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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泉五千

一一布衣不掩英雄气

大泉五千,三国时期孙吴(公元222-280年)铸币,币文篆书,旋读。

孙吴地处江东,在全国十三州中占有三个州,乃富庶之邦。由于上游的蜀国意欲转嫁经济矛盾而大量发行高额虚价货币,东吴以牙还牙地执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钜额大钱政策,铸造大泉系列货币,以对付蜀国。 大泉五千是大泉系列货币中币额最高的货币。

在魏晋时期, “吴碑四种”为诸多碑刻中最负盛名者。孙吴碑刻力求在肃穆雅正的隶体碑风之外开拓新路,或崇古返篆,或创新趋楷,面目为之一新。 《谷朗碑》,全称《吴九真太守谷朗碑》,立于三国凤凰元年(公元272年),字形结构有隶书痕迹,但笔画的起始、收驻都已从隶书中脱出,从其趋势上看,隶书笔法解体,为楷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这对于汉字由隶向楷过渡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数量甚少的此类碑刻中弥足珍贵。 《葛祚碑》为楷书,多含隶意,杨震方《碑帖叙录》云:“(《葛祚碑》)为现存楷书碑中最早者,故为世所重。” 《天发神谶碑》,传为书《急就章》的青州刺吏皇象所书。 其字熔铸篆隶于一炉,下笔如隶之斩截,收笔坚挺如悬针,方折盘旋,戈长戟利,刚健利落,凝重险劲,气势雄伟,奇姿峻拔且蕴藉无穷,在魏晋碑刻中别开生面。 《封禅国山碑》,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立,传为苏建所书。全碑以篆体书写,其字结构与隶相通,已非秦玉筋篆之貌,笔画肥圆浑厚,凝重涩劲,别具神韵。大泉五千币文结体类于《封禅国山碑》,笔画没有《封禅国山碑》肥壮,日有西周金文遗意。币文结体因地制宜,“大”“五”字扁而“泉”“千”二字纵长,笔画有浓重的“涩"味,于不衫不履、漫不经心中显露出一种古朴苍茫的英雄气象。

孙吴大钱见于史载者仪大泉五百与大泉当千,大泉一千不见史载,近年只有浙江黄岩及广州,长沙出土过。从晚清到大泉五千仅见两枚,为大名誉品。大名誉品极其罕见,有人偶而得之,必视若拱璧,什袭而藏,秘不示人。有得之者还用钱文名其斋、名其室,名其号。如张叔驯得大齐,将自己斋名易为 “齐斋”; 王荫嘉得天德重宝,背殷一品,故号为 “殷泉”;郑家相获梁五铢土范二千余方,遂自号“土范富翁”,名其室曰“梁范馆”;程文龙因得大泉五千,乃自号“吴泉”。据程文龙《大泉五千大泉记》载,元年,浙江省修杭甬(宁波)铁路,在上虞县百官山与龙蚌山之间,出土陶坛一尊,内盛郑蔓铭文铜镜和一枚大泉五千钱。 当地人拿到杭州古玩店去卖,被金石学家邹安购得,邹安对古钱兴趣不大,携此钱至上海与古钱币收藏家程文龙交换,换得一尊北魏神龟年款鎏金造像。程文龙细审此钱为东吴铸币无疑,当时钱币学界亦公认此钱为海内孤品,程文龙因之被推为“东南藏泉家之冠”,歌咏酬唱,传诵不绝。 程文龙更其室名为“大泉五千之室”,自号“吴泉”。此后二十多年,程文龙都沉浸在欢娱之中。程文龙去世后,其子因借款将此钱抵押给钱币收藏家沈子槎,后由沉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无独有偶,1936年,戴葆庭先生亦于杭州收藏到一枚大泉五千,这枚钱是绍兴头篷镇农人在江中游沙挖渠时于污泥中发现。这枚钱尚未脱胎,铜质较为坚致,文字消晰,在品相上明显优于程文龙所藏。戴氏所藏的这枚大泉五千,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除这两枚发现的大泉五坚画,与“应”字疏密对比悬殊,故将字的坚面玫向右边并作屈曲盘旋,与“应”字相谐调,使布局丰满.《神通》印,“通”字在篆书中为左右结构,体形宽扁按印面需要变得瘦长,即采取省笔方法将左、右部分均省数笔,屈笔简成直画,使横平竖直,以使章法风神瘦劲汉印是印章艺术创作的颠峰,可比之于唐诗、宋词、元曲。西泠八家之一的奚冈,在《冬花盒》一印的印跋中说: “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丰富多彩的汉印之所以能成为印章艺术的一个高峰,被后人奉为典范,主要是谬篆在印面的章法布局上,产生了千变万化的艺术效果,明代印论家甘旸在《印章集说》中论述缪篆时云:“以平方正直为主,多减少增,不失六义,近隶而不隶之笔法,绝出周籀,妙入神品。汉印之妙,皆本乎此。”至今印人奏刀仍延用这种字体。 “日人千金、长毋相忘”佩饰钱采用谬篆为币文,又吸取了汉瓦当当面布局,文字之间饰以乳钉,穿孔呈菱形,面目独具意趣。吉语“日人千金”与“长毋相忘”虽同铸一币之两面,但风格不同。 “日人千金”,横平竖直,起笔收笔皆方笔,如刀砍斧削,笔画转折处全用方笔,线条苍劲,结构匀称,端庄而凝重,气势雄强,具严整之美; “长毋相忘”,线条虽方然多有圆浑之意,笔画转折处方、圆兼施,体虽方而实圆,静穆中含动感,拙巧互用,刚中带柔,具雄浑之美。

古人做事,多尚吉祥,故流传至今之古珍中以吉祥语为铭文者,亦能见之。 日入千金,长毋相忘,这种吉语铭文除汉花钱外,又常见于汉印、汉砖、汉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