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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约定违约金

违约金是当事人依法定或约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包括法定违约金和约定违约金两种形式。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违约金具有赔偿性和惩罚性。违约金与罚金的联系就在于，借款合同以外的其他商事合同，约定违约金或采用法定违约金时，一般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即罚息计算标准计算违约金数额。可见两者虽具有惩罚功能，且违约金计算标准可以参照罚息的计算标准，但不能因此认为罚息就属于法定违约金。两者属于不同的民事责任形式，不能划等号。详言之，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罚息在合同当事人守约时就发生效力，而违约金只有在一方违约时才发生效力，是对合同非常态履行的一种约束;利息(罚息)一般在借款合同中由借款人支付给贷款人，而违约金则由违约一方支付给守约一方，并不限定由借款人支付。

二、民间约定利息的法律规定

依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借款合同能否约定律师费

针对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13号（见附件一），对合同约定律师费的争议作了明确答复：

1、原告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其债权，为此支付了律师、诉讼等相关费用，根据涉案借款合同的约定，该费用应由被告负担。

2、原告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有《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即生效且已经履行代理职责，法院判决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用具有事实依据。

3、至于律师事务所是否开具，与被告依约承担的律师费用不具有对等关系，被告以受托人未开具作为拒绝承担律师费用的不予支持。

可以看出该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诚信履行。

四、借款合同中能否既约定利息又约定违约金？

借款人在借款合同期限届满不能归还借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责任形式，依照《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合同约定有违约金的，依约支付违约金;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金的，应当按照约定或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可见现行《合同法》总则并没有对违约金责任形式所适用的合同范围作出限制。

在《合同法》分则部分中第十二章借款合同的规定部分，特别是第二百零七条所规定的“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也没有排除违约金等其他责任承担方式。而且违约金条款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当事人依据私法自治原则同时约定利息或罚息和违约金，应当承认其法律效力。由此见得，违约金和利息(罚息)两种责任形式在借款合同中是并行不矛盾的。违约金和借款合同的性质决定了借款合同中违约金条款是有效的。

五、利息违约金不得过高

如果民间合同中对借款人逾期归还借款的违约责任，既约定了超过银行年利率36%，又约定了高额的违约金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年利率36%利息，由于违反了上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法院应依职权认定无效，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高额违约金调整的标准是守约方的损失。但在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时，所参照的损失标准只能是贷款人所应收取而尚未收取的利息，别无其他参照标准。因此，民间合同中同时约定了超过年利率36%利息和高额的违约金时，对于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不予保护，举轻明重，法律更不保护高额的违约金。此时法院不应支持所有的高额违约金的请求，

六、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如果借款合同既约定利息又约定违约金和律师费，我国合同法规定意思自治原则，所以合同应属有效。但是出借人主张的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民终6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强，男，1964年12月19日出生，满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春，江西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晓光，男，196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良欢，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高翔，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娟，女，196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春，江西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璐，女，199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春，江西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东莞光辉鞋业，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宏业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杨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春，江西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曹忠，男，1963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原审被告：东莞市安铭实业发展，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宏业北路190A-21号。

法定代表人：常田丰，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李强因与被上诉人吴晓光及原审被告杨娟、杨璐、曹忠、东莞光辉鞋业(以下简称光辉公司)、东莞市安铭实业发展(以下简称安铭公司)民间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强、原审被告杨娟、杨璐、光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春，吴晓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高翔到庭参加诉讼，曹忠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安铭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吴晓光承担其所应支付的律师服务费20万元;2.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晓光承担。事实和理由：1.现有关于律师费承担规定仅适用于部分领域，不能当然理解为败诉方(有过错方)承担律师费的法律依据;2.是否聘请律师是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是必须行为，法院不应因当事人是否聘请律师而改变案件审理结果，因此聘请律师与提起诉讼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我国现行有关规定对律师收费标准没有统一，且当事人和委托律师之间可自行协商，因此由法院界定收费的准确性有很大难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由吴晓光承担其所应支付的律师费20万元。

吴晓光辩称，一审判决李强承担律师费合法有据，请求驳回李强的上诉请求。

杨娟、杨璐、曹忠、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未作答辩。

吴晓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3年12月9日，经曹忠保荐，李强、杨娟以房地产开发急需资金为由提出向吴晓光借款，为此，吴晓光与李强、杨娟、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六方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李强、杨娟向吴晓光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壹年，以吴晓光实际时间起算;利息按年息50%计算，即年利息为2500万元整(利息不包括税费，税费由李强、杨娟承担);如李强、杨娟违约，吴晓光采取维权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由李强、杨娟承担;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对李强、杨娟履行本合同的全部义务向吴晓光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任何纠纷协商不成，由江西省内的人民法院裁定。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约定及李强、杨娟的付款委托，吴晓光委托江西电联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借款5000万元分四笔转入了光辉公司账。然而借款到期后，李强、杨娟却不按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也迟迟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其连带清偿义务，吴晓光多次催讨无果。为实现自身合法到期债权，诉请法院判决李强、杨娟立即向吴晓光清偿各款项共计8182.3828万元【其中借款本金5000万元，利息3065.28万元(利息从实际借款之日起暂计算至2015年4月8日止，最终计算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律师费117.1028万元】，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对上述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李强、杨娟、杨璐、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共同承担。诉讼中吴晓光申请追加被告杨璐，认为吴晓光汇给光辉公司的5000万元中的3000万元转移给李强、杨娟之女，光辉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杨璐的个人账，其余2000万元也转移给了李强、杨娟、杨璐的家庭公司账，严重影响了李强、杨娟、光辉公司的偿还能力。本案的《借款合同》也是杨璐代表光辉公司签订，并签署了光辉公司同意贷款的股东会决议。杨璐将吴晓光转入公司账的借款据为己有，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要求法院判令杨璐共同对吴晓光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5日，光辉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为李强、杨娟夫妻向吴晓光借款本息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股东杨璐和郑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并捺手印。2013年12月6日，安铭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为李强、杨娟夫妻向吴晓光借款本息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股东江西维博电子发展和深圳市律铭工程管理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法定代表人李强、郑嘉签名并捺手印。2013年12月9日，吴晓光(贷款人)与李强、杨娟(借款人)、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担保人)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李强、杨娟向吴晓光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壹年，以吴晓光实际时间起算;利息按年利息50%计算，年利息为2500万元整(利息不包括税费，税费由李强、杨娟承担);借款只限用公司地块“三旧”改造开发项目的经营活动，不得用于与其无关的其他经营活动(吴晓光同意的除外);如李强、杨娟违约，吴晓光采取维权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由李强、杨娟承担;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对李强、杨娟履行本合同的全部义务向吴晓光提供连带责任的担保;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任何纠纷协商不成，由江西省内的人民法院裁定。同日，李强、杨娟向吴晓光出具《付款委托书》，委托吴晓光将借款5000万元付至光辉公司在农业银行东莞塘厦支行的账。2013年12月12日吴晓光又向江西电联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委托江西电联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5000万元借款付至光辉公司的指定账。江西电联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12日汇款2000万元，2014年1月22日汇款1000万元，2014年3月3日汇款2000万元，分四笔汇入了光辉公司指定账。2014年1月22日光辉公司汇款1000万元至杨璐个人账，2014年3月3日光辉公司汇款2000万元至杨璐个人账，杨璐用该款购汇后支付了其受让光辉公司股权的转让款。借款到期后，李强、杨娟未按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亦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担保义务。吴晓光催讨无果，于2015年4月7日，与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其律师为本案的诉讼代理人，约定吴晓光支付律师服务费20万元。4月8日吴晓光又委托江西电联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汇款10万元支付律师服务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的借款利息按何标准计算?吴晓光的律师费1171028元应否支持?杨璐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应否对李强、杨娟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吴晓光与李强、杨娟、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签订的《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吴晓光按合同的约定和李强、杨娟的指定，履行了支付5000万元借款的合同义务。但李强、杨娟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归还借款，担保人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亦未及时履行担保义务，酿成了本案纠纷。李强、杨娟应当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担保人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应当按合同的约定对李强、杨娟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本案的借款利息按什么标准计算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按年利息50%计算，该约定超过了司法解释规定的最高限额，超出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一审庭审中吴晓光主张应按年利率36%计算借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利率保护限额为24%，第二款规定的年利率36%系针对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利息的情形，本案中借款人李强、杨娟尚未支付借款利息，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故本案的借款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超出部分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吴晓光主张的律师费1171028元应否支持的问题。《合同》还约定了如李强、杨娟违约，吴晓光采取维权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由李强、杨娟承担。吴晓光与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其应支付的一审律师服务费20万元，实际支付10万元。李强、杨娟、杨璐认为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未开具，不应支持吴晓光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中约定了如李强、杨娟违约应支付吴晓光维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吴晓光与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一审代理费用为20万元，委托合同为诺成性合同，双方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且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了代理职责，吴晓光亦应按《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故吴晓光主张的律师费1171028元无事实依据，但20万元律师费有合同依据，应予支持。

关于杨璐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应否对李强、杨娟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2014年1月22日吴晓光向光辉公司汇款1000万元，同日光辉公司即汇款1000万元至杨璐个人账，2014年3月3日吴晓光向光辉公司汇款2000万元，同日光辉公司即汇款2000万元至杨璐个人账，杨璐将此款用于支付个人股权转让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璐作为光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股人，明知该借款是用公司地块“三旧”改造开发项目的经营活动，但其却将该款用于支付个人股权转让款，损害了公司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与吴晓光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吴晓光要求追加杨璐为本案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杨璐对其接受的3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强、杨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晓光偿还借款本金5000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利息。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按本金2000万元计息，2014年1月22日至2014年3月2日期间按本金3000万元计息，自2014年3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本金5000万元计息。二、李强、杨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晓光支付律师服务费20万元。三、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对第一、二项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杨璐对李强、杨娟偿还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1月22日至2014年3月2日期间按本金1000万元计息，自2014年3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本金3000万元计息)。四、驳回吴晓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0919.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55919.14元，由吴晓光负担87919.14元，李强、杨娟负担368000元，光辉公司、安铭公司、曹忠、杨璐对李强、杨娟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判决李强、杨娟承担律师费是否正确。

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如李强、杨娟违约，吴晓光采取维权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由李强、杨娟承担。该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诚信履行。吴晓光为实现债权提起本案诉讼而与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吴晓光需支付律师费20万元，该20万元为吴晓光根据约定所必须负担的成本，且已部分履行。故一审判决李强、杨娟承担20万元律师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李强上诉主张律师费不构成诉讼的必然成本，不应由其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李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友　 祥

审判员　王　 毓　 莹

审判员　王　　　　丹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兼)

书　记　员　　丁　波

姚志斗律师，北京市事务所合伙人、咨询电话/：，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7号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