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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成熟的章回小说是从“按鉴”开始的，“按鉴”成为明代历史演义的基本面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这一阶段性特征与福建建阳刻书密切相关。建阳是中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在宋代率先雕刻经史著作，至于今日尚存的刻本中，仍以史部为其大宗，而在史部中，又以普及性的通鉴类图书占绝大多数。正是这样的刻书背景决定了建阳书坊最早产生刊刻“按鉴”小说的创意，大量“按鉴”小说的编撰和刊刻使历史演义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影响深远之大宗。

按照“通鉴”来演义历史由来已久。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宋元时代的讲史艺术，就是“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①。明代的历史演义多由讲史话本发展而来，但从“元刊平话五种”看来，说话艺人毕竟文史修养有限，其演说历史揣摩之意多于据史之辞。正如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序所言：“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②大约元末明初，罗贯中撰成《三国志演义》，这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

《三国志演义》就是按照“通鉴”演义历史的，而明确提出“按鉴”、以“按鉴”相标榜的现存最早版本，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其目录页题：“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目录。”从此，“按鉴”成为明代历史演义编撰的主要方法，产生了大量“按鉴”编写、并以“按鉴”标题的历史演义，“按鉴”成为明代历史演义的基本面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这一阶段性特征与福建建阳刻书背景密切相关。

一

中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的福建建阳，在宋代率先雕刻经史著作，至于今日尚存的刻本中，仍以史部为其大宗，而在史部中，又以普及性的“通鉴”类图书占绝大多数。

司马光《资治通鉴》自宋代以来有很多刻本，其中也有建阳书坊刻本。宋刻百衲本七种之第六种，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一般认为是建本。涵芬楼影印所据宋本，百衲本定为建刻③。

此外，现存建阳刊本中还有大量“通鉴”类图书，其中最多的自然是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作为闽学中心的建阳，元明两代书坊竞相刊刻朱子《纲目》。朱子《纲目》最早的版本是真德秀于嘉定己卯(十二年，1219)刻于泉州任上，被称为“温陵本”。是年真德秀上书朝廷，请求将《纲目》书板移送国子监，“以给四方之求”。元代建阳书坊多有刻本，现存世较为完整的有元至元丁亥(1287)建安詹光祖月崖书堂本。入明以后，朱熹地位与孔子并重，被奉为“万世之准绳”的《纲目》，乃士子科举必读之书，故内府、藩王、各地官署、书坊均据宋元旧本纷纷翻刻，以应四方之求、科举之需④。建阳书坊自然更是不甘落后，今存者尚有建安书市刻本、魏氏仁实书堂刻本、建安刘宽裕刻本、日新堂刻本等等，一些著名的书坊如刘氏慎独斋、杨氏清江书堂等，至少都有两种刊本。

朱子《纲目》对宋以后的“通鉴”类图书编撰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熹撰成《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此为《资治通鉴》的节本，实际上就是一种普及本。一方面由于闽学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纲目体简明扼要，深合封建君臣、士人强调正统、教化的政治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受众对于史著由繁趋简的阅读需求。故而朱子《纲目》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激赏，学者亦多以之为史学不易之经典。朱子《纲目》对史学撰著影响很大，宋以来为《纲目》作注、采用纲目体著书或为《纲目》续编的很多。建阳书坊刊刻的“通鉴”类图书基本上是这类篇幅不太大、思想倾向明确、名教纲常教化色彩鲜明的普及性著作。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通鉴”类图书的编撰者不少都是闽人，如江贽、李廷机、叶向高等。张光启仕于闽，当过建阳知县。刘剡则是建阳书坊主。如此可见建阳书坊大量刊刻“通鉴”类图书有其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与朱熹和闽学在当地的深远影响有关。

朱熹对建阳的深刻影响大概也是建阳书坊大量刊行“通鉴”类图书的原因之一。入明以来，建阳刊刻的“通鉴”类图书种类繁多，朱子《纲目》而外，还有大量的续编、改编，其中有科举、发蒙用书，形式上如注释、节要、标题摘要等多种多样。有的著作多家刊刻，刻本不止一种。如宋代另一位闽北本土学者江贽撰著的《古本少微先生资治通鉴节要》，有不少于9种刻本。明代当时任建阳知县的张光启撰、著名刻书家刘剡编辑的《四明先生续资治通鉴节要》至少有10种，另题为《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的不少于7种。明代及此后影响很大的商辂等撰《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建阳刻书也不少于6种。明唐顺之删定、张谦厘正《新刊翰林考正纲目点音资治通鉴节要会成》二十卷也不少于5种。其他如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十八卷，宋金履祥撰《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明李廷机辑《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明叶向高撰《鼎锲叶太史汇纂玉堂鉴纲》七十二卷，明余有丁辑、明申时行补遗《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二十卷首一卷等等，都至少有二三种。

此外，还有如《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五卷，《读通鉴法》一卷，《资治通鉴释例》一卷，明王逢订正，明刘剡纂辑，宣德七年(1432)刘文寿翠岩精舍刻本；《新刊通鉴一勺史意》二卷，明弘治十七年(1504)刘氏日新书堂刻本；《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明李东阳、刘机等撰，明正德十四年(1519)慎独斋刻本；《新刊通鉴纲目策论摘题》二十卷，严时泰辑，明嘉靖三年(1524)宗文堂刻本；《新刊资治通鉴汉唐纲目经史品藻》十二卷，《宋元纲鉴经史品藻》五卷，戴璟撰，明嘉靖十五年(1536)杨氏清江书堂刻本；《通鉴纲目纂要便览》二十六卷，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书林熊氏东轩刻本；《通鉴纲目全书》一百八卷，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书林杨氏归仁斋刻本；《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四十六卷，明唐顺之辑，明隆庆书林归仁斋杨员寿刻本；《新刻历考纲目训解通鉴全编》正集二十卷续集□□卷，明魏时亨辑，明书林叶材广勤堂刻本；《通鉴纂要抄狐白》六卷首一卷，明顾充辑，明万历元年(1573)自新斋余绍崖刻本；《新刊通鉴集要》二十八卷，明诸燮辑，明万历三年(1575)书林唐龙泉刻本；《新刊史学备要纲鉴会编》四十八卷，《新刊史学备要史纲统会》二十三卷，王锡爵撰，明万历六年(1578)郑以厚宗文堂刻本；《新刊全补通鉴标题摘要》二十八卷，明归有光辑，明吴腾奎补，明万历六年(1578)书林郑氏望云楼刻本；《凤洲纲鉴》三十九卷首一卷，明王世贞撰，明李盘增修，明万历书林余彰德刻本；《资治历朝纪政纲目前编》八卷正编四十卷续编二十六卷，明黄洪宪编纂，明许顺义注补，明万历建阳余彰德刻本；《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二十卷首一卷，明余有丁辑，明申时行补遗，明万历十四年(1586)余氏自新斋刻本；《镌王凤洲先生会纂纲鉴历朝正史全编》二十三卷，明王世贞撰，明万历十八年(1590)萃庆堂余泗泉刻本；《鼎锲纂补标题论表策纲鉴正要精抄》二十卷，明冯琦撰，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书林联辉堂郑纯镐刻本；《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三十九卷首一卷，明袁黄撰，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双峰堂余氏刻本；《编辑名家评林史学指南纲鉴新钞》二十卷总论一卷，明翁正春撰，明书林郑以厚刻本；《新锓钞评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十二卷，明陈建撰，明万历四十年(1612)闽书林余仙源刻本；《新刻精纂注释历史标题通鉴捷旨》六卷，明万历进贤书堂刻本；《新编汉唐纲目群史品藻》三十卷，戴璟撰，安正堂明刻本……

建阳刻的“通鉴”类图书很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而外，谢水顺、李珽所著《福建古代刻书》以及多种相关的研究论文多有涉及。由于很多刊本存于国外各藏书机构，就是存于国内的，也未必得以整理公诸学界，因此，本文未能完备罗列，但足以见出当时建阳刻书中“通鉴”类图书种类、数量之多，建阳刻书一时之盛况，也可见宋代以来“通鉴”类图书传播之盛。

《三国志演义》的成书和最早刊行时间，正当“通鉴”类图书大量刊行之时。《三国志演义》塑造的大批忠臣义士以扶持名教、褒刘贬曹以宣扬正统的思想倾向如此吻合于朱熹的史学精神和政治伦理思想，对于闽学中心建阳的书坊主来说，很容易引发他们拓展图书市场的商业敏感。叶逢春之所以以“按鉴”标榜其《三国志史传》刻本，很可能就是由于三国小说的刊刻传播和当地“通鉴”类图书的大量刊行，两种出版信息相汇合，使他产生了以广受欢迎的“通鉴”与广受欢迎的“三国”相结合的创意，为《三国志史传》找到了“历史(通鉴)”和“演义”两个卖点，当然，事实上叶逢春本《三国志传》还有一个重要卖点是“加像”。

二

据日本学者上田望研究，《三国志演义》现存最早的两种版本——嘉靖元年本与叶逢春刊本所依据的史书同为陈寿《三国志》及其裴注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而不是《后汉书》、《资治通鉴》或《资治通鉴》的其他节本。但与叶逢春本相比，嘉靖元年本有些文字依据《资治通鉴》而有所增改，而叶逢春本则更接近朱子《纲目》。所以，叶逢春刊本标榜“按鉴”，其所按之“鉴”无疑是指朱子《纲目》。

叶逢春刊刻《三国志史传》是“发现”了此书的“按鉴”性质而标明“按鉴”。这一举措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小说理论的角度来说，“按鉴”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小说按照历史演义、垂鉴后世、以义理教化道德人心的本质特征。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按鉴”从此成为历史小说编撰的基本手段，出现了大量以“按鉴”相标榜的小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于小说文体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从现存刊本来看，叶逢春刊《三国志史传》之后不久，熊大木就开始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编撰。熊大木编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受书坊主杨涌泉之邀，本意是把记载岳飞事迹的《精忠录》演绎成一部“辞话”，但在编撰的过程中受到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而改变了思路，从演述岳飞故事转为演述南渡前后一段历史，广泛涉及宋室君臣诸多历史人物事迹，展现了广阔的历史图景。尽管小说叙事艺术不太成熟，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编写从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取材最多、受影响最大。清江堂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刊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刊刻了熊大木编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此书正如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三所说：“其叙次情节，则一依《通鉴》，顺序照抄原文而联缀之。”接着，熊大木又编撰了《全汉志传》十二卷、《南宋志传》十卷、《北宋志传》十卷。熊大木编撰小说的情形与《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情况略为相似，《三国志演义》是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依据《三国志》、《资治通鉴纲目》等史料重新建构小说的，熊大木编撰的小说也都“原有小说”，熊大木在原有小说的基础上根据《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等史著重新编写，这些小说或在题目中、或在序言中，都明确标榜“按鉴”。

熊大木编撰的几部历史演义极有可能都是由清江堂首次刊刻的。这不是偶然的。从小说刊刻来说，正德六年(1511)清江书堂率先刊刻《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此为宣德之后八十年间仅存的小说版本，可见清江书堂具有出版的商业敏感。而清江堂刊刻历史演义更有着他长期、大量刊刻史部图书的先天优势。明正德元年(1506)刊刻商辂等撰、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弘治十年(1497)刊刻了张光启订正、刘剡编辑《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嘉靖十年刊刻《新刊紫阳朱子纲目》五十九卷首一卷，商辂等撰《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二十七卷，嘉靖十四年(1535)刊刻宋金履祥撰《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十八卷、明陈J2U206a.jpg撰《外纪》一卷，又刊刻了朱熹撰《新刊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五十九卷等。这只是对现存清江堂刻书的不完全统计，熊大木所编小说，就取材于这些史书，可见清江堂刊刻的历史演义与其所刻史部图书有密切关系。

自熊大木之后，书坊主自编或组织文人编写历史小说成为建阳刻书的一大特色，这些历史小说多以“按鉴”相标榜，当然，所按之“鉴”也不仅于朱子《纲目》，而广泛取材于“通鉴”类其他著作。至于万历年间的“按鉴”小说编撰实际上也不仅限于“通鉴”类著作，而广泛取材于各种史部图书。史部图书是建阳刻书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现存善本就有数百种，大量的史部图书刊刻为建阳书坊编撰和刊刻历史演义提供了蓝本，各书坊往往就地取材，把史部书籍通俗化，改编成通俗演义。

在历史小说的编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余氏刻书。明代建阳书坊以余氏最盛，从明嘉靖到明末崇祯先后出现了33家书坊。余氏刻书中多史部图书，今存者不胜枚举。仅余象斗万历年间所刻就有朱之蕃辑评《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十卷、李廷机辑《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三十九卷首一卷、袁黄撰《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三十九卷首一卷、明周廷儒辑《周玉绳先生家藏二十三史绮编》十七卷等。余象斗刊刻了二十多种小说，其中最多的是历史小说，有的小说还存好几种余象斗刊本。这些小说不乏余氏自编者，即使不是自编的，也多有余象斗的整理、改编、评点。这些小说与余氏所刻史部图书关系密切。如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说自己编撰此书“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⑤。可见余邵鱼能编成《列国志传》，有其刻书世家的读书便利。余象斗自编的小说可以确定的是《十二朝前编》，其素材多来自《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不过把《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的文言转化为通俗白话而已。《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及类似的《资治历朝纪政纲目前编》、或汇合前后编的“全编”，建阳书坊多有刻本。

三

“按鉴”小说既是书坊的创意，同时也是读者的要求。

建阳书坊刊刻的“通鉴”类图书已为普及本，多有句读、注释和帮助读者更好理解的评点，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来说还是存在阅读的困难。最直接的困难来自文言语体，及大量的官职制度与历史典故，即使以简练雅洁的文言叙述，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仍只能是“不求甚解”的阅读。因此，“通鉴”类图书的接受需要进一步的通俗化，才能适应与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按鉴”小说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比之嘉靖元年本其通俗化倾向更为明显。此本首有元峰子《三国志传加像序》，文字简短而意思浅显，重在强调历史小说对下层民众普及劝戒的作用，即所谓“传者何，易其辞以期遍悟，而像者何，状其迹以欲尽观也”，“而罗贯中氏则又虑史笔之艰深，难于庸常之通晓，而作为传记。书林叶静轩子又虑阅者之厌怠，鲜于首末之尽详，而加以图像”⑥。叶逢春本体现了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书坊主普及精英文化以惠泽庸常民众的美好愿望。

《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熊大木序很有代表性地说明了通俗历史演义适应读者阅读而产生的必然性：“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于是熊大木“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⑦，以浅近的语言大量铺叙故事，编撰成《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则更直接说明其“按鉴”而又“通俗”的良苦用心：“《列国传》，起自武王伐纣，迄于秦并六国，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且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观览。”⑧

明代以来随着教育的普及，人们对于历史知识的需求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三台馆刊本《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卷首之序便是抓住人们对历史教育普及求“真”求“明”的需求所做的文章：“昔大本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遍览群书，涉猎诸史，乃综核宋事，汇为一书，名曰‘南北宋两传演义’。事取其真，辞取明，以便士民观览，其用力亦勤矣。”⑨“事真”而“辞明”的“按鉴”，成为书坊炫耀其历史知识可靠性的招牌。

“通鉴”类图书的大量刊刻直接催生了“按鉴”演义的形成。“按鉴”，是书坊面向仰慕“通鉴”而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群而设计的标志，是书坊刻书走通俗销售路线的策略之一。对于文化层次较低的民众，他们有着学习历史知识的要求，而又不具备鉴别是否“按鉴”的能力，必须明确标明“按鉴”，才能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所以，明代的历史演义卷首序引或书后牌记多称本书参采史鉴，不同于一般野史。崇祯四年(1631)，富沙(即建阳)郑尚玄人瑞堂刊刻《隋炀帝艳史》，这已经是历史小说人情化之作，但仍以正史相标榜，其《凡例》称：“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⑩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及其影响下的二十余种建阳刊本三国小说而外，尚有很多建阳小说刊本直接题名“按鉴”，江南翻刻本也多以“按鉴”相标榜，略为列举如下：

嘉靖三十一年(1552)《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熊大木序言中说明自己的编撰是“按《通鉴纲目》而取义”的。万历年间，余氏三台馆刊本题名为《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此书版本很多。

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正文卷首题“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每卷卷首标明叙事起止时间，并注“按唐书实史节目”。此书有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唐氏世德堂翻刻本，正文卷首题“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余氏三台馆刊本题“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唐国志传”。

万历十六年(1588)，余氏克勤斋刊刻熊大木撰《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此本题署复杂，可见多家书坊都曾刊刻过。

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清堂詹秀闽刊刻《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

万历三十四年(1606)，余象斗三台馆刊余邵鱼撰《列国志传》。内封大字题“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万历四十六年重刊。

万历间三台馆刊刻熊大木撰《南北宋志传》，目录叶题“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正文卷首题“新刻全像按鉴演义南宋志传”。此书又有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题“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

三台馆刊刻余象斗编集《列国前编十二朝》。正文题“新刻按鉴通俗演义列国前编十二朝”。

署“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靖竹居士王黉子承释”的《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正文首题“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据王古鲁考证，此书实为余象斗所编。

大约明天启、崇祯间余季岳刊刻《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同时应该还刊刻了《有商志传》。

此外，建阳书坊刊本中还有一种《唐钟馗全传》，刊于万历间，封面题“安正堂板”、“全像唐钟馗出身祛妖传”，“书林刘双松梓行”。正文卷首题署“鼎锲全像按鉴唐钟馗全传卷之一，书林安正堂补正，后衔刘双松梓行”。此书素材源于唐代以来广为流传的钟馗传说，以题材性质而论，此为神魔小说。神魔小说也打“按鉴”的旗号，可见当时“按鉴”小说的影响。

注释：

①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565页，王民信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四辑，1967年至1981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②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参看《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④参看《朱子全书》第八册《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严文儒所作《校点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⑤明余邵鱼《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⑥钟陵元峰子《三国志传加像序》，《西班牙藏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陈翔华主编《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续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

⑦《新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首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十四辑“岳武穆精忠演义专辑”之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⑧明余邵鱼《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⑨三台馆刊《南北宋志传》，署陈继儒编次，《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⑩齐东野人撰《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凡例》，《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