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夜之间欠了八千万。”吴树梅说。

2019年末，居住在上海的吴树梅女士发现她的微信、支付宝没办法正常付款了。随后，她根据支付宝客服建议去查了下（中国银行）银行卡余额，当ATM机上显示余额为“-39，000，000”时，她懵了，数了好几遍后面有几个“0”，还以为机器出了故障。

第二天，吴树梅向中国银行营业部询问原因，才获知早在2014年就卷入千万级别的贷款纠纷之中，所有贷款均发生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离婚前夕的885万贷款

福建宁德蕉城，这个地点于吴树梅而言并不陌生，因为这是她前夫的老家。由于情感纠纷，她表示自己2012年3月与前夫分居，带着孩子来到上海生活，2014年离婚。此后再也没有踏足过蕉城。

2019年12月，吴树梅再次到达蕉城，去当地法院调案卷。这时，她才知道，她在2014年担保了福建省建设银行宁德蕉城支行的一笔贷款，本息加起来有1000多万。在后来的半年时间里，她陆陆续续地发现，她替前夫担保的贷款不止这一笔，还有其他八笔，涉及本息达8千多万。

与建行的这一笔贷款签订于2014年3月19日，宁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与建设银行宁德蕉城支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本金885万元，期限一年。贷款用途是偿还建行此前的《银行承兑协议》中贷款人所欠债务，还款

宁德隆盛公司的实控人是吴树梅的前夫池玉涛，当年正从事钢贸生意。据吴树梅所说，池与生意伙伴经常互为担保人从各家银行获取贷款，这也与2012年到2014年之间的福建钢贸危机较为吻合。当年，银行在与钢贸商合作的时候，为了减少资金和物流监管精力、分散风险，过度依赖担保、联保制度。钢贸商为了拿到资金也乐意配合，加之钢贸从业者多数都是亲戚或朋友，所以很快就自发成立了以三、五户为一小组的联保体，且此刻大量的担保公司也相继应运而生。银行正是基于以上各种担保制度的保障，逐步放松了对实体货物的监管，在钢贸行业放款上采取了“重担保，轻质押”的方针。最终酿成了高额的坏账，至今部分银行提起此事还是心有余悸。

在与建行的贷款协议中，吴树梅被列为担保人之一，除了她之外，其他担保人还包括池玉涛本人、池玉涛的兄弟和朋友，共有7名自然人、一家贸易企业以及一家担保公司。

然而，吴树梅对记者声称，在2019年末之前对这笔贷款并不知情，并且，在贷款日期一周之后，也就是2014年3月16日，她就与前夫离婚了。

吴树梅原是陕西人，生于1975年，从浙江某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工作，随后在上海落了户，买了房。后来遇到了她前夫，2007年与前夫结婚，并随他一起搬去了福建宁德生活。2011年国庆前后二人情感破裂，2012年3月分居，吴树梅称此后一直居住在上海。

但是，这么多的起诉，如此大的金额，加之本人被冻结银行卡、限制高消费，“案底太多”的吴树梅找不到工作，更难以偿还前夫的欠债。

“之前找到了一份，入职的时候，人力发现我涉及了这么多案子，认为我很难胜任那份工作，最后就没能留下。现在出去工作都会被查出来的，根本没有公司会用我。”吴树梅坦言。

在银行卡被冻结后，吴树梅向执行法官说明了情况，执行法官帮她申请了终止执行冻结，所以她现在可以使用银行卡里的钱了。但是，没有工作，加上12岁的女儿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她还是不得不时常向朋友借钱。

谁的签名？

在整个贷款案件中，吴树梅认为最为魔幻的是，无论是批贷过程还是法院审理过程，她完全“被”置身事外，完全不知内情。

问题出在担保合同上的个人签名上。

2019年12月从法院拿到担保合同的复印件之后，吴树梅发现她的签名和手印都不是她本人的，而是由别人代签的。吴树梅认为由他人代为签字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她的利益，直接导致她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银行卡被冻结。于是，她要求银行提供签订贷款合同时的录像，希望能以此证明她是被人代签。但是，建行蕉城支行以年代久远，视频没有保存为由拒绝了她。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2014年银行已经对贷款人及担保方发起诉讼，而吴树梅2019年才知道案情，中间并没有收到过法院传票或者任何开庭通知。

原来，早在2014年9月，建设银行宁德蕉城支行就因贷款人无法偿还贷款起诉了全部的贷款人和担保人。15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10月10日，法院送达回证，但吴树梅称，前夫池玉涛替吴树梅代签，而当时他们已经离婚。

2015年2月3日，前夫又代吴树梅签订了一份申请书，自愿放弃法定的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落款为“池玉涛代”。3月9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所有被告都没有出庭，也没有代理律师出庭的情况下，判决吴树梅等人承担担保责任，本金885万加利息198万。

记者联系了吴树梅的前夫池玉涛，对方坚称在贷款签订时候吴树梅知情，而不是一无所知。他表示，8000万的贷款当中很多是一年复一年的循环贷，有些是他代为签字的，有些是吴树梅自己签字的。至于建行这一笔借款，他表示年代久远已经记忆模糊了。

一位上海资深法官对记者表示，目前很难对吴女士的情况下定论：一种情况是吴女士确实不知情，前夫代签，银行也违规没有核实没有面签，法院送达的是户籍地并且被成功签收了所以就缺席了庭审；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知情的，离婚也是为了逃避债务。

建行宁德分行相关人士对记者回应称：“贷款流程均按照内部合规程序进行，法院在2014年也裁判建行胜诉了，如果吴女士有异议，可采取法律手段维权。”

较为奇怪的事情还有，根据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3月10日的民事裁定书，查封、冻结吴树梅、池玉涛等贷款方及担保人904.8万元的财产，立即执行，但4年多之后，吴树梅的账户才被查封。

上述上海法官对记者表示，一般案件审结后，如果没有履行债务，执行部门会联系担保人要求申报财产。如果联系不到也会接着就冻结账户、限制高消费或者上失信名单，这些会影响正常生活，比如买不了机票，一般很快会发现，所以四年后才发现的确有些罕见。

吴树梅的律师对记者表示，由于这笔贷款时间比较久，银行早已将债权转给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查封较晚的原因不详。

建行宁德分行的回应也印证了这一点。该行表示，早在2014年10月之前，已经将债权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而AMC又转手了几次，“转让之后已经不属于建行的资产，因此我们并没有持续跟踪这事情，一直到吴女士去年提出这笔贷款的问题。”

维权卡在笔迹鉴定

除了建行这笔欠款之外，吴树梅也被卷入了一笔本息共计1600万元的2014年审结的逾期贷款案，相关方是工行宁德分行。以借款合同、保证函签名手印并非本人所写所印为由，吴树梅向宁德中院要求发起重审，但法院维持原判。

2020年8月28日宁德中院审理结果显示，法院将吴树梅的签名和指印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20年6月出具的鉴定认为，的确是她所签所印。但吴树梅对鉴定结果不认可，表示《保证函》上签名很生硬，虽然有点相似度，但是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指印也可能是通过指模伪造。

但法院还是采信了这份司法鉴定报告，认为原贷款合同成立有效，吴树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重审结果对吴树梅非常不利。

在维权过程中，吴树梅曾经寄希望于法院调查当年的运营商数据以及信用卡刷卡记录，来证明自己在贷款合同签订时人在上海而非宁德，但法院并未予以支持。

吴树梅对记者表示，法院的顾虑在于，存在人在宁德、手机和信用卡在上海，从而伪造人在上海的假象的可能性。

回到与建行相关的贷款案件，2020年6月1日，吴树梅在宁德中院立案窗口递交了《再审申请书》。之后不久，再审申请书被EMS退回到上海住址。吴树梅的律师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沟通立案，答复为“再研究”。

立案重审未能成功，吴树梅联系建行，希望对方协助进行笔迹鉴定，但也未能与银行达成一致。

2020年7月1日，吴树梅赶往福建与建行相关支行负责人协商，但经过多次沟通，建行方面建议在福建当地进行笔迹鉴定，而吴树梅坚持在上海或北京笔迹鉴定，可以由建行来委托鉴定机构，建行并没有答应。

建行宁德分行对记者回应称，做笔迹鉴定需要当年的合同原件，但是由于已经将这笔贷款资产转让给第三方AMC，原件也一并移交了。因此建行只能帮忙沟通第三方公司协商解决，而不能主导此事的解决。

法院那边，由于案件在2015年就已经审判结束，已过案件申诉期，现在吴树梅没法上诉。

吴树梅现在正在社区里申请低收入家庭，领取失业保险金，“社区里的人对我的经历也是半信半疑，还有人怀疑我和前夫一起骗钱。但如果查一查我的流水就能知道，我有没有拿到过我前夫一分钱。”

责编 李剑华 实习生 李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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