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复集碑，多少谜团中。

长治市上党区桑梓村有一块清康熙四十四（1705）年为纪念“恢复集市”而立的石碑。恰遇今年初疫情，各行各业停工停产后复工复产，这块碑竟成了网红，好多人专门到桑梓去看这块300余年前立的“复工复产”碑。

碑文如下：

大清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桑梓镇遵奉

潞安府正堂加一级白老爷 讳邦杰 明示

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司加四级永大老爷 讳泰 明文 复集碑

长治县正堂加一级江老爷 讳国兴 明示

岁次丁亥黄钟月朔八日阖镇绅衿十三班乡约立当、京、盐商各色牙行庶民人等仝立石

这块碑内容很少，就是简单说明在什么时间，遵谁的命令复集，以及是什么人立的碑。

近些年有一个很奇怪理论是“字越少，事越大”，这块碑字数不多，但是隐藏的谜团却真还不少。

1、正堂加一级

碑文上关于山西布政使司、潞安府、长治县等上级领导的官衔写的很有意思，为“潞安府正堂加一级”“山西布政使加四级”“长治县正堂加一级”。潞安府正堂和长治县正堂，按现在来说就相当于长治市长与长治县长，分别对应为正厅和正处级；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民政厅长、组织部长，也是正厅级。

按一般理解，正处加一级就是副厅级，正厅加一级就是副省部级。正厅要是加四级，算一算，依次是副省部、正省部、副国级、正国级。如果“加一级”是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这个山西布政使要享受“正国级”待遇，这肯定不可能，尽管当时的这位山西省布政使永泰先生是满族镶红旗人。

时任潞安知府白邦杰，满族，镶黄旗人，荫生出身，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到潞安府上任；长治县知县江国兴，满族，正红旗人，官监出身，康熙三十九年到任。知县江国兴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时候到五台山办皇差表现不错，得到康熙爷的御笔亲书对联一幅，以示奖励。对联为：“云峰四起迎宸幄，水树千重入御筵”。这幅对联挂在长治县衙大堂上，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长治知县吴九龄编纂《长治县志》之时仍在。只是吴知县在编纂《长治县志》时说“御书杜诗奖之”有误，这两句并非来于“杜诗”，而是出自于唐代文学家韦元旦之《兴庆池侍宴应制》一诗。

潞安知府与长治知县均为加一级，山西承宣布政使为加四级，这些都不是按今天理解的享受政治待遇，而是在清朝时一种特别的奖励方式。官职称后面加级是清朝的议叙制度，分为记录、加级两种。最低奖赏叫记录一次，记录四次合为加一级。清朝政府规定，对官员的降调处罚，一般可以与他们原先得到的记录、加级奖励挂钩，二者可以互为抵消。另外，清政府还可以捐款赢奖励，大小官员只要捐银达到一定数目，就给予一定奖励，如捐垦荒地十顷，捐银一百两的，便准记录一次；达到四十顷，捐银四百两的，就允许随带加一级。

这样看来，布政使永泰老爷的加四级只不过是受表彰次数多一些，与享受“正国级”待遇没一点关系。

2、京商是什么生意

碑文中说立碑人为“阖镇绅衿十三班乡约立当、京、盐商各色牙行庶民人等”，即指全桑梓镇的地方绅士、在学之人、奉官命在地方管事者，并有本镇当商、京商、盐商以及各种牙行和普通平民百姓。

除“绅衿”“乡约”“各色牙行”“庶民”外非常显眼的就是几种商人：当商、京商、盐商，他们也是复集受益最大的一部分人。只有复集了，才能开展商业活动，才能挣钱，商人就是为挣钱而来的。

当商好理解，应该是指开当铺的商人。清代典当业活动范围已由城市延伸到农村，成为遍布全国城乡的重要借贷组织，更何况像桑梓这样重要的商业重镇。据清顺治《潞安府志》记载，明清时期长治县重要集镇有15个：高河、漳泽、北董、苏店、南董、郝店、韩店、八义、东和、王坊、桑梓、荫城、大峪、西火、师庄；到清乾隆年间编纂的《长治县志》记载长治县重要集镇有18个：韩店、八义、北董、南董、王坊、西火、东和、高河、大峪、荫城、苏店、郝店、漳泽、柳林、师庄、安城、桑梓、南宋等。两部古籍编纂时间前后相隔100余年，在长治县重要集镇的记载也多有变化，但是桑梓镇的位置从没改变。既然桑梓村作为明清时期长治县的商业重镇，有几家当铺是非常正常的事。

盐商就是卖盐的了。食盐是民生之本，没有人不需要它。一个如此重要的集镇，盐商的出现，很正常。比较奇怪的是出现了一种“京商”，京商指什么？

“京商”说法，一般认为是近几年才由学术界和新闻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北京城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上至皇帝、下至奴仆，各色官员以及各类文人学士聚集，就是一个硕大的商圈，这样的地方，最不能少的就是各色商人。

虽然是京商，但真正的北京人却很少，从流传至今的北京老字号名店来看，就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兴办起来的。有名的酱菜店“六必居”是明代中期山西人开办的；文化人等知道的“荣宝斋”是清康熙年间浙江人创办的；著名中药店“长春堂”是在乾隆年间山东人创办的；著名烤鸭“全聚德”是清后期河北人开办的；有名的绸布店“瑞蚨祥”是于清末山东人开办的；豫菜馆“厚德福”是河南人创设的；名扬四海的西单商场则是由加拿大归侨广东人于1930年创建的......

北京作为京城，为全国创业者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所谓京商实际上是属于全国的，它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处于太行山高地的潞安府也不乏“京商”的涌现。潞城的铜匠为皇宫打造了几百个铜缸，几乎垄断了京城的制铜业；长治县经坊村的陈氏家族，在京城和天津开有多处商号，是京津一带的铁货巨商；平顺县西社村的曹氏家族在北京城买卖小小的鼻烟壶也能成为大贾......

桑梓的“京商”，抑或包括为京城采购各类货物常驻桑梓的外地商人以及为京城采购货物客商提供货物的桑梓本地商户，更不排除桑梓的本土商人，从家出发把本地的商品一个劲地直销到偌大的北京城。桑梓镇的京商都经营什么生意呢？铁吗？这应该少不了的，在桑梓村洞云庵里有一块明代石碑记载有桑梓村“厥土沃民勤……泉铁流行殆遍天下”之语，也可以侧面印证桑梓村的铁货生意之普遍。在以铁货为主之外，也不排除各种地产名品跟随京商直通北京，或许干黄菜、猪汤、小粉煎饼也曾在北京城的某一个胡同流行过一段。

与京城的商业往来有关系之称为京商，桑梓这块碑提出了“京商”的概念比当代研究者早了300年。

3、因何停集复集

立碑纪念复集，肯定是要经历停集。历史上的桑梓村交通便利，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各类商品齐全，市集不断，又是因为什么事突然停集的？其实这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战乱？

在明末清初之时，晋东南这一块风水宝地上确实经历了太多的战乱，从陕西过来的流匪一波接一波，民间应接不暇，因此建造了许多古堡，成为今日特色。除几十股流匪外，在这块土地上还有两次大的兵燹，一是公元1644年，李自成部下刘芳亮掠过潞安城，焚烧沈王府，掳走末代沈王，销镕宝器数日；一是公元1649年春天，姜瓖在大同的叛乱引起了整个山西省的连锁反应，潞安府城被攻破，“叛党四起，一府八县，相继沦陷”（《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因姜瓖叛乱引起的潞安动乱，时隔不久即在当年冬天清军即收复潞安城，清军入城后，凡和叛军拉上关系的人都难幸免，屠戮数日，整个潞安城血光映日。

在这两次兵燹之后，潞安府则风平浪静，再没有流匪战乱。平民休养生息不必等到半个世纪之后的公元1705年才开始复集，即便是，也只能说是重新招商重新开集，不能算复集，毕竟是50多年，两代人过去了，哪有那么多等待复集的当商、京商、盐商？

天灾？

遍查各版本《山西通志》《潞安府志》《长治县志》，未见康熙三十年到四十四年间之长治县本地大的地震、水涝、旱魃、瘟疫等大型灾难记录。

人为？

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之前，康熙皇帝曾南巡黄河若干次，但从未到过晋东南；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月至十二月间曾西巡山西陕西，也未路过晋东南，因皇帝巡视，关闭集市的可能性也没有。且康熙在位六十年，前十几年已经平定“三藩”，国泰民安，经济恢复，清朝逐步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

仅凭想象是无法获得答案的，还是翻书吧。在清乾隆《长治县志》中关于“市集”，我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长治县市集之在城者旧有六……明时将六集改为四门及义井头五集，西北两厢集废，五集轮转，每集十日，周而复始。后，郡守蜀渝李公因上党门地境空廓，令府厅吏役盖房开集，除义井头百货咸备不必立集外，以上党门与四门一体设集，五方轮转。久之，李公去任。吏役牙侩串通居奇，止于上党门一处设集，四门不复轮转，居民深以为苦。予于戊寅夏初莅此，绅士来谒者，访以地方利弊，咸首以集场不便相告。正拟筹办间，适据阖邑绅士父老公叩，郡宪史奉批查议，因请于四门与上党门仍一体开集，分日轮转，其各会场连集五日，仍听民便，议详申复，批准遵行。自是四城贫民咸得就近赴集，而牙侩亦无从生奸，居民称便。公同勒碑与城隍庙，以垂永远云”。

这一段文字还挺长，长治知县吴九龄亲述了一件乾隆年间在长治县城停集复集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明末清初并未因战乱而停集；二是在城内这次停集纯纯是人为而致，与兵乱天灾均无关。吴九龄是于戊寅夏初，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夏到任长治县，可以推算出，这次停集复集是在桑梓镇复集之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并且，吴九龄仅记录了城内几个集市的停集复集情况，而对乡镇市集则没有说明。

但可以据此判断，桑梓村的300余年前的这次停集基本上不会是因为战乱与自然灾害，而最有可能的也是因为某种人为原因。因找不到文字记载，只能是得出这样的猜想结果。

不过是看来吴九龄知县在《长治县志》中这一段记载，意外的发现当时老百姓也立了一块碑纪念这次复集，位置就在城隍庙，只是多年未进去过城隍庙了，不知道这块复集碑还在不在？

如果在，这样罕见的复集碑就不是一块了，而是有两块。你有没有期待，哪一天，我们一起去城隍庙，发现那另一块复集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