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百科报道:兰州赵世杰借贷纠纷,广武门附近的餐厅

《广武门内监狱风云》主要说了些监狱的外貌和建筑的布局，这里再说说监狱迁走后，旧址上又驻扎的省军区独立师机关样貌。

1950年11月30日，新中国的司法部、公安部下达了关于监狱、看守所和劳改队由司法部门转归公安部门领导的决定。1951年3月2日，位于自信路8号的甘肃省第一监狱，便正式由省法院移交给了省公安厅于2月7日专设的第四处管辖。四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劳改处，下设有狱政、教育、生产、管理4个科室。

甘肃省人民法院院长史文秀、甘肃省政府公安厅厅长李甫山，代表双方就甘肃省人民法院监狱所占面积及房屋等进行了签字交接。地产及地上附属物计有：住址面积14亩；楼房15间；砖木结构平房245间（看守所用房62间）；土木结构平房9间（看守所用5间）；望楼1座；监外砖木结构平房3间。合计房屋272间。

1956年1月，省公安厅下设了省劳动改造管理局，专门负责对全省监狱的管理和领导。

1958年，省一监由自信路8号迁至大沙坪新址。在此之前，这个监狱里除了关押过轰动全国的、杀害毛泽民的凶手芦秉林以外，还关押过对旧大路居住的盛世才岳父一家的灭门大案，即邱宅血案的参与者。有两人被抓时正好是住在广武门外的，一个是陈永春，毕业于新疆军校第三期，曾任新疆骑兵师营长；另一个是孙立勋，孙立勋原住水北门，案发后查户口簿底册批注为“迁往外地”。实际上这两人一前一后都搬迁到了广武门后街28号院子，在这个院子里被抓获后都被判为无期徒刑。

兰州解放以后，这二人及其他案犯都相继被大赦释放，走出了广武门的这座监狱大门。

1949年底，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孙立勋和陈永春两人裹着大衣、戴着皮帽子、捂着大围巾，来到了ha fei（下水）门范宗湘（侦办邱宅血案的省会警察总局刑警大队长）的家里，自我介绍后，把范家人吓得要死，以为是来行凶报复的，这时，正好范宗湘从学习小组学习完进了家，原来这两人是来看望、感谢范家爸的。轰动全国及全台湾的灭门大案发生后，先不管谁是谁非，但案子是必须要破的，但国人都没把作案人当凶手看待，都称他们为“义士”，是为民除害的义举。范大队长也自始至终没有为难众“义士”，结案后还在中正路陶乐春饭庄叫了一桌上好的酒菜，在拘留所里抚慰、招待了这些人。

除此以外，这个监狱里还曾经关押过两个重量级的大人物，一个是国民党的中将班淦，另一个是我们的开国中将方强。

班淦当时在兰州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兵站总监，在庙滩子、红山根等各处都有其大量的军产，管理的有飞机、辎汽团、大车（骡马）队，还有骆驼团等等。班淦扛着中将军衔，在大后方兰州经略着军民两用抗战物资，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官倒”。最后终因犯贪污罪，在军人省长的运作下仅被判了个有期徒刑；蒋介石的公子到兰州查办施压，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后到蒋介石那里报批时——娘希匹，死刑，立即执行。

有点意思的是，此贪污案的审判长是班淦的老邻居（都在七里河有豪华宅院，且相距不远）、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中将鲁大昌。班淦在被拉到红山根执行枪决之前的审理过程中，先后被羁押于省第一监狱、新关特种秘密监狱（军统监狱，位于第一监狱西侧，建行大楼位置）及驻扎在小北街北头荣光寺里的“军法监部”。

抗战时期，老红军方强也曾被逮捕关押于省一监，时任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方强虽然在此关押的时间不长，但还积极地在狱内开展活动，广泛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并担任了地下党支部书记。在组织的出面营救下被释放，出狱后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杜克，山西临县人，1939年4月入党，原省一监副典狱长，第二任典狱长、监狱长，1953年行政级别16级。照片“同款”坐姿左四为杜克。

1958年，省一监由自信路8号迁至大沙坪后，隶属于省军区的独立师师部进驻监狱大院。部队对原有建筑进行了彻底的大改造，拆除了瞭望塔楼及五翼监舍等，按照驻军需要重修规划修建了房屋。

原来开在西面自信路小巷子里的监狱大门成为了后门，设了岗哨，高大的青砖拱券门洞子、对开大木门、及木门里面坐西朝东的楼房均保留了下来，楼房作为师部主官的办公用房。

办公楼对面有一圈平房围成的小院子，住营团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小院子外面南头的东侧，是坐东朝西的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作为部队的招待所。穿过家属院小院子往东走就进入了机关大院。

大院子的南侧，东西又各是一个院子，门脸均朝北。东面小院子里，左手靠东城墙有三排坐北朝南的平房，右手是一片空场地，小院子住的是师部主官及其家属们。西面的小院子是个青砖拱券门，里面有南北两排平房，南房是厨房；北面门洞子一侧是机关食堂，另一侧是库房等。

大院子中间是坐北朝南的四排平房，这就是师部机关，东南侧有个大礼堂，与西头的办公楼遥遥相对。其余东侧拆除了原来犯人干活的工场房屋，只留下了后山墙当院墙，北侧院墙还是利用了原来的监狱大墙。

师部的大门开在了广武路上（就是后来农业厅进驻后上锁封闭了的那个北门），进师部要从广武路向南走，有不长的一个上坡路，然后左手是背靠东城墙、坐东朝西的一溜建筑，先是岗哨，后面依次是传达室、猪圈、通道、警卫连、战士食堂，右拐往西就进入了机关大院子。

坡上右侧一直到大礼堂南头拐弯处，都是四、五十公分高的石砌房基，上面就是遗留的那个工场很高的后山墙，墙面上能明显看出原来房间的隔墙碴口。

左面猪圈与食堂之间的通道可走到城墙根。在城墙上挖了个斜向上的坡道，用拆下的大青砖砌筑为台阶，沿台阶向南上到城墙上，建有一栋营房，驻扎着一个班的警卫战士，通道和台阶只是方便战士们执勤换岗时用于上下城墙。不过那时还真正的是军民一家人，部队驻地没有“哨兵神圣，不容侵犯”的警告牌，大门口没有阻车装置，站岗的没有围挡不锈钢禁区，也不用戴钢盔，时不时地有小孩子嘻嘻哈哈的冲过岗哨，奔向城墙玩耍、放鸽子、放风筝。

以前穿过新关城门楼子就算是出城到了郊外了，满眼都是大片的农田和树木，除了农舍以外的深宅大院（包括寺庙、机关等）多是互不相连的，建筑用地要比城里富裕，所以这些私家花园的东家都拥有着非富即贵的身份。主要的道路也只有两条，据民国36年（1947年）甘肃省地政局所绘制的“兰州市市区图”标注，出广武门，斜向东南方向，在东稍门（迎恩门、和平门）外与教场南门的公路相连，为前街。出广武门径直向东，沿邓家花园南侧至教场（明朝所建）西门，是为后街，后街曾用名为教场路。

后来随着这两条道路走向的建筑物越来越多了，私家花园的主人们跑路的，卖祖产的，房子被没收的，一家人住的大宅院都变成了十来八家住的大杂院。居民人口多了，市场也就繁荣了。围绕着广武门十字的牛肉面馆、菜铺子、肉铺子、糖酒铺子、杂货铺子、锅盔铺子以及修鞋铺子、粮站、水站等等，哪个地方都有一大堆的故事。

闫宗亮高中毕业后曾在广武门菜铺子上过班，可他却不知道这里以前发生的许多事情，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吧，只听、不说、也不记，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大概在1975年左右，十来岁的“佛寺儿”拉着好朋友“小龙子”一起到广武门菜铺子给家里买菜，佛寺儿蹿到前面想加个队，被营业员尕马子将衣服领子攥住一拧再往后一拉，一个踉跄差点没被勒死。“日你……”佛寺儿立足未稳、话音未了，又被尕马子从后“板筋”处一巴掌再次一个趔趄打爬在地，尕马子的闪击战不容你说话，战术动作利索、连贯、一气呵成。佛寺儿家弟兄5个，哪个在外面都没有受过这气，连滚带爬地与尕马子拉开了距离后才爬起来，也不跑，指挥着小龙子“你起（去）屋里喊我哥起”。

几分钟后先是老大冲了进来，询问弟弟是被哪个打了。此时的尕马子身穿蓝色长衫工作服不动声色站立在门口边，背着双手冷眼观察着“台海局势”的发展。老大过来就准备动手，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尕马子挥手一秤砣打翻在地，头上立刻血流如注，秤砣是那种能称量上百斤货物的大杆秤上用的，比拳头还大。随后赶来的老三一看这场景也顾不上报仇了，救老大的命要紧，其实尕马子早跑的没影了。

过了一两个月后，会水的尕马子在黄河里游泳时淹死了，有人说是在铁桥上“跳冰棍”呛死了，有人纠正说是不对，是在河中间的抽水塔上“扎猛子”扎到石头上死的。

佛寺儿家老大有个很好的工作，到现在也是最好的单位，现在职工工资基本上都在万元以上。老大除了正式职业以外还有个非正式的事情要干，与赵江海、段克文等人都是兰州有名的“长征40团”的红色战斗员、领导者，与“红三司”、“革联”、“红旗革命造反团”等等其它组织一样，都是热血沸腾的年青“革命者”、“捍卫者”，这些组织不是“保皇派”就是“造反派”。

长征40团的团部设在武都路南面的一个大院子里，民国时，仲兴哉局长领导的禁烟善后局曾占驻过这里，那时烟毒泛滥，各种组织机构和委员会同样泛滥，哪个街道上都有几个挂着处、局、署或是委员会招牌的院子。比如这位路邦道大员，挑着甘肃“查禁种烟特派员”的担子、顶着甘肃“检举禁毒专员”的头衔、还要坐个“检举烟民登记专员”的位子；财政厅厅长朱镜宙不可思议地兼着禁烟的局长；“甘肃省禁烟特派员公署”里面坐着个“禁烟特派员”曾彦；民政厅里设有“戒烟局”，会同省“禁烟委员会”一起扯皮；大员们忙活不过来，那就再成立个甘肃省“禁烟督导团”，反正大家都是在想方设法的花公家的钱。所以，也不敢确定长征40团这个院子里以前到底驻扎的是哪部分的。

长征40团驻扎的院子正对面，就是曾经的“谢公馆”，蒋纬国来兰时曾暂住其间。主人谢刚杰为兰州“中山医院”的院长，该医院是兰州大学的前身、即“中山大学”的附属医院，故名中山医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元旦，朱绍良应马步芳邀请到青海各地参观访问，兰州中山医院院长谢刚杰与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北平中国大学总务长祁大鹏、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抗日名将于学忠、著名活佛喜饶嘉措等人与朱绍良同行。

广武门下原有个红星幼儿园，听名称就知道这是个部队幼儿园，附近的娃娃们对这里面的小朋友那可真是羡慕嫉妒爱到死！这里有很多小朋友穿的都是军装改制的小衣服，戴得真正的红五星，普遍都是干干净净、喜气洋洋的，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家长都是光荣的“革命军人”，是走到哪里都受人尊重、爱戴的人，所以，外面的娃娃们对“长大后要当解放军”这种理想信念的精神追求，不是现在对富二代那种复杂的心态所能相比的。

红星幼儿园有为小朋友专门做饭的赵世杰老爷子，原是榆中冯家湾子人，老伴的娘家是滩尖子魏家，小女儿后来承继父业作了保育员。全家老小原来都住在广武门50号大院子里，这个院子原是榆中李家的烟坊，后来也是大宅院变成了大杂院，院子东邻水站，南靠墨水厂，赵世杰感觉环境不太好，一家人便迁居到新关五福巷的军区家属院了。

墨水厂占据的北面一部分，原来也曾是一个大宅院，院子坐南朝北，大门开在后街上，一进两院，中间以镂刻木牌坊分割成南北两个院子，整座院落相比西邻的另一家宅院进深要大一些，东西略窄一些。但建筑规模很大、所用材料都非常精细，四面均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各房廊檐下都一溜摆设着细陶制作的精致套色釉面大鱼缸，两耳为虎头衔环造型，这种大鱼箍子现在已极难见到了。成为大杂院后，各家住户都把鱼缸当成了煤仓子。70年代末期，东家的几个后人从台湾来此寻访旧迹，说是家人都散居在世界多地，大陆早已无人了。此时后院（南院）已拆除，地皮划给了墨水厂，看着乱糟糟不成体统的大杂院，少东家们耷拉着眼皮子，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了。

20号大杂院，原来也是榆中金崖一户开烟坊的金家人的私宅。和上面那座宅院样式大体差不多，区别是南北进深很小，东西很阔，前院是平房，中门和后院正房都是二层楼，木质楼梯非常狭窄，各种建筑材料都不如上一家，一对比就能看出家底没有人家的厚。后楼上住着谭家人，儿子小龙高大帅气、阳光仁义；女儿惠兰漂亮美丽，兰心蕙质。

离广武门不远有个寺庙，先是被羊毛厂占用，像个小作坊的尕厂子，几个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手工将一张张羊皮上的羊毛剪下，皮毛分离各自备用，加工活弄的周围空气很紧张。羊毛厂迁走后，水车园粮站从东面相隔不远处迁入此处。老粮站大院子是原民国邮电局郭局长家，一半院子先是被粮站占用，建墨水厂时又将粮站这半个院子划拨走。郭局长家的大院子以前也是拾掇得十分考究，从室内残存的豪华程度就可看出来，全屋满铺木地板，有专门的大客厅，有皮沙发，进客厅有巨大的红木屏风，墙体青砖砌筑，墙内全部木板饰面。郭局长的老伴性格温和柔弱、少言寡语，不知是因为生病还是被吓着了的缘故，长期居于家中空荡荡、黑乎乎的大房子里，基本不出门，脸色惨白的没一点血色。

以前广武门下的人们普遍都有外号或者昵称，不认识的人对有些称呼比较好理解，而有些称呼则只有最知己的人才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末尾（yi）子、垫垫窝、尕尕、尕娃、布拉子、布布子、有有子、三虎子、狗娃子、尕巴头、尕地主、羔子、半个子、大桃儿、佛寺儿（有重名的，需要时前面冠以X家）、尚大头、葫芦、耍疙瘩、胖三爷、尕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