朱,菏泽外贸虽然是刚起步,可我已经调查了,菏泽的外贸资源很丰富,很有搞头,能为菏泽人民谋个大利益。咱俩好好干,再叫我当县长我也不去了,你除非到中央当部长,也别轻易离开,咱们是一根绳子拴着的蚂蚱。

老朱说:"好!就是这话。"

借了3间屋,凑了9个人,菏泽外贸就算正式开业了。上级要求是,每年上缴85万元!就这样我在县外贸一干就是7年,完成上缴利润1700万元，远远超出了给我规定的任。

可在这中间,我又次成了"活靶子

那是在"一批两打"中,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给我贴了不少的大字报,什么"马子杰吃空额"、"资本家贪利本性不变"……整了我整整8个月,气急之下,我患了心脏病,亏得老朱时时劝解我:"老马,稳住神,让他们搞去吧,咱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要说我利用职务之便办了点私事的话,那是在我调任卫生局副局长以后。事情是这样的,1964年,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是个副县长当然得带头执行,我那个二闺女恰在这时在兰州她大姐处招了工,我一听说立刻通她退了工,回菏泽下了农村。这一下乡就是10几年,我又不愿做走后门求人的事,直至1979年,二闺女和女婿才最后一批回了城。有天,二闺女找到了我,说:"爹,别的事我不求你,回城你也没帮上忙,现在只求你在你的下属单位给你女婿找个活干,"我考虑了一下,答应了。正好卫生局下属的粪便管理所缺少掏粪工,招工也没人来,就叫二女婿去了,一直干到现在。

也许我对子女们大苛刻了,也许我对子女的关心太少了,但我觉得我能够把他们引上一个做人的正路上,也就算尽了父母之心了,路还是得他们自己走。现在我的8个子女都结婚有了孩子,他们都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但他们都生活得很好,这就够了。

我到卫生局是1979年6月,那时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我万万没想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的干始!

"马子杰同志"

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已年近70，我一辈子什么亏都吃过了,什么风险都经过了。自从和共产党结下缘份,再有坎坷,我也没灰心过,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党，即使是有些闪失,也应该原谅,我万万没想到共产党的三中全会那么实事求是,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团结广大群众搞改革开放,我下定决心,让我的生命再开一次花,把余热献给党和人民。

1981年,我被选为县人大副主任。一上任,我调查了菏泽的教育现状,向常委会提出了全民集资办学的建议,得到热烈的响应,我当场认捐了500元,很快菏泽形成了集资办学的热潮,菏泽的"校改"工作跨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

也许是我少年时读书少的缘故,我这个人向来有点读书高的思想,一说办学就来劲。1951年菏泽办第二中学,苦于没地皮,便无偿捐献出了自己的36亩地。1987年,我又发动全家给老家河海小学捐献360套桌椅,一台20英寸彩电和一台双缸洗衣。

1982年,菏泽的工业情况很不景气,县委领导找我谈话:"你是老工业了,能不能协助抓一抓工业?"我说:"没问题。"

我建议:人大10几个主任加上局里的干部,每人包一个工厂,摸一摸菏泽工业的脉,到底存在什么障碍。

领导上同意了我的意见,我自报奋勇,到了问题最多的针织总厂。

针织总厂年上缴利润任务33万元,可它交了不足1.5万元。内衣分厂7万元的任务,一分未交,8个月赚了6块钱。摆个烟摊一天也比这赚得多。一个要人有人、要设备有设备的厂搞成这个样,真让人寒心。

我决定重点抓内衣厂。要抓也不能瞎抓,得弄清情况。我分头找上层领导干部、中层干部、青年工人、老工人开座谈会。几个座谈会一开,我心里有底了。让厂长汇报管理制度,听完后我说:"我没有什么新法,我干,也是按你这一套制度。但有一条,这些制度都没落实,关键是你们干部带头违反管理制度。"

情况明了后,我召集了全厂大会,我说:"咱们厂遍地是黄金,可就是拾不起来。厂子振兴的办法很简单:落实管理制度,今年还有4个月,听我的保证完成7万元上缴任务,全厂300人每人再弄2斤点心当奖品。

我讲的话都不相信,认为不可能。话说得再好没有用,群众看的是行动。我从干部抓起,按管理制度一条一条落实,大伙一看玩真格的,情绪起来了。第一个月就挣了3万元,4个月完成了13万元。

三中全会后,我萌发了入党的念头。以前,我干得再好,心里的想法再强烈,也不敢写入党申请,怕人家说"马子杰削尖脑袋往党里钻"。

在地委召开的一次统战会上,地委书记周振兴说:"马子杰同志,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干工业你是一只好猫。同志们啊!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都做不到马子杰同志这样啊!"听到这话我感觉到那个新鲜、那个温暖,简直没法说。轮到我发言,我从来没有那么激动,我说:"今天的会对我触动很大,和共产党共事这么多年,我从没有被称为同志。今天,共产党三中全会开辟了个祥和的政治局面,我要在大会上,当着各位领导的面,把埋在我心底几十年的一个美好愿望吐出来: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会开完了,周书记和李子明部长握着我的手说:"你的愿望很好,我们一定认真研究。"1984年12月11日,这是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我在这一天站在党旗下,举起拳头宣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我73岁,是俗话说的圣人年。我没成圣人,而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省民委专门派人送来一个大"寿"字,祝贺我第二个生命的诞生。这是我真正的"华诞",也是我生命中最光彩的一页。

1988年,菏泽工商联恢复了。我的大半生和工商联结下了不解之缘,站在恢复的"工商业联合会"大牌子下,我浮想联翩:早在青年时代我就做过"实业救国"的美梦,可是在动荡腐败、山河破碎的旧中国,我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那时的我,苦闷失望之极。自从和共产党结识,我才看到了光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我不是从课堂上听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读到的,而是在半个世纪的求索中,在几十年坎坷的人生历程中,用心一点一点体会出来的。

以上即是马子杰的口述,也是马子杰的心声。

李延国 黄爱菊 毕德利整理

原载1996年《春秋》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