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书王冯玉坤传奇

文/丁楠

在苏北鲁南沂河两岸之间的广大区域，大凡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只要喜欢听鼓书，大都听过冯玉坤唱的徐州大鼓。在书迷的心目中，他是江湖道上称霸鼓坛五十余载的风云人物，更是当地百年罕见的杰出乡间艺人。

说他杰出也好，道他风云人物也罢，总得用事实说话，且听俺慢慢道来。

提起冯玉坤，自然要先说说他的身世。清光绪34年（1908年），冯玉坤出生在邳县东北乡的铁佛寺沟上街，其父冯保光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评书艺人，有“盖江北”的美誉。俗语说，手艺不如口艺。能凭一张嘴挣来名利，在过去是少之又少的，而其父则成功跻身此列，可谓奇才。

幼年时的冯玉坤，深得父母的宠爱。不只因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做父母的偏疼老幺是很普遍的现象，主要还是因为他长的喜庆——胖乎乎的脸蛋，敦实健壮的小身板，说起话来伶牙俐齿，哪句好听说哪句，常引得父母合不拢嘴。其父也常在人前夸曰：“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吾家老幺以后吃口艺饭定了。”基于此，在冯玉坤六、七岁时，其父就把他带在身边，城里戏园 ，乡下集市，只要他摆场说书，人们总能看到他身边有个小孩。有时，在开场或者中途休息时，这小孩还能有模有样地说上一段，引来许多书迷的啧啧称奇。

“盖江北”听在耳里，喜在心中，更坚定了自己要把依钵传将与他的决心。于是，在冯玉坤九岁那年，便送其入私塾，希望他读点书识点字，以利于以后的发展。

然而，冯玉坤并没有像其父希望的那样——勤习字，多读书；相反，他在私塾里坐不住，而且常常捣乱，弄得先生很是生气。有时，先生上课授业，他不是喊要小便，就是嚷着要大便，一出去就是大半晌。后来先生不再允许，他便趴在桌上呼呼大睡。先生实在没法，动用戒尺以示惩戒，但他仍是屡教不改。先生实在没辙，便告其父母，父母忍痛将其痛打一顿，这才使他收敛一些，老实了好长一段时间。自此，他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在那里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读着“三百千”。而令先生吃惊的是，仅仅领读几遍，他便能一字不落地将其背出来。先生大叹孺子可教也。

可好景不长，先生夸奖他几次，他就有点飘飘然了。他告诉要好的几个伙伴说：“这背书有啥了不起，我还会编书呢！”

伙伴们不以为然，说他在吹牛，他张口就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驴不喊，老先生，真讨厌，戴礼帽，穿长衫，蒜臼头，桑皮脸，山羊胡，烂不眼；旱烟袋，一尺三，吧嗒嘴，鼻冒烟，远了看，是神仙，走近看，屎一滩……”

听得伙伴张大了嘴，纷纷跟他学了起来，先生不在私塾时，他们叫喊着，耍闹着。直到有一天，终于被先生发觉，弄明真相，先生气个半死，却又无可奈何。

就这样，冯玉坤在私塾里混了两年多，跑了不少书歌子（过去指背书），感觉实在无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后来直接不扎私塾里。其父也没法子，只得让其辍学回家，跟着自己走南闯北摆场子。几年下来，父亲的几部拿手好戏――《洪武英烈传》、《雍正剑侠图》、《童林传》等被他听得烂熟于胸，倒背如流。有时，父亲摆好场子，他便溜之大吉，窜到别的场子里蹭书听，什么扬琴，大鼓，小戏，鱼鼔，他都听得津津有味，一听就是一整天；待回到父亲身边，就会引来一顿臭骂，但他却振振有词，抢白道：“那些书都是你不会的，如果你会说，我何必去别人那儿听？”父亲哑然，又气得不行，以后再也不管他，且由他去。

于是，冯玉坤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他喜欢听的还是大鼓，而且最爱听那个叫石占英的演唱，只要遇到石占英摆场，他能熬上一整天，直到人家收场，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时间久了，石占英注意到这个小孩，通过询问，知道原来是“盖江北”的儿子，很是喜欢，就问他：“想不想学唱大鼓？如果想，就让盖江北来找我，我将收你为徒，倾囊相授。”

冯玉坤满心欢喜，兴冲冲地回到其父身边，说了情况。盖江北心中不悦，斥责道：“放着好端端的评书不说，学什么大鼓？那玩意没个十年八年，是出不了师的，以后怎么养家糊口？”

冯玉坤据理力争，告诉其父，给他两年，只要两年，学不成，出不了师，就回来说评书。眼看拗不过自己儿子，盖江北只好同意。

就这样，十七岁的冯玉坤成了著名大鼓艺人石占英的关门弟子。这在当时的江湖道上，绝对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冯玉坤入门后，很是努力，击鼓、颠板、灌口、唱腔、动作表情、眼神手法等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并熟练。石占英对这个关门弟子喜爱有加，将自己的看家绝学一股脑儿传授给他。不到两年，冯玉坤艺满出关。

盖江北不相信儿子是学成归来，总以为是学不下去跑回来的。冯玉坤说打趣道：“咱是谁？咱是盖江北的儿子，盖三县（石占英的雅号）的关门弟子，天生就是唱大鼓的料！”

其父鼻子差点气歪，说了句，“不知天高地厚，有吃亏的时候！”

为检验真假，特意安排他在村里摆场试唱。

正月半头的沟上街，赶集的人还不是很多，但在街南的河边，却围了很多听书的人。这主要是因为免费，平时不喜欢听书的，一听说不需花钱，也都来凑热闹。

毕竟第一次登场，虽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场上那么多人，冯玉坤还是不免有点紧张。开始不够自然，唱着唱着，心情渐渐平复一些，待唱到高潮时，一眼扫到其父脸上，心中一紧，忘词了；冷汗瞬间流出，重复了几句“小将军一马旋到高楼上，小将军一马旋到……高楼上……”

其父暗想，哼，这马好上不好下吧？看你怎么收场？冯玉坤定下心神，一通鼓响，重新唱道：“小将军一马旋到高楼上，人能腾空马能驾云，这是一匹窜山跳涧能行马，小将军也不是个平常人……”

其父听到这里，深吸一口气，微笑点头。一场书下来，效果不错，后来又连续唱了几场，胆子越练越大。

冯玉坤的试唱，受到好评，其父也一改对他的看法并暗自欣喜。

一个多月后的二月二十，港上街适逢古会，方圆一二百里路的农工商贾几天前就云集于此，走江湖、跑码头的更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两省四县（邳县、宿迁、郯城，苍山）的大鼓、扬琴、鱼鼔、评书等高手多会于此，跃跃欲试，准备赚个钵盈盆满。

冯玉坤的师父石占英带着他的徒弟们两天前就赶到了，合计着，计划着。然而当看到高手云集，想到自己年岁已大，精力气力都大不如前，这种高强度的演唱还能不能坚持下来？弄不好，会是一个大现眼。权衡再三，决定让徒弟冯玉坤上场亮相。当他把想法告诉众弟子时，好多人持反对意见，就连冯玉坤自己心里也打怵。但石占英坚持己见，决心已下，弟子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就在决定让冯玉坤坐场的头一天，石占英为他精心挑选了要唱的书目――《杨家将》中很精彩的桥段《呼丕显诓印》，又叫《捉潘洪》；其实这也是石占英赖以成名的绝活。从唱腔，到道白，以及动作设计，眼神手法等细节又都一一再过一遍，做到事无巨细、了然于胸。摆场开唱之前，石占英又是一番鼓励。

就这样，十九岁的冯玉坤正式登场亮相。大鼓一通擂起，咚咚作响，引来路人围观，但见他略显稚嫩的脸上，表情自然，击鼓、颠板的动作娴熟潇洒，俨如大家。人们有点惊奇，又有点不屑，随议论开了——有的说，这是哪里来的毛头小子，居然敢在这儿坐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有的说，乳臭未干的小子，能有多大能耐，今天有笑话看了……

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一亮嗓，围观的、路过的、远处徘徊的，都被镇住了，纷纷围拢而来。场上的他右手棒花飞溅，鼓声滔滔，左手铜板撞击，清脆叮叮，快板如行云流水，慢拍似暖风徐来；灌口（道白）连贯流畅，抑扬顿挫；唱腔圆润饱满，高音处高亢入云，低音处若潜龙沉渊；肢体动作协调自然，毫无做作违和之感……真可谓静动有序，张弛有度，让人入耳入心，过目难忘。

一册书（指唱一段书后，说书人要休息和收赏钱）唱下来，赢得满场喝彩。场上人头攒动，交头接耳，刚才还在说风凉话准备看笑话的那几位，惊得张大了嘴巴。

石占英把握火候，不失时机地作了简介，人们这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但唱功了得的小伙叫冯玉坤，是盖江北的三儿子，又是“盖三县”的关门弟子；纷纷感叹“强将手下无弱兵”、“青出于蓝胜于蓝”。

人越聚越多，场地被围了个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再看其他场子，空空荡荡，了无几人，有的干脆早早卷了摊子收场作罢。

而这边的冯玉坤，越唱越带劲，将平生绝学毫无保留地端了出来，唱到兴起处，干脆甩掉棉袄，轻装上阵，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行，将书中人物潘洪的奸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书友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牛刀初试，锋芒毕露。一场书唱下来，“冯玉坤”这个名字不胫而走。同行们在感叹石占英审时度势和知人善任的同时，更赞叹冯玉坤惊为天人的唱功。

书迷们更是欢欣雀跃，认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庆幸以后有耳福了。

一场百年罕遇的江湖盛会，让冯玉坤一夜爆红，从此奠定了他鼓王霸主的牢固地位。时势造英雄，在风云际会的动荡年代，在乱象丛生的民间曲艺里，冯玉坤能够劈开重重阻力，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扬鞭催马，一骑绝尘，实属不易。

成名之后的冯玉坤没有骄傲自满 ，相反，他能在实践中寻找到自己的不足，不断创新与完善自己的演唱技巧，使自己的演唱风格日臻成熟。在短短的十年里（1928――1938），他把师父传授与他的大鼓书――《春秋列国志》、《前汉演义》、《云台中汉》、《说唐》、《双龙传》、《杨家将》、《呼家将》、《明英烈》等多次进行再加工，使其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精彩，节奏更紧凑，让书迷更易接受而耳目一新。

在这段时间里，冯玉坤纵横于苏鲁两省之间、方圆数百里路的广大区域，所到之处，雁过留声，名利双收。而他的同行们，包括其他曲艺好手（诸如扬琴、鱼鼔、小戏等），则望风披靡，避而远之唯恐不及，他们抱怨自己生不逢时，甚至发出诸如“既生瑜何生亮”、“撼山易，撼冯玉坤难”的哀叹。

在社会动荡的大时代，生逢乱世的人们，生活异常艰辛，温饱问题很难保障；然而，他们对曲艺的追求又是非常渴望的。而那些跑江湖的艺人们，也不比平民百姓好到哪里。冯玉坤则不同，毕竟响当当的名头在那里摆着，可谓风头正劲，钱来得多且快。但“大有大的难处”。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因此，许多人都盯着他、想着他，官府衙门、地痞无赖、山匪草寇……哪一方都不是省油的灯。冯玉坤深知其中害利，不失时机地投门路，通关节，拜码头，上下打点，请客做东，广结人脉。几年下来，他用赚来的真金白银，为自己铺就一条平坦宽阔的前行之路，正邪全杀，黑白通吃，从此驰骋江湖，畅通无阻。

金钱是个好东西，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冯玉坤的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然而，对他来说，金钱又是个坏东西，因为它使他迷失了自我，渐渐沾染了吃喝嫖赌的恶习。吃吃喝喝倒还罢了，但是这嫖与赌，那可是犯大忌的。冯玉坤却乐此不疲。烟花柳巷、大小赌场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尤其是赌，那叫一个嗜赌成性——有时白天书场，夜晚赌场，玩得连轴转，骰子、牌九、麻将、雀和（音为胡）、压杠开宝，无一不通。也许是书场得意，赌场失意吧，逢赌必输，样样都来，样样皆输，一旦入局，他是赢了不走，输了不走，干焦刮泥（指分文不剩），才肯作罢。常串赌场的人都巴望他到来，人们还送他一个很合适的雅号――“散财王子”。亲友们有时劝他收手戒赌，他却振振有词道：“钱乃身外之物，有来就有往，只挣不花，那是守财奴。”

到得三十年代末，冯玉坤的名气更响了，如日中天的他谱也摆得有点大：雇佣四个长工为他服务，其中一个是记账的先生，一个是推车的车夫（推着家伙事和布帐篷），另两个是抬他的轿夫。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他最喜欢去的还是邳县县城（现在的邳城），有时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县城里有宽敞的戏园子，办堂会的主儿也多，当然，也图热闹（赌场多）。

可到了1939年底至1940年初，冯玉坤的父亲、恩师及母亲相继离世。短短的几个月，先后失去三位至亲，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悲伤之余，闭门谢客，直到四月底才回过神来。

但生活还得过下去，他振作精神，打点行囊，再一次前往县城。

这次在县城呆的时间较长，除了白天坐场，还唱了几场堂会。而乡下农忙的时候，戏园子里也没有多少人，他索性不坐场，痛痛快快地吃喝玩乐。

直到农忙结束，看看到了六月，天气热了起来，进城闲逛的人也多了起来。冯玉坤把握时机，重新开书。有时，戏园子容纳不下前来听书的人，就直接把场子安在护城河边的空地上。

这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没有太阳的炙烤，显得很凉爽。可能是老天架势吧，前来听书的特别多。他选的是《云台中汉》中精彩的“二十八宿大聚会”这一节，唱的也卖力，一册接着一册，听得人热血沸腾。时值下午，大约三、四点钟的样子，忽然，人群外猫着腰低着头钻进来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年汉子——但见他头戴旧草帽，上身穿破旧的水白色单衣，下身穿一条清布单裤，脚穿黑色布鞋。那人找一处空隙蹲下之后，还不时用眼光打量周围。别人都没有注意他，但冯玉坤却盯着他了，一打眼便知道那人是在躲避什么人的；猛地抬身，目光所到处，只见场外边晃荡着几条衣着整齐的青年大汉。他这下完全明白是咋回事了。

冯玉坤唱着，说着，堪堪要到收场了，外围的几条汉子死盯着场内的中年人，而那个中年人似乎没一点察觉。这让冯玉坤很替他着急，但又不确定这人犯了什么事，掂量了好久，终于拿定主意――提醒他。想到这，但见他乱鼔一通，急如爆豆，声音提高十二度，大喝一声：“啊哈，你往哪里走啊，阳地的那丁把（音读罢）（南边的那男的），山后条子正把乎你（身后大汉正盯着你），急风溜接地啊（情况紧急快跑）！收场了，散了吧……”

这一嗓子不要紧，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过去，连同外围徘徊着的几条汉子，也都把目光转向了中间。一瞬之间，听众散场。再看那个中年男子，哪里还有他的身影？那几条汉子垂首顿足，不知如何是好，急忙分头寻找，哪里还有那人的踪迹。

这一声吼喊，将一位频临深渊的汉子硬生生拽了回来，同时，也把自己置于险境，几乎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几条壮汉追了几道街，连个人影都没见到，将不满撒到冯玉坤身上，不由分说，将其带到县府。其中一个被人喊做陈科长的汉子，凶神恶煞般，对冯玉坤吹胡子瞪眼，指手画脚，说什么乱党、通共之类的话。亏得冯玉坤经过大阵仗，心里虽慌，但表面沉稳——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坦然应对，只说自己是说书的艺人，至于通风报信，那是无稽之谈。

原来这是一伙从南京过来的调查科的汪伪走狗，正在追踪一个重要的抗日分子，从江南追到江北，从徐州又跟到邳县，眼看要成功抓捕，没料到出了意外。这伙人气的七窍生烟，暴跳如雷，扬言以通共罪要把冯玉坤押解回南京。冯玉坤知道了真相，浑身冷汗直流，心里才真的害怕起来。后亏得县长出面帮他说话，加之手下传来消息，说那人出了城门往北跑去，估计是去台儿庄或者枣庄。陈科长一声令下：“上天入地也要追到他！”并告诫县长，等抓到要犯，回来一并把冯玉坤带回南京。

几人走后，冯玉坤被收押。第二天，他苦苦哀求狱警要见县长。县长也觉得冯玉坤被抓有点冤，便收了两千现大洋，偷偷放了他，并告诫：事还没了，出去后，走得越远越好，最好躲起来，等风头过了再出来。冯玉坤千恩万谢，落荒而逃。

遭此变故的冯玉坤，被迫举家搬迁至沂河东岸的一些地方生活，先后在新安、窑湾、涝沟，马陵山、郯城、码头等地暂居。1943年，定居港上大范家村（其姐出嫁于此庄）。其间，也曾多次派人前往邳城打听那事，也没得到准信。他没有了以往的做派，也学会了顾家。在以后的几年里，用积蓄的钱先后购买了上百亩良田，摇身一变，又变成一位小地主，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曲艺迎来了迅猛发展的良好机遇，城市街道、乡村集市都规范和热闹起来。冯玉坤也焕发了青春，演唱得更加卖力；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把家迁到港上街上。除了在港上定点设场，周围一些集市也是他的势力范围。依旧与往常一样，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没有别人的活路，堪称曲艺界的传奇。

1957年，中国曲协成立，各地方也相应成立了各具特色的曲艺协会。也是在这一年，邳县曲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大会，冯玉坤被推选为曲协副主席。同年，邳县曲协组队参加徐州专区曲艺汇演，冯玉坤代表邳县队参演，他的新编大鼓《人民翻身做主人》一举拿下全专区第一名的好成绩，受到徐州专区的嘉奖。

文革初期，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民间艺人也深受其害。一些唱书的底本被查收，甚至连吃饭的家伙事（鼔、琴等）也被没收，严重的或者有诸如历史问题、成份问题的，都要被关进学习班，进行思想改造。冯玉坤虽然名声在外，并挂着曲协副主席的虚衔，也没幸免。不只因他高傲自大，主要还是当年那百多亩良田造成的（当年他不主动交出土地，后被戴上地主的帽子），这让曾经嫉妒他的那几个造反派逮着了机会，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了——大会小会批。可冯玉坤毕竟不是一般人，村上（那时叫大队）主要干部认为他没有恶迹，让他学习学习，改造一番就够了。因此，在后来的运动中，冯玉坤并没有受到打击和迫害，他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处处小心，时时谨慎，在学习班里，虚心接受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到了文革中后期，全国上下大演大唱的开展以及革命样板戏的风靡，民间艺人又看到了希望。许多地方也逐渐放开了曲艺市场，但前提是不能说古书，只能说一些革命新书。冯玉坤一口气编了几部有影响的新书——《儿女英雄传》、《湖南游击队》、《英雄草上飞》等，演唱之后，轰动一时，深受书迷好评。

文革结束后，年近古稀的冯玉坤仍活跃在鼓坛。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他的精气神大不如前，而此时的曲艺界涌现出几位后起之秀 ，他的徒弟曹文芝，徒侄卢继文、颜长俊等，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他感叹道：“岁月无情催人老，一辈新人换旧人。”这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无奈叹息，也是历史车轮不可抗拒的内心独白。

1978年，一年一度的二月二十港上古会如期而至。这一天，天气晴好，人流涌动，说书场更是热闹非凡。根本不打算摆场的冯玉坤，信步溜达到徒侄卢继文的场边。准备开书的卢继文看到师叔到来，很是尊重地让他到场中就坐。耳语一番，冯玉坤面露喜悦色，半推半就，鼓棒一甩，云牙板一举，俨然换了一个人，没有了刚才的老态龙钟，一开嗓，许多老书迷直呼：当年的冯玉坤又回来了……人们欣喜之余，更多的是对他由衷赞叹。

这一天，冯玉坤动情演艺，赢得一阵阵喝彩。他说：“不行了，老了，比不得当年了！鼓坛纵横五十春，风云变幻只一瞬，长江后浪推前浪，玉坤哪比卢继文。”

戏作吟罢，恰到好处地收了场，引得书迷一阵哄笑。

这一场演出，也是冯玉坤一生中最后一次书场亮相。自此，再也没有登场。1981年，冯玉坤不幸病逝，享年73岁。

汤汤沂水向南流，盘桓沟街古渡口。

一代鼓书王凋落，人世间，再无他那悠扬铿锵的鼓书声……

作者简介

丁楠，江苏省邳州市铁富镇人，乡村教师，生活歌者。辗转铁富多所村小，已在乡村小学任教30余年。教书育人之余，喜欢码码文字，仅以自娱和歌抒胸臆——旧体诗喜欢写乐府，新诗多写现代诗，散文多感物抒怀之类；已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作品数百篇。亦喜爱书法，闲时挥毫泼墨，慨然有耿介之气，是为教师群体中少有之狂狷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