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4日,省法院召开第一次员额法官大会,隆重举行新任审判员宪法宣誓活动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女法官陆正勤在审理的一起二审案的讨论中,尽管庭法官会多数意见维持原判,但陆正勤认为一审认定浮于表面,并遗漏案外人而坚持发回重审,结果是避免了一方当事人重复支付上百万元。
目前,在全省122家法院中,像陆正勤这样的首批员额法官有6203名。自2013年以来,江苏法院受理案件连续4年位居全国法院第一,去年又突破182万件。在人案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江苏法院推进以员额制为核心的司法人员分类化改革。毋庸置疑,这是对现有司法人员60年来利益与权力格局的调整,是一场让万余名法官“重新洗牌”、涉及“饭碗”的司法改革。
以案定员额:
平衡人案之间关系的核心因素
一名法官一年能办多少案件?全年案件应配多少法官才算够?什么才是平衡“人”与“案”之间关系的核心因素?在确定员额制改革方案前,江苏高院院长许前飞指出,确定法官员额不能“一刀切”,应当综合考虑审判工作量、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种因素,其中的关键是对法官工作量的测算。
2014年,为化解案多人少的困境,江苏高院组织20个调研组,精心对各地法官审理不同案件的饱和工作量进行研究与测算。在此基础上,根据员额制改革的要求,又进一步开展案件权重工作量的研究与测算工作,建立全省统一的案件权重指标体系。这套系统以全省法院已审结的15类200多万件案件为样本,按开庭、合议等25项要素,动态提取各要素的实际工作量值,并结合审理程序、案件性质等因素进行分析,形成统一的案件权重指标体系。江苏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周继业举例说,如民间借贷案件的权重均值是0.902,而故意伤害案件的权重均值是0.824,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案件的权重均值为1.202。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陈洁与民一庭法官吴牧,在办案数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由于陈洁是副庭长,办理的多为疑难复杂案件,所以两者的总权重出现比较大的差距,陈洁比吴牧高出41.78。在对法官员额分配时,江苏高院实行全省统筹,适当向基层、向案件多的法院倾斜。该院研究室主任孙辙以张家港法院和东台法院为例说,张家港法院的中央政法编制为183人,东台法院为182人。两家法院在办案力量上几乎相差无几。但经过案件权重指标体系测算,张家港法院的权重是11497.49,而东台法院的权重值是6241.79。最终得出,张家港法院分配的员额法官为84人,占中央政法编制的45.9%,东台法院分配的员额法官为55人,占比为30.22%。
“全省122家法院中央政法编制专项编制干警18516名,首批员额法官占35%,其中员额比例最高的法院达到51.52%,最低的为19.70%。”江苏高院原政治部主任徐清宇透露,还预留1924个法官员额未分配,为全省将来年轻法官入额留下空间。
“保姆”变“导师”:
精英法官回归审判一线
许前飞,二级大法官,二次开庭审理“1.6亿元天价环保公益诉讼案”。周继业开庭审理盐城市盐都区原副区长武炳光受贿上诉案……去年,全省法院院庭长审理案件60.76万件,占结案总数41.29%。在进行员额制改革起初,江苏高院及许前飞对院庭长提出严格要求:进入法官员额的院庭长必须在一线办案。无疑,就是要让这些“关键少数”回归“精英法官”的身份。
“院庭长作为优质司法资源,办理疑难案件,正可谓好刀用在刀刃上。”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茅仲华说,他主审的全国最大走私高炉渣废物案判决书刚刚获得全国法院特等奖。沭阳县人民法院去年办结26649件,首批入额法官50人,人均结案530多件。该院建立三级分案制度,即速裁法官专办小额诉讼等简易案件;主审法官办理数量多的一般性案件;而院庭长重点办理疑难复杂和发回重审案件。南京河西新城近年形成优势明显的总部、研发、金融、会展等高端产业基础。所在的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由此受理新、难案大幅增加。去年结案12371件,院庭长占38%,南湖法庭主持工作副庭长高福罡结案565件,院政治处主任陆预婷结案213件。无锡中院年轻法官宁尚成对记者说:“庭审可比原先教科书上的案例复杂多了,看着院庭长如何驾驭庭审,真是受益匪浅。”
入额法官夏志阳,去年由南京中院研究室充实到金融审判庭已结案156件。王静介绍,该院压缩综合部门人员,先后将26名具有审判职称的人员安排到审判一线及铁路法院。目前该院综合部门人员比例已降到15%以下。苏州中院员额重点配置民事、行政审判庭,入额91名法官中,除4名院领导外,均是一线办案法官。江苏高院政治部副主任花玉军告诉记者,全省法院首批员额法官中,综合审判部门法官210人,占3.38%,新年后将全部回归审判一线。
入额后没退路:
办一起案件,担终身责任
落实司法责任制,是这一轮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江苏高院制定《江苏法院审判责任制改革实施细则》,落实法官对经办案件终身负责。由此倒逼法官在办案时更加“走心”:既要对证据负责,也要对自己的判断负责。
“过去自己一是没了时间办案,二是做了承办法官的保姆。”睢宁法院分管民一庭副院长张玉洁介绍,她每年要签近1500份裁判文书,为吃透一案情及把握定性有时得花上一二天。去年审结金融及破产案件104件的无锡中院员额法官龚甜说:“我们以前是合议庭审完后交由领导签发,现在‘关’得自己来把了。”通过员额制改革,法官们普遍感到权力和责任都在加重,办案由“过得去”向“过得硬”转变。南京两级法院2016年除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外, 99.67%的案件由主审法官和合议庭自行定案。26岁的京口法院法官胡绪美去年结案315件,他回忆说:“在入额后第一个案子签字前,又把卷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睢宁法院员额法官李海峰在办案中,尽管被告人认罪认罚,但他仍从其供述中观察到问题,最终否定了检察机关指控的其中一起犯罪事实。去年办案926件的江阴法院临港法庭法官吴玉凤感叹“件件责任压力山大”。徐州中院民二庭去年审结破产等案件1693件,庭长单云娟感慨:“法官自主审案没退路。”
在员额制改革的压力传导与激励中,如果说,进入员额的法官主体性、责任心和荣誉感显著增强,那么,未进入员额的人员对这项改革也满怀期待。陈彦如,当年选择法学专业,跨过公考独木舟后,进入心向往之的审判台。去年6月被睢宁法院任命为见习助理审判员后开始办案,而突如其来的员额制把她搁置门外。何去何从?陈彦如不忘初心:“不论怎样,我只有向前走,相信努力付出总有回报。”她7个月结案164件,在年底的5天里一口气开了14个庭。院长袁长伟感言:“改革的磨砺,就是要让法官更像法官。” (娄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