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经济阶层分层中，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基本上就是当地平均收入靠上一点而已。准确的说，他们也是工薪阶层。面对买车、买房、婚嫁、大病医疗等这样的人生大事，公职人员向周边亲朋好友借款，也按时归还的，别说受贿，连违纪也算不上。

本文要探讨的是，公职人员具有一定的职权，向自己的管理服务对象（例如，经商办企业的老板或自己的下属干部）张口借款，是不是受贿犯罪。一般来说，根据案发是是否归还，分两种情况讨论：

一、案发时已经归还借款的，仅会涉嫌违纪，不会涉及犯罪

一般来说，公职人员要是在案发当时（该领导因其他案由案发）已经归还了下属或者老板的借款，要是借款数额很大，可能公正执行公务，就会涉嫌触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条“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当然，这其中，借款是多少钱能够判断为“影响公正执行公务”，并没有具体数额要求，完全凭借社会一般观念判断。一般来说，借了三五千归还的，不可能说已经影响了公正执行公务；但要是借了三五十万，哪怕就算事后归还了，也还是会被认定为违反党纪条例第九十条的行为。

　二、案发时尚未归还借款的，根据情况判断是否受贿

领导因其他案由案发，查到还向下属或老板借过钱没还上，就会根据具体的数额、借款事由、不能还的理由等综合判断，是不是受贿犯罪中的索贿从重情节了。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3〕167号）：“（六）以借款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行为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具体认定时，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

虽然由于司法解释的不断更新迭代，已经几乎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构成要件虚化掉了。但是在涉及到这种借款、借车、借房疑难那件中，有没有请托、有没有为请托人现实的谋取过利益，是认定受贿与否的重要的判断因素。上述司法解释并不是什么裁判规则，只能算是事实判断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的一个汇总。事实永远更复杂，必须立足个案进行判断。

比如，笔者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件。领导是妻管严，还在外养小三，小三产子后追到领导办公室，要求领导给5万元。领导没钱，把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叫过来，向办公室主任提出借款5万元的要求。办公室主任家庭不富裕，说自己没钱，领导不依不饶，说不给借款就不要干办公室主任了。前后六次，办公室主任给领导贷款30万元。领导实际上具有还款能力（自己手上有公司），但直到因其他案由案发，也没给他的办公室主任归还这30万元。在领导本身能还款不还款、能拿出30万包养小三的情况下，硬是要下属分六次贷款30万元，很难说，这是真实的借款，说成是以借为名索贿并无不妥。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5月14日《这笔8年后补借条的750万元，是借款还是贿赂款？》

【案情】张某，于2002年至2013年间任A市某区区委书记。其间，张某为该市甲房地产公司在项目开发、资产购买、规费缓缴等方面给予了很多关照。2006年底，张某向甲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孙某提出其子张小某要投资某项目，向其借750万元。因为张某多次帮过孙某的忙，孙某想将来遇到事情还要请张某帮忙，于是就答应了。不久后张某派张小某到甲房地产公司取走750万元支票。后750万元的事双方再没有谈起。直到2014年5月，张某听说省纪委正在对其进行调查，便安排张小某到甲公司补打了750万元借条。

文章在分析的时候，首要考虑的也是张某给孙某办过事，谋过利这一点。“张某作为A市某区区委书记，多次帮过甲公司的忙，孙某想将来遇到事情还要请张某帮忙，所以才把750万元借给了张某”。其次，考虑的是时间长达8年，在8年时间里双方也没有提起过这笔巨款的归还问题。再次，打借条的时机有问题。民间借贷的一般规则，借款人会在取走借款的同时打借条，这个案子中借贷双方时隔8年才打借条，认为是因为张某听说省纪委在对其进行调查，补打借条很可能是为了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笔者认可这篇文章的观点。毕竟领导也给老板谋过利、办过事，借了这么多钱8年也没有谈起归还，知道自己要被查了才去补借条。认定为借款是很困难的。但是反过来，要是俩人一直关系不错，领导也从来没有给老板帮过忙，自己的儿子做生意向老板借款750万，当时就打了借条，就算以后没有归还也没有谈及过，那认定为借款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

在这里，还想谈一点实践中经常触及的一个听到风声“病急乱投医”的问题。经常有领导听说自己要被查了，或者关联人案发了，想起还向别人“借”了巨款还不上，着急忙慌找到被借款人，自己给对方打借条。在上述案件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借条从证据层面来看，反而能够坐实领导一方心虚得很，按照社会一般情况，借款当时不打快要案发打。反而可能成为证实自己当时没想还钱，事后为了逃避重责“订立攻守同盟”的行为。所以，一旦案发，很多事情是没法补救、越想补救错越多。

作者简介：丁慧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清华大学刑法学博士。2003年9月至2013年7月，本硕博分别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学院（本科）、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硕士、博士）。在《环球法律评论》《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等权威核心法学期刊发表论文9篇。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办理50多起厅局级领导职务犯罪案件，20余起经济类犯罪（如合同诈骗、骗取贷款、非吸）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