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发生的“N号房”事件，在性剥削中体现出来的被规训、被审视、被侮辱、被戕害，当然跟性别有关。但本质上，这是一群人在对另一群人实施犯罪，手段恶劣，这是现代文明的秩序与底线在被践踏。

文 | 王海燕

什么是“N号房”

如果你现在身在韩国，最近一周内，最热的新闻，除了新冠肺炎，还有“N号房”事件，形容得更全面一点，应该叫“韩国Telegram N号房性剥削事件。”

最早发现事件端倪的是记者，2019年初，《韩民族日报》记者在做关于性剥削类选题时，在某色情网站上发现大量广告链接，只需要输入电话号码和姓名，就可以加入Telegram上的一些色情聊天室，即“房间”。

那些出现在色情网站的广告，不光展示了一些女性个人信息，包括电话号码、住址、学校等，还有她们自称“奴隶”的视频片段。当时已经有流言声称，这是一个高中生在Telegram上建立的私密聊天室，上面许多人在散布大量的色情内容。

Telegram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由两名俄罗斯程序员在2013年主导开发，在韩国并不流行。和其它聊天软件相比，Telegram以保护隐私著称，可以实现端对端加密，除了收发信息者，即使开发团队也无从获取聊天内容，除此之外，这款聊天软件还可以设置每条消息的有效时间，自动“阅后即焚”。

2019年6月，《韩民族日报》记者开始卧底这些可疑的Telegram房间。最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一个名叫“Watch man”的人管理的“高墙房”，也即1号房。这个会员数大约2000人的聊天室里，每天都有大量色情视频的预告片出现，会员可以用商品券的形式付费，进入到下一个房间（2号房）观看完整视频，如果想寻求更刺激的视频，还可以继续付费进入下1号房间。这样的房间一共8个，也是“N号房”的名称

韩国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

为了躲避风险，这些房间随时解散，随时重建，根据相同的标签，会员们可以瞬间重聚到一个新的房间里。但与此同时，流传的视频并不会随之消失，而是在专门的聊天室里保存，以供再传播。根据韩国媒体的调查， “N号房”最早是由一个名叫‘godgod’的高中在2018年6月创立。随后，2019年2月，“godgod”消失，所有房间的管理权限被移交给一个网名Watch man的人。

记者观察到，随着会员增加，Watch man后期还雇佣了一些管理员，帮忙打理“房间”。那些用来吸引初级会员的“高墙房”也衍生到4个，总会员数超过7000人。

在这些“房间”里流传的视频中，被胁迫拍下性剥削视频的，既有成年女性，也有未成年的女孩，这些受害者很多都是在社交网站上被诱骗胁迫而来的。最开始，运营者会在社交网站上寻找“猎物”，一旦瞄准，就发送钓鱼链接，声称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出现在了色情网站。当受害者点击链接，毫无防备地填写了更多的身份信息后，就会被一步步胁迫着，拍摄下不断升级的照片或视频，这些照片或视频转而又称为把柄，称为女孩们被胁迫的工具。

《记得我》剧照

通过这些视频，记者看到，有未成年的女孩，被迫拍下大尺度的照片和视频。甚至，“N号房”的虐待不仅限于网络，“房间”的运营者们，还会把女孩带到线下。在卧底不久，记者就曾在一场直播中看到，一个中学女孩在旅馆里遭到成年男性的性侵，而在直播的另一头，众多的围观者不断叫好。

同时，在很多的“房间”里，会员必须发表侮辱性言论或上传自己偷拍身边女性的视频，才不会被踢出聊天室。这一模式后来逐渐扩展，会员们甚至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主题“房间”，如“提供熟人信息的房间”，“辱骂熟人房间”。那些会员们身边的女性，完全不知道，在网络空间里，她们的照片被不法利用，四处传播。

2019年10月，因涉嫌在公共厕所非法拍摄女性视频，韩国某公司38岁的职员全某被拘留起诉。随后警方发现，2019年4月到9月之间，全某在Telegram传播了大量淫秽视频，其中不少视频主角是未成年女孩。此前，2018年6月27日，因散布淫乱物罪，全某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执行3年。因为司法执行阶段再犯同罪，今年3月19日，全某再次被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

后来，人们发现，全某正是接收“N号房”的Watch man。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对全某的量刑在韩国已遭到抗议，日前，韩国司法方面相关人士称，此前全某与“N号房”时间的关联尚未确认，随着调查推进，他们将在下月6日重新对全某量刑。

“博士房”

随着“godgod”和“Watch man”的消失和被捕，一个叫“博士”的人运营的“房间“开始异军突起。根据《韩民族日报》报道， “博士房”最早出现在2019年7月左右，视频里所有的受害者都被迫以特定动作或标记，以证明自己是"博士”创作的“作品”。

“博士”的视频因视频尺度极端而广受追捧，这里的女孩被迫拍下的视频更加猎奇。但拍摄尺度并不是“博士房”最大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博士房”将这一立足于Telegram秘密聊天室的性剥削犯罪彻底推向了产业化方向。

《记得我》剧照

和“N号房”相似，“博士房”分三个等级，付费标准分别为20万、60万、150万韩币（相当于1149元、3448元、8620元人民币），全部使用比特币交易。在低等级房间里，“博士”会发布色情小说和一些女性个人信息，以此推销更高等级的房间。因为“产品”特殊，Telegram上甚至衍生出房间，专门用来分享时间迟滞的“博士的作品”。

而“博士房”所有的照片或视频，都是在胁迫情况下拍摄的，‘博士’甚至声称，一天可以找到2个女孩。《韩民族日报》曾采访过一位化名崔智秀的受害女性。2019年，20多岁的崔智秀因为房租压力，犹豫是否借贷时，在网上看到“博士”发布的招聘信息。招聘称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宣传工作，就能一次性获得300万~600万韩元的收入。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崔智秀拨通了招聘广告上的电话，接电话的男性大约20几岁，声音沉稳，背景里还有类似女职员在呼叫中心咨询的声音。随后，对方让崔志秀发送了面部照片，身份证和社交账号各类信息。当时，崔智秀并未觉察到异常。

随后，崔智秀经历了奇怪的面试，刚开始是被要求举起小拇指，随后被要求拍脸，最后又被要求拍摄裸照，就在她感觉不对的时候，“博士”给她发来了存折照片，声称已经有赞助人打来了16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100元），只要发照片，钱立马就汇过来。犹豫不定的崔智秀最终发送了7张裸露胸部的照片，并设定了3秒自动删除对话。

在后续接触中，“博士”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猎奇，就在崔智秀决定拒绝时，“博士”立即发来信息，要求认错，并拍下视频。崔智秀拒绝了，“博士”随后了之前的照片，威胁要发给崔智秀的所有朋友。到那时，崔智秀才知道，她此前发送的所有信息都被保存了下来。

《记得我》剧照

虽然崔智秀立即删除了telegram账号，但她的其它社交账号开始收到信息，信息显示，她已经在“博士房”里被当成了赵志彬的奴隶，数千人浏览了她的大尺度照片。

崔智秀的经历并不是孤例。2020年3月16日，首尔警方抓获了14名跟“博士房”相关的嫌疑人，其中就包括主犯“博士”。随后韩国电视台SBS披露了“博士”的身份信息，“博士”真名赵正彬（音），出生于1995年，2018年大学从某大学信息和通信专业毕业，在校期间学习优异，获得过奖学金，曾担任学校校报的主编，撰写各类政治报道。另外，在校期间，2017年10月，赵正彬还曾加入一个志愿者团体，为孤儿院提供志愿者服务。2018年3月退出后，2019年3月，赵正彬再度回到该志愿团体，成为团长。

赵正彬在公益活动中

毕业后不久，赵正彬就开始在Telegram上散播虚假广告牟利，2019年7月，他开始仿造“N号房”建立聊天室。在寻找受害者的时候，赵正彬以低收入或陷入财务困境的女性为目标，通过在网络上发布虚假的兼职信息，诱导她们交出个人信息后，再以各类威胁口径，一步步强迫受害者拍下视频。

截止3月20日，韩国警方确认，仅“博士房”的受害者就达74人，其中16人未成年，年龄最小的仅11岁。被逮捕的13名共犯中，年纪大多在24-25岁左右，这些共犯会对受害者施加性暴力，负责洗钱，散布视频，运营聊天室等，甚至，赵某还通过一些社会服务人员（兵役期间不入伍，在公益机构工作），获得了更多的受害者和会员身份信息，用于威胁和敲诈。

《记得我》剧照

警方称，为了不暴露身份，赵正彬只通过Telegram与其他人联系，共犯的13人，没人见过他，也无人知晓他的身份。根据韩国媒体CBS的报道，警方已从赵正彬家中搜出了1.3亿韩元（约74万人民币），而这些只是赵正彬已经兑换了的比特币，警方认为，赵正彬的犯罪收益可能远不止于此。

早有端倪

2019年11月，《韩民族日报》开始报道“N号房”事件，一些其它的新闻机构也逐步跟进。

事实上，除了上述提到的“N号房”和“博士房”，Telegram上还有更多以性虐待为题材的“房间”，它们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那些“房间”的运营者们，按照主题开设了各种各样女性身份的房间。

根据记者的统计，这些房间里，最多的时候，一天内上传和分享的视频可以达到1.5万条，如果视频确认是本人亲自拍摄的话，上传者还会得到门票奖励，免费进入更高等级的房间。根据警方的统计，这些房间的会员总数超过了27万人。

这些犯罪行为，如今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根据韩国警方3月23日的发布会，那些曾经活跃在Telegram房间里的会员们，已经转向了另一个聊天工具，3月19日，已经有女权团体将获得的信息交给了警方，在那里，包括儿童的非法视频仍在流通传播。

事实上，“N号房”事件的爆发，在韩国早有端倪。2018年10月，韩国最大的网络移动硬盘公司“韩国未来技术公司”会长梁振镐（音）在办公室掌掴前职员，在公司研修会上要求职员拿刀杀鸡等视频曝光后，受到舆论谴责。随后，梁振镐被指控涉嫌传播淫秽视频而受到调查，该公司大量淫秽视频被下架。

另外，2019年3月，韩国媒体曝出，韩国男子团体Bigbang成员李胜利涉嫌在夜店安排“性招待”，性骚扰和性暴力。不久后，韩国艺人郑俊英也被曝出，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拍摄女性，并将其散布到SNS聊天室。就在韩国政府加大力度，试图根除传播非法影像的网络硬盘时，2019年初，Telegram成为Google 商店在韩国下载量增长最快的APP之一。

这意味着，市场和需求并没有改变，只是转入了更加隐秘的网络空间，而更加隐秘，往往也意味着，罪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猎奇。根据《韩民族日报》报道，在卧底“N号房”期间，记者平均每天潜入30个左右的“房间”，所有房间都有数千名男性参与，最大人数超过2.5万人，而每个“房间”里，每天被拍下视频的受害者达数百人。

这意味着，并不只是特定的女性在受害，而是所有女性在这里都被视为猎物；这还意味着，参与这场交易的，那些正在对他人施加非人的性剥削的男性，可能就在你身边。

这当然毫无疑问是一场有关性别的犯罪，其中体现的被规训、被审视、被侮辱、被戕害，是跟性别有关的。但它仅仅跟性别相关吗？当然不是，本质上，这是一些人在对另一些人实施恶劣的犯罪，这是现代文明的整体秩序与底线在被践踏。从这个角度，它又跟性别没什么关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韩国国民在“青瓦台国民请愿”网站发起了请愿，第一个请愿内容是，要求公开赵志彬的个人信息和照片，第二个请愿内容是，公开所有加入这些房间的“会员”信息。截止3月25日中午12点，这两项请愿信息的参与人数已经分别达到260万人和188万人。

3月24日下午，首尔地方警察厅已经决定，公开赵正彬的实名和长相等个人身份信息，做出这一决定的审议委员会包括法律界人士、大学教授、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审议委员会称，他们经过充分的探讨，认为“虽然公开嫌疑人的身份后，可能对嫌疑人及嫌疑人家属的人权造成伤害，但嫌疑人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不特定女性称为奴隶，制作、传播性剥削影像物，手法恶劣，多次犯罪，受害者多达70多人，人证、物证清楚”，需要公开其信息。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5日上午，韩国警方将“N号房”事件嫌犯赵主彬（音译）送交检方，并将其公开示众。

但截止目前，所有的会员信息是否会被公开，尚难知晓，而最早建立“N号房”的godgod，也尚未被抓获，尚未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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