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秘闻报道:民间借贷纠纷总结陈词,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意思

编者按：

今日偶读一文，感慨颇多。

文为读后感，约16800字，写于2000年。副标题有“重读”二字，《顾维钧回忆录》共13册，约800万字，看来资先生至少读过两遍。

各界对资先生其人其思想其文风评价不一。本人不想也无能力关涉其他。

此文的主人公顾维钧先生，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二十有四投身外交，五十余年纵横捭阖。28岁始先后任驻墨（西哥）、驻美（兼古巴）、驻英公使，驻法、英、美“大使“，曾任北洋外交总长、代内阁总理、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晚年追随蒋逃亡政府，为台效力。

顾名声鹊起于巴黎和会（时任法国总统克里蒙梭叹其对日谈判“如灵猫戏鼠，尽显擒纵之技“），经华盛顿会议、李顿调查团、郭巴顿橡树园会议、旧金山和约等近代中国重大外交事件。他学贯中西，才识俱佳，少年早成，刚柔相济，洞察世事。但生逢乱世，国家飘摇破碎，且良禽终未能择木而栖，职业生涯殚精竭虑，委曲求全，多无可奈何。

顾行走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踉跄进程，曾忍辱负重，曾披荆斩棘，从外交层面对国家民族做出过贡献。其在外交事业中的诸多经验体悟，其在回忆录中分享的各种细节，尤其值得外交人深思细研。

感慨于历史沉浮，民族多舛，个体与国家命运的交叠相映，中国外交人曾经的柔韧艰辛。特分享资先生此篇读后感如下。

（本文选自资中筠：《坐观天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选文仅供读学，无商业目的。）

顾维钧（1888～1987），近世中国名闻遐迩的杰出外交家，和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十六岁赴美留学，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我国早期极少数受过正规国际法教育的职业外交官之一。从辛亥革命第二年就在外交界任职，直到1956年辞去蒋政府“驻美大使”之职（1956～1966年，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这一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将近半个世纪。

顾维钧在获得学位之前就已得到政府的招聘，在美国导师的支持下，赶忙通过论文，提前完成毕业手续，于1912年回国到民国政府外交部任职，时年二十四岁。当时孙中山刚让大总统之位于袁世凯，总理是唐绍仪，外交总长是陆徵祥，外交次长是曹汝霖。1916年，顾二十八岁时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后任驻华盛顿兼古巴公使，可谓少年得志。他崭露头角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作为资历最浅的代表，为中国收回山东领土表现了非凡的勇气、识见和才华，从此奠定他在外交界的声誉。应该说，他是近世中国罕见的外交高手，而又与有些暗于中国国情的“洋博士”不同，对内政处理圆熟，略无书生气，在派别斗争激烈、政府更替频仍以及人事关系复杂的中国政界能保持相对超脱的地位。历届执政者都要借助他的国际声誉和才干，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对他礼遇有加，委以重任。因此他作为外交官服务的政府之多，在职时间之长也是罕见的。他见证了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和北洋政府的频繁易手，经历了北伐、抗日和内战，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他在外交官生涯中与列强周旋，力保中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善于提出在当时客观条件下对我国最有利的方案，有时强硬，有时妥协，一般说来审时度势，进退有据。其特点是知己知彼，重实际而不凭意气，在内忧外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谓以其昭昭处其昏昏。他的自述《顾维钧回忆录》较之一般回忆录都客观、冷静而翔实。当然，整理者花了许多心血，功不可没。但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详记工作日记，或记忆如此清晰，对史实如数家珍，也不多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作风之严谨。

这部《回忆录》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珍贵参考资料，自不待言。顾维钧根据丰富的实践，总结出以下一些外交原则，在当时既有针对性，对后世也有普遍意义：

——必须非常敏锐，遇事绝不能想当然，不能仅看表面。必须非常谨

慎，仔细观察，小心从事，并永远瞻前顾后，有进有退。（这一条针对的

有关事例是，巴黎和会结束前正当中国代表竭力要求对山东问题保留，表

示可能不签字时，代表团的第一、二把手应会议要求先交出了印章，造成

准备签字的印象。）

——需要知己知彼。这是针对“中国大多数军人，尤其是军阀，只想了解其对手及可能的敌人，而不知道本身的弱点，结果造成毫无根据的希望和野心”。

——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那就无法达成协议。……“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为口号，那是永远成功不了的。（指巴黎和会后国内群众运动的口号，以及后来华盛顿会议时黄郛提出立即收回山东铁路的主张。）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么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么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民国初期，不同的政治或军事派别依附某一外国势力来支撑其政治前程，就沦为某一外国的外交工具，难以向人民交代。“五四”以后，又以群众运动对外交代表团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些原则堪称深入浅出，貌似简单而内涵深厚，而且处处针对当时的中国国情和时弊，非时下一些故弄玄虚、空而无当的各种“理论”所能比。有这样的人才应是国家之幸。但是他身处的是一个动荡不安、支离破碎的中国，所奉职的政府大多腐败而软弱无能。作为后来的读者，回头看他的自述，大多数情况下事与愿违，往往客观上并不能起到真正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的作用。他所遇到的困境，除了国力衰弱的大背景外，大体上有两种：

一是后方政局动荡，内部矛盾重重，处处受到掣肘，无法放手对外；二是他所服务的政府及其政策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于是出现这样的悖论：他对外交涉越成功，客观上对中国越不利。顾维钧本人的爱国心、人品和忠于职守都是没有疑义的，若论个人名位和际遇，他没有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常有的“怀才不遇”之叹，应算得幸运；而以真正为国为民成就的事业计，他却生不逢时，才能和心计多半空抛，到最后为蒋政权服务的十年，也违背了上述最后一条原则，实属不幸，这是一个悲剧。

仅根据《顾维钧回忆录》所提供的事实，从“悲剧”的角度，可以理出三种情况：（一）屈辱外交；（二）内部掣肘；（三）在分裂的中国，外交努力实际上服务于政治派别。

一、屈辱外交

顾维钧在袁世凯政府中最早接触的外交交涉是中英关于西藏和中俄关于蒙古的谈判，结果以中国向英国和俄国退让告终。紧接着是臭名昭著的与日本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

（一）二十一条

这是顾维钧在外交界奉职伊始参与了全过程的第一件重大交涉。1914年 8 月，袁世凯得知日本突然在龙口登陆的消息后，仓促召集议事，顾与伍朝枢作为国际法专家与会，二人都认为根据国际法绝对不能默认，应坚决抵抗。其他在场者都支吾其辞。袁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军队能抵抗多久，段曰四十八小时。袁叹气说，他明白法学家的意见是根据国际法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办，但是没有力量。国际法是人定的，中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定自己的国际法。于是决定援日俄战争之例，在自己的领土上给他国划出“交战区”。顾被指定为此项屈辱性的政府声明三个起草人之一，尽管他自己不同意其内容。以后他被迫执行他本人不同意的政策和起草文件尚有多次。

日本迅速占领了德国租借地之后，得寸进尺，控制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紧接着于 1915 年 1 月提出二十一条。袁为取得英美等国的支持，把顾列入谈判代表团之内，而又屈从日方坚持的意见，只由两国外长带一名秘书面谈，把顾排斥在谈判之外，不过顾参加了全部幕后磋商。此时，顾的意见和当局一致，就是尽量利用美、英在华利益，争取其制约日本，他负责与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向他们透露情况，以打破日方保守秘密的要求。此一策略得到的结果是，在英美支持下拒绝日方提出的第五条。此时，顾因病住院，起草复文却非他莫属。他的原稿中拒绝第五条的口气坚决，最后被改成他所不赞成的“容后再议”。条约签字后，顾主张立即发表声明，说明谈判经过和拒绝第五条的原因，以给后世历史学家留下记录。这一声明的起草又落到他头上，当时他发高烧，在医院中向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口授英文稿，再译成中文。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才奇缺，顾在业务上成为不可或缺之人，而意见却往往不见用，对于风华正茂、颇想在外交界一展抱负的青年才俊来说，难免有委屈之感。事实上，这件事差不多为顾维钧以后的漫长的外交生涯定了调，那就是“委曲求全”，他的才华即使发挥作用，也只能用于修修补补，无法改变大局。

（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1944年，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举行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实际上是成立联合国和通过联合国宪章及重要规章制度的最后筹备会议。中国与美、英、苏并列为发起国之一，应邀参加。顾维钧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与会。照理，此时中国的地位与一战以后的巴黎和会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应是扬眉吐气的机会，为何本文把它列入“屈辱外交”项下呢？且看下面的经过：

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当然十分重视。在派代表团时，蒋介石对跃跃欲试的孔祥熙不予理会，并排除了其他人事排名的考虑，亲自任命顾为团长，明确表示就是倚重他的业务能力。同时，中国代表团阵容强大，如胡适和国际法专家周鲠生等都包括在内。当时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借此难得的机会申述中国的立场，尽可能多争得一些权益。顾维钧已有参加“国联”工作的经验，重视国际组织或某种国际机制的作用也是他本人一贯的主张，是他外交思想的一部分。他自称是“中国政府中第一个敦促国家关注此问题的人”。在接到任命后，确实很高兴，他于1944年8月28日抵达华埠，立即投入制订中国拟向会议提出方案的准备工作。

但是，中国要取得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没有那么顺利。从预备会议开始就受到歧视。主要是苏联坚决不同意与中国一起开会，其理由是苏联与日本有中立条约，故不便同与日本作战的中国坐在一起。按此逻辑，美、英也在与日本作战，又当如何？实际是苏联始终不同意承认中国战后的大国地位，这点在 1943 年莫斯科外长会议上都已经表达过。按照斯大林的意见，中、法都没有资格，战后安排只应由美、英、苏三国决定。丘吉尔本也不同意要中国，但支持戴高乐的法国。只是美国坚持联合国发起国要包括中国，并以否则将减少对苏援助相威胁，莫洛托夫才不坚持反对，丘吉尔也勉强同意。

但是关于发起联合国的“四国宣言”刚一发表，即在苏联建议下作了“非正式”的三国协商安排，还是把中国排除在实质问题的磋商之外。关于这段时期苏、美、英各自对中国的立场背景，笔者另有文章详述（见本书《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一文）。总之，中国代表团到了敦巴顿，苏联坚持不与中国同席。会议东道主美国曾提出过妥协方案：同时开两个会，一个有苏联无中国，一个有中国无苏联，两个会议的会场在两间相连的房间，中间的门可以敞开。这个方案可谓煞费苦心，既迁就了苏联，又照顾了中国的面子。但是苏联仍坚持不同意，连两个会同时开都不行。结果两个会分两个阶段进行，但是在时间上简直不成比例。

第一阶段，美、英、苏三国会议已于 8 月 21 日（顾到达前一星期）开始（实际非正式磋商于 8 月 2 日就已开始），一直延长到9 月 27 日，国代表团在会外足足等了一个月，所以顾说是对“忍耐力”的考验。更有甚者，在此期间，会议情况向中国保密。只有美国与会代表以与顾维钧私交的关系，秘密“透露”一些情况，条件是顾必须承诺不向重庆政府报告，因为怕苏联知道后退出会议。这种荒唐而尴尬的局面足以说明中国当时的实际地位。美英当时如此迁就苏联，主要是因为要力促苏联对日开战。

“第二阶段”，9 月 29 日开始，至 10 月 2 日就结束，实际上只开三天，显然只是做做样子。前一个阶段之所以拖得这么长，是美英与苏联之间有一些分歧问题，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如果中国对他们好容易已经达成的协议提出任何异议，美英都要重新与苏联磋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方面也暗示，与中国一起开这样一个会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中国的意见。说白了就是：已经给你面子了，该识相点下台阶了。深谙世事的顾维钧当然懂得这一点，所以尽管他有丰富的国际组织的经验和出自维护中国权益的考虑，率领代表团成员精心准备了七点意见，却只能转而说服自己的同事不要坚持讨论拖延时间，以“全力促成会议成功”为基本态度，仅象征性提了几点缩减到最低限度的“补充建议”（根据美国档案，这些建议都“不重要”，未纳入最后公报）。此中的苦衷是由于苏、英都反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只有依靠美国支持，但美国更需要苏联，因此必须知趣，不使美国为难。这一态度受到美国的“赞赏”。

即便如此，到最后如何发表会议公报还发生了问题，关键还在于对两个阶段的会议如何处理。美方先答应顾发表两个公报，如实反映两个阶段的会议；后英国建议只发表第一阶段英美苏会谈结果，美国转而立即同意英国的方案。不过英国的草案中最后提到“四国政府达成协议……”，而苏联只同意提“三国政府”，显然仍排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僵局。最后还是顾维钧提议干脆去掉关于三国或四国的一段，公报才得以获得四国政府的批准，于 10 月 9 日在四国首都同时公布。最后文本中的提法是“有代表参加的各国政府……”所以，表面上，中国号称为发起联合国的“五大国”之一，实际上只处于敲边鼓的地位。在整个过程中，顾维钧又是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

（三）1950 年台湾当局对日“和约”

无庸赘言，台湾当局片面与日本谈判和签订“和约”是美国一手操纵的。整个过程和结果都是非法的，在中日建交之后就自动失效。这里只从顾维钧的角度谈他在谈判过程中的处境：

首先，顾虽然持反共立场，但对战后蒋介石把反共放在第一位而对日本侵略者宽大无边心中是有所保留的。他说：“对日本不进行报复的政策，在日本投降并解除武装后就开始了，并在决定支持日本完全重新武装时达到高潮。这原是蒋委员长的主意，并由他下达命令付诸实施的，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公众意见……委员长……用他在国内的权威地位和巨大影响，把这一政策强加给国家。实际上这是违反人民的意愿的。”但是在就对日和约问题与美国谈判时，顾已经不反对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日本的原则，只是要求照顾中国人的情绪，不要“白纸黑字”太明显。对日和约是冷战高潮中的产物，当时也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对日、台湾政策举棋不定之时。结果，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对打败日本出力最大的中国却整个被排除在 1951 年 9 月有 51 个国家参加的旧金山对日和会以及所签订的对日和约之外。对于这一点，海峡两岸的愤慨是同样的。美国提出的方案是，在多边和约签订后，日本单独与中国缔约，并由日本自己决定“选择与哪一个中国缔约”。不言而喻，日本将听从美国旨意“选择”国民党当局。所以，予夺之权全在美国。蒋介石对于单独缔约本来就不同意，还要让战败国来“选择”，更认为是“奇耻大辱”。事实上，在整个和约筹备过程中，即使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从不主动向蒋方通报或征求意见。

身为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只能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情况，并为争取与其他盟国同样的权利而苦苦与美方进行交涉。不算台美通过其他渠道的交涉，仅顾与杜勒斯（当时为国务院负责对日和约的顾问）谈话和辩论就有十几次。不过当时顾和他的属僚都意识到蒋“必须在干脆放弃对日和约和对美国的政策追随到底之间做出抉择”，而他们建议只能选择后一条路，在这个基础上再与美方交涉，讨价还价。顾把与美方谈判的情况和这一“委曲求全”的建议报回，受到“外交部长”叶公超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被迫吞下了让日本“选择”为单独媾和对象这剂苦药，十分伤心，对一位美国议员说：“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但是，真正被迫吞下的更苦的药丸是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问题。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已经明文规定战后日本将台澎归还中国，这也是国民政府力争来的，而且已于 1945 年正式从日本占领者手中接收，建立了台湾省。况且此时蒋政权已在台湾“偏安”，自称代表全中国。美国却提出要把“台湾地位未定”的含义写入对日和约。事实上，自从中国大陆易手之后，“台湾地位未定论”一直是美国对台方案之一，只因蒋方力拒，才未能行。杜勒斯正是这一方案最热中的鼓吹者，而且进一步提出过“台湾中立化”的方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就是实施杜勒斯的方案。现在乘人之危，逼蒋接受“台湾地位未定论”。蒋如果同意，则自己在台湾立足的权利都成问题，因为脚下的土地不一定属于中国，他将变成“避难”；如不同意，美方动辄以其他国家主张中共参加缔约相威胁，而且今后自己的政治存亡都要依靠美国。如果说，过去顾维钧在主权问题上一般都是主张力争，政府的指示往往比他的主张软弱，他被迫照办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正好相反，他审时度势比蒋更早接受对美国的屈从。1950 年 10 月 20 日顾与杜勒斯一次长谈，弄清了美国对台澎的意图是：在对日和约中规定“日本放弃”对这些岛屿的一切权利，而不提放弃后归谁，拖延时间以待国际局势发展再由联合国决定。随后，他向台湾当局做了报告，并提出建议称：

窃意我政府国际地位动摇，处境艰危，目前第一要著为：（一）保持我政府[在联合国]代表权；（二）保障我台岛安全，以待世界局势演变，转而利我。此二目的，后者亦为美之目的，前者有连带关系，我能实受其益。其他一切法律理论，实际与我有损无益，似可不必太重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这一态度，与他青年时期在日本的二十一条问题上力主根据国际法坚决抗拒的立场，恰成鲜明对比。

但是事关领土问题，国民党当局不能不重视，还想作一番抗争。11 月间顾收到“外交部”根据“政府决议”整理的一份作为谈判依据的长篇“备忘录”，其中关于台澎问题称：

此（指美国的主张）与我方所持台湾澎湖已为我国领土之主张适相背驰美方坚持此议……自非我方所能变更；然为维持我方民心士气起见，我于美方主张自亦未便竟于苟同。换言之，即惟有各持己见，而在其他方面另谋合作。

这是代表国民党内部多数人的意见。但是，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美国态度已决，不“苟同”也无用。于是，国民党方面又退一步，要求把台澎与库叶岛、千岛群岛同样对待：如果前者不提日本放弃后的归属，那么后者也不提，否则就是对中国的歧视。但是这点面子也未能保住，在多边和约中还是明确规定后者归苏联，否则苏联是不会答应的，而对台澎则不提归属。蒋方原来还准备最后一着：在条约签字时发表声明，表示台澎属于中国，这是事实，不需要任何手续来加以确认。但是，美方连这一台阶也不给，又要顾维钧向台湾当局及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黼打招呼，不要公开反对美国立场。这样，蒋介石尽管极为“恼怒”和“愤慨”，连确认台澎属于中国的声明也不敢发，等于默认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件事从1950年4月杜勒斯与顾维钧谈话首次正式提出与日本单独签和问题起，到 1952 年 4 月 27 日蒋日“和约”正式签字，前后共两年。因系美国一手操办，其中一年半的时间是与美方谈，基本达成协议后才与日本谈。也就是美国先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然后再压日本接受美蒋已达成的原则。所以前期谈判大部分在华盛顿进行，顾维钧处在第一线。顾自从进入外交界，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对付日本的侵略野心，历尽艰辛，其主要策略思想之一是联美制日。然而此时他所面临的美国大政方针却是扶日反华（大陆），蒋政权已处于其战略边缘，随时可以抛弃。顾对这一点心中有数，又只能“委曲求全”。他向杜勒斯表明：“虽说中国人不会轻易忘记日本侵略和他们的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他们接受日本作为共同反对共产主义斗争中的合作者。”这就等于是只求能作为与日本缔约的对象，已没有可守的底线了。显然，此时他绝不能代表“中国人”说话了。大局如此，他与美方的交涉中备受压抑和屈辱是可以想见的。尽管他一直以美国为友，此时也体会到“连美国的政策也受到强权政治的支配，权宜之计压倒了道义原则和国际正义”。

二、内部的掣肘

“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国人近代以来最深切的感受。但是一般把“强”、“弱”只理解为军事力量，所谓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即使处于军事优势的国家，要下决心打仗还是需要许多条件的，而且互相打交道的不止一个国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未始不可以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弱国更需要外交，如果处理得当，不一定不能靠外交争取到在现有力量对比下，能够达到对自己有利的最大限度的协议，或者至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便蓄积力量。但是这里的必要条件是决策集团判断正确，思想一致，加以有高明的外交能手，前台后台同心协力。顾维钧之为“外交能手”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遇到的难题往往“内交”不亚于外交。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之“弱”是全方位的。

（一）巴黎和会

顾维钧一举成名是在巴黎和会上。他在山东问题上为维护中国权益步步为营，据理力争，慷慨陈辞，使在场者为之动容。最后公理终究敌不过强权，中国代表拒绝在决议上签字。这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是在劣势中维持了严正立场和国家尊严，顾的表现出色而悲壮。此事众所周知，不必赘述。这里要讲的是另一个侧面——“将在外”，后方是怎样一种令人扼腕的混乱情况。

顾从一开始就以其外交敏感性，意识到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正是绝好时机，我国应该准备好在会上向各国鸣不平，以恢复某些失去的权利，特别是反对日本强加于我的二十一条。为此，他在驻华盛顿公使馆内成立专门小组，收集、研究、汇报情况，列问题单子，向国内提建议等，不遗余力，可谓克尽厥职。但是以后每一步都遭到令人沮丧的挫折：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首先遇到的是组团问题。西方国家起初口头表示将对中国以大国相待，这意味着可与其他协约国主要成员一样，派五名全权代表。中国政府遂按此规格组团，团长外交总长陆徵祥已经非正式地分别通知了五位人选。但是到和会正式决定时，却把中国列为“三类”国家，只能派两名全权代表。中国驻巴黎使节虽向东道国力争，都无结果。这一来，致使内部人事处于尴尬境地。原定全体代表团成员只待都到达巴黎，到达后第一件事就是交涉席位问题。实际操纵会议的西方列强对全权代表名额坚不让步，只允许每次出席会议的人可以不一样，于是中国内部仍任命五位为全权代表，轮流参加。这一难题虽然解决，代表团又为内部排名问题大伤脑筋。

因为团长陆徵祥已是老病之躯，连出席会议都不能保证，名列第二的代表实际上就要经常代团长出席表态、临场决策等。论能力，非顾维钧莫属，但是他的资历最浅。还有，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王正廷自以为代表南方，理应排在第二。陆排出的名单依次是：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深谙中国官场政治的顾维钧对此已感不安，要求排在第五；谁知随后接到国内电报由“大总统”任命，顾排在第二。果然此事引起其他代表的不快，使顾维钧的处境更加为难。和会正式开幕是 1919 年 1 月 18 日，中国代表团于 1 月 12 日凌晨才到达巴黎，那是因为代表团人数众多，加以照例家眷及随从人员队伍庞大，以致同时买船票发生困难，最后只能绕道美国到欧洲，却因时间紧迫，不能乘便到华盛顿与美方从容磋商。在会前已经相当紧迫的时间内，别国代表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会议事宜，中国代表团却浪费在人事排名和内部摩擦上。第一次与中国有关的实质性会议是应邀参加 1 月 28 日的十人预备会。中国代表团仓促接到通知称，日本已先在预备会上讲了对山东的立场，中国可派代表陈述中方立场。这本是中国参加此会的主要目的，应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但来得突然，团内毫无准备，慌了手脚。团长陆徵祥竟称病放弃领导，让团员自己决定谁去。下午三时开会，到两点钟还在为论资排辈问题推来推去。最后只因别人都无准备，遂公推资历最浅的顾维钧去阐明中国观点。顾也的确早有准备，这次会上他果然不负众望。

在此之前还发生外交文件箱在运送途中遗失事件，使中国代表团应提交会议的文件重要附件文本不全；更有到临时连懂得如何包札送各国代表团的文件的秘书都没有，由顾亲自指派人员购买包札用品，等等，“后台”之混乱为其他国家所无。

在这期间，国内各派势力纷纷来巴黎观战，各怀不同目的，向代表团施加压力。代表团内部争权夺位之争日益激烈，由暗斗变成明争。更为荒唐的是，2 月初，团长陆徵祥忽然临阵脱逃，去向不明，谁也打听不到其下落，代表团出现领导真空达一个月之久。3 月上旬陆又返回，带着北京政府对他外交总长的重新任命和任代表团“总裁”的电报。显然，他是躲在欧洲某个角落与北京联系，要求加大其权力。但是这并不能减缓代表团内部矛盾，而且愈演愈烈。顾还曾被造谣与亲日派曹汝霖之女订婚，引起顾与王正廷公开反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巴黎和会的最后结果引起国内群情汹涌，中国代表团迫于形势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这原是顾一贯的主张，团长也同意。但就是这一拒签的决定还不是国内正式指示。陆徵祥向国内一再报告，要求改变原来签字的指示，重发拒签训令。国内始则要陆自行决定，继则不予答复。代表团拒绝出席和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举动，实际上是先斩后奏。待会议闭幕后忽然收到国内电报说早已发出过电谕，为何没有收到云，却仍未明确说明该电报是否指示拒签，只能理解为默认既成事实。顾维钧分析，这是北京的当权者受到内外压力，不愿在这个重大决策上负责，就这样含糊过去了。这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待这样重大问题的态度。

总之，外有强权欺压，后方昏庸虚弱，内部矛盾重重，工作秩序混乱。在此情况下，保持表面上一致对外都很勉强。如果只是军事力量暂时处于弱势还可以弥补，而这种中国政治特有的弱点是根本性的，无论多高的外交才能也莫可奈何。

（二）1922年华盛顿会议

这次会议顾与施肇基、王宠惠三人被任命为全权代表，施肇基排在第一。中国代表团照例庞大无比，包括各部各党派代表，有一百三十人之多，外加若干比全权代表更加资深的高级顾问，其任务不是顾问外交事务，而是吸取巴黎会议的教训，在代表内部发生纠纷时进行调解（！），足见中国之“内交”何等重要。

对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山东问题，其中核心是从日本手中收回胶济铁路。日本的理由是它接管了德国的财政和经济利益，包括其给中国贷款的债权，也就是占有铁路的权利。中国的方案是偿还贷款（2500 万银元）收回铁路。日本则坚持延长贷款期。顾在会上振振有辞地说“任何国家坚持让别人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情理的”，此语博得与会者的同情和赞赏。但是会后却发现国内拿不出这笔钱来还债。代表团收到国内许多来电都主张立即偿还贷款，并纷纷允诺捐款，实际上大部都不能兑现。结果还是只得同意接受日本以贷款方式占有铁路，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为期五年的协议。但是，代表团内外都有强烈的不妥协意见，要求“借款赎路”立即收回（实际借不到款），坚持铁路全体管理人员应为中国人，指责前线谈判代表的妥协为“卖国贼”。正当中国代表在华盛顿艰苦谈判，争取由中国人任车务长接近成功时，北京新总理梁士诒上台，他接见日本代办，公开说中国的新政策是“借款赎路”，结果日本态度重新转为强硬，中国

最终不得不接受日本人任车务长。北京政局混乱，政令不一，在华盛顿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却消息闭塞，对北京的情况只能从美、英那里打听到。军阀混战中的北洋政府，在国际上形象不佳是可以想见的。顾对于有政治野心的中国人总是想取得某一外国的支持感到“可悲和痛心”，而他作为外交总长必须粉饰太平。他在 1922 年就财政部长罗文干突然被捕一事质问黎元洪总统的信中，就说自己“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法治国家”，发生这种事使他为难。使他为难的当远不止此一端。

（三）九一八事变与李顿调查团

统一以后的南京政府又如何呢？北伐以后，顾辞职在野一段时期，很快又为南京政府所起用。第一个重要职务，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奉派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顾问。在此期间，顾备受日方冷遇、歧视、排挤，直至生命威胁（收到炸弹邮包）。顾表示不惜以身殉职，坚持到底。顾在调查团中力陈中国受害事实，为争取调查团至少对事实真相和性质有相对客观的认识，煞费苦心。

1932～1941 年，顾任驻法大使期间曾兼任日内瓦国际联盟行政院的中国代表，另外两名代表是颜惠庆和郭泰祺，颜排在第一位。国际联盟当时的首要任务是调停中日冲突。交涉的焦点还是李顿报告书。中国政府希望借助“国联”将问题公之于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同情，或者还能得到某些物质和政治利益。这本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自己不作抵抗，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斡旋上，是蒋介石政府的致命弱点。日本蛮横强硬，美欧态度犹豫暧昧。三位在前线的代表可谓齐心协力，为争取国际公道不遗余力，最后的国联报告书在当时情况下对我相当有利，在外交上应该算是成功的。然而于事无补。最令他们痛心的，还是中国内部的涣散和软弱。

当时国内的情况：四川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内战，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军事对抗，北京有帝制复辟运动，还有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日本乘机大做文章。斋藤首相告诉新闻界，和中国谈判是比满洲问题更大的难题，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哪里，谁是领导。日本的策略是竭力煽动和怂恿华北的军阀宣布独立，并煽动帝制复辟运动，挑起动乱，企图把华北分裂出去；同时散布中国各地内部纷争的消息，以及英国正在支持西藏独立、蒙古军队将进入包头等流言。其目的是要把国际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内部局势上来，以便在李顿报告交付讨论时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诡辩做准备。于是三位中国代表联名于 1932 年 10 月发回了以下电报：

……查十余年来，欧美列邦常感我国政局不定；中央无强固政府，内部纷乱，政令不行。九一八以还，日本即利用欧美此种观念，在国际间极力宣传。谓我国政治紊乱，组织不足，条约义务不能履行，以期引起各国反感。此次调查团东来，日方所提说帖，关于此点，尤复反复申述。而该团亦以我国中枢分散，洛宁沪汉，形势分歧，内部亦多未充实引以为憾……惠（颜惠卿）等日来在此历访各国代表，亦多以我国无强固政府，形势涣散为虑。调查团报告书认为，此种情形，足以危害东亚和平，并于第九章提出以国际合作协助中国改造之建议……恐日本仍将利用此点……以期延阻东案之解决。议席之上，自当机应付，据理争辩；但恐徒恃空言，不易生效。

电报最后提了两点建议：一是加强团结，罗致全国人才，加强中央；

二是不妨采纳外人协助中国改造之建议，楚材晋用，中原不乏先例，但要采取主动，先妥定方案，以避外人干涉内政之嫌。

这份电文委婉恳切，如实反映了外界舆论，意见句句切中要害。可谓用心良苦。从今天的尺度来看，向位居中枢者提出这样坦率的意见，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但揣诸当时的局面，也有非指出不可的苦衷，因为他们在前方当然要据理辩争，但内政如此，“徒恃空言，不易生效”。到头来承担责任和受舆论抨击的还是外交官，这是顾在外交生涯中贯穿始终的无奈。至于最后两点建议当然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心而已。果然，在接到回电时，已是“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出面，原行政院长汪精卫因与蒋的矛盾称病出国就医。这更加引起各国对中国国内局势混乱的不满。

紧接着，根据外交部建议，驻外使节于 1932 年 10 月 30 日联名通电内战各方首领呼吁停战息争。基本精神与上述电报相同，措辞更为强烈，

其中有“中国内哄不已，友我者叹息，忌我者讪笑”，“现三省沦亡已逾一载。国如垒卵，檐将压焉”，“国将不国，更何外交之可言？我不自爱重，而欲求人援助，必不可能”等语。

由驻外使节联名呼吁国内团结，在历史上大概绝无仅有。姑且不论造成国内局势的责任在谁，这些话确实入情入理，反映了外交人员的切身感受。当然，这种呼吁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

颜、郭、顾三人在前方与国联和各西方国家交涉周旋，费尽心机和唇舌。顾又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发挥辩才，舌战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赢得好评。国际上也并非没有主持公道的力量。1933 年 1 月 16 日，“人类权利同盟”在巴黎开会，与会的巴黎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致通过致法国驻会首席代表保罗－彭古的信，要求宣告日本是侵略者，要求法国政府在国联内领导各小国维护法律和中国的正义事业，援用国联盟约实施经济制裁。与此同时，代表们一再向国内反映日内瓦舆论：大家“希望中国能善自努力，出兵抵抗”，对中国还与日本驻华代表密谈、宴饮不理解，建议应在外交上对日本采取断然措施。2 月 24 日，国联终于通过报告书，中国代表的艰苦斗争赢得了一定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报告的精神留下了可以对日实行制裁的余地。日本因此而退出国联。三人发回国内的汇报称：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总算“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以后事态发展的结果，使他们不幸而言中：

报告书刚一通过，中国军队就在热河节节溃退，致使“朋友们”“看到中国军队这般软弱无能，与中国代表团在国联大会上辩论时所持的强硬态度适成强烈的对照感到迷惑不解”。三位代表连篇累牍发回电报，说明“有可能采取国际行动的先决条件是中国首先进行自助的意志和能力”，一再呼吁与日本断交和坚决抵抗。但是只见“国土一片接一片地沦丧与敌手，这样我们就只能更加招致世界的轻视，丧失友好国家的同情”。对于中国败北失地，军队叛变投敌的消息，外交部发给代表的电报一概予以否认。但是他们刚按照国内指示发布公报否认，包括承德在内的一连串城市失守的消息即被证实。这使他们的处境极为尴尬，顾说自己感到“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颜、郭、顾三人联名申请辞职。他们的辞呈充满悲愤之情，略摘录如下：

……前年三省之陷，不战而走，世界为之骇异。此次热河之役，日人宣传谓我军并无抵抗诚意。松冈在国联且谓我军勇于内战，无意对外。……战线屡缩，失地频闻。友我者对于我国是否真心抵抗，群来惶问；忌我者谓我本无自助决心，国联原可不必多事。惠等待罪海外，无法答辩。且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谓转移。惠等心余力绌，应付乏术。应请准予开去代表职务，另委贤能接充……

可以预料，这一辞职是不会获准的，国内来电纷纷“慰留”，外交部长罗文干电中说得更厉害：此时“若稍露分裂痕迹，正中日人之计”，而且军方会说外交官“撒娇”。蒋政府做出姿态，派要员赴东北鼓舞士气，做准备抵抗状。几位代表只好继续“鞠躬尽瘁”了。但是如他们辞呈中所提到的，日本已经看透中国政府“勇于内战，无意对外”，无所顾忌，卒至大举侵略。外交官们“鞠躬尽瘁”的一切成果付诸东流。

至于他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期间，所经历的一个走向垮台的政府内部的种种矛盾和牵扯，更是令他常有“一国三公”之叹。其间有宋美龄赴美求援不受美方欢迎却仍逗留不归，使他为难；蒋介石认为他争取美援不力，忽派孔祥熙为专谈美援的全权代表，以至于顾以一国不能有两个全权代表为由提出辞职（此事因美方不接受孔祥熙而作罢）；还有一段时期李宗仁“代总统”，而实权仍在蒋介石手中，使“大使”不知何去何从，等等。因篇幅关系，不再一一详述。

三、外交努力与中国进步潮流相悖

大半个世纪中，顾维钧在任上无不宵衣旰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不敢稍懈。但是有时其努力的程度与民族进步成反比。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一）1916 年芝加哥借款

当时顾任驻华盛顿公使，负责与美国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谈判，成功地借得 500 万美元，并且经过他的努力，第一次摆脱了过去中国对外借款被迫接受的许多有损主权的政治性条件，为中国以后在海外筹款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但是此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失败去世后，混乱不堪的黎元洪政府当政时期。借款成功，无异是为这一本该衰亡的腐朽政府打一剂强心针，遭到包括他岳父唐绍仪在内的南方国民党人的反对。

在此期间，顾力主中国参战，认为协约国必胜，这样战后就可以提高国际地位，并可解决山东问题。尽管后来山东问题没有解决，他对局势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客观上又帮助北洋政府取得美国支持，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所反对。他在自述中说：“我对政府的建议完全是为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中一员的利益，而在两个对立党派之间，则变成了争夺最高权力的大赌注。”

（二）1926 年关税余额之争

顾自 1922 年回国，历经黎元洪、“摄政内阁”和曹锟政府，总理也换了几任，他一直任外交总长之职。1926 年，在与南方政府争税款余额中，站在北方政府一边，把同情南方的海关总税务司长英国人安格联解职。这一次他对七国公使联合来访的质问采取了少有的强硬态度，指责他们干涉内政，拒绝做出解释。在政府中，他力排众议坚持不妥协，并把主张妥协的税务督办蔡廷干免职。最后斗争基本胜利，英国公使接受了中方的任命（易纨士）。这件事在局部是维护了主权尊严，加强了这样的信念：“只要中国立足于其合法权益的立场上，不管其行动在远东或在整个亚洲看来是如何引人注目或甚至令人震惊，也都将在海外得到充分的理解。”但是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他在中国的大局中维护了北洋政府对抗孙中山的南方，也与以张嘉为首的银行界相对立；当时的英美等列强基本上是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南方，甚至为争税余而派军舰到广州湾，对孙中山政府进行威胁，以致孙中山发表“告美国人民书”表示对美国的失望。何况，在整个对外关系的大局中改变不了税务司长必须是英国人的规定，而且最终人选还得英国人同意。

（三）1946 年以后为蒋介石争取美援

1946年 6 月底，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内战大规模爆发之时，蒋介石专门起用顾维钧任驻美大使，任务很明确，就是争取美援打内战。论学识、威望、与美国各界的关系，以及外交才能和经验，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能对美国政府或舆论产生任何影响的话，顾应该是最佳人选了，蒋介石应算是知人善任。顾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也的确尽了最大努力。这是他最后一任大使，在任共十年，从代表整个中国到代表跼居一岛的台湾当局。在美国方面，这一时期对援蒋也并非一贯，内部意见分歧，决策也经过几次动摇。作为大使，顾的任务就是争取美国持续援蒋，防止美国弃蒋。在这种形势下，他在美活动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别要致力于团结坚决反共的右派，影响美国的决策。为此，争取舆论和“院外游说”成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为争取公众舆论，他亲自出马，到美国各地、各团体、大学、俱乐部等发表演说，主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此类活动之频繁，为大使中所罕见。其宣传要点处处有的放矢：（1）强调中国统一的重要性，并且以美国南北战争为例（这是在内战前期，到后期，则转而要求美国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守住地盘，“统一”就不提了）；（2）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反苏与反对中共是一致的（这是针对美国把中共与苏联区别对待之论）；（3）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针对美援以蒋政府“民主改革”为条件）；（4）美国用中共的口号来判断中国事务是危险的（指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批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增加一项内容，就是反对承认北京政府。

更重要的活动是直接影响美国具体决策。为此，顾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对美国政治的运作和内部矛盾了解极深，在各有关方面都有关系不一般的朋友，既是了解内情的耳目，又是借以对决策施加影响的渠道。国防部与国务院的意见分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对华政策的情况、国会秘密听政会上的情况、一个部门中几个领导人的不同态度，等等，都有人向他通风报信。甚至政府向少数国会议员散发供内部讨论用的有关中国的绝密文件，都有议员事先给他过目以便及时准备应答。有几件事足以说明这些活动的效果（当然国民党在美进行游说活动是多渠道的，绝不止大使一家）：

1．1947 年 11 月，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动通过 6000 万美元紧急援蒋拨款。在此以前，顾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提到如国会先提出建议这笔援助，希望国务院不反对。该司长说国会未经政府同意而主动拨款使政府为难，无此先例。实际上顾大使已经对国会的议程成竹在胸，国务院还蒙在鼓里。众议院果然主动提出援蒋提案。经过辩论，最后参众两院拨款委员会将此数减为 1800 万。而国务院的原意是根本不同意的。

2．《1948 年援华法》的通过，顾大使更是差不多直接参与其事。在这项法案讨论期间，他的使馆就以此为中心工作。他本人天天亲自守在国会走廊。美国著名的退休大使、政治活动家威廉・蒲立德为国会内外的联络员，及时向他通报会议争论情况。最后通过的文本中有关军援和经援的两段关键的修正案竟是顾起草，由蒲立德交给国会中的“朋友”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的。甚至把援华条款附在《援欧法》做一揽子交易这种方式，也是顾建议的。在那几天中，美国报纸披露美国已经给国民党大量援助的事实，对通过进一步援助不利。顾当天就打电话给一位国会议员，提供不同的说法，供他在议会辩论中用。

3．7500 万特殊拨款。1949 年秋，杜鲁门政府已经开始“脱身”政策，不打算继续援蒋。此时国会讨论新的《对外军事援助法案》原来不包括中国。顾维钧事先得知此消息后，命令使馆工作人员周末加班，连夜赶出要求援助的详细清单，他本人亲自陪速记员工作到凌晨，终能赶在国会讨论前分送国务院、国防部等单位，同时将副本交给国会“中国帮”议员。接着他紧密关注会议辩论进程，甚至应一名众议员的要求，临时起草一份介绍中国形势的发言稿送给他，以为他争取援蒋的发言之用（！）。最后，国会经过激烈辩论，又通过 7500 万拨款，用于“泛指中国的地区”。顾维钧的努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顾维钧在十年驻美大使任上前期所做的一切，其客观效果一言以蔽之，是阻止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延长内战。后期则客观上是为巩固分裂的局面服务。在他经手的几件大事中有缔结屈辱性的对日和约，默许“台湾地位未定论”，已如前述。他在过去历次执行外交任务中主要关心的是维护民族国家的权益，基本上超脱于国内政治派别斗争和人事矛盾，并为国内的不团结和种种陈规陋习痛心疾首；而这最后的十年中，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他为之效命奔走的是江河日下的国民党一边。背离了本文开头阐述的他自己规定的外交官行事原则。如果说有什么依据的话，那就是反共。这个时期正是冷战走向高潮，顾一反他一贯理智、持平的风格，以坚定的反共姿态出现，因而在美国的朋友也多为共和党右派。他甚至对麦卡锡发生好感，在不同场合与他接触过多次，1954 年 1 月，麦卡锡再次当选为参议员之后，顾出席了一次专门为麦举行的冷餐会，并发表了对麦卡锡赞扬备至的讲话，说：“我们的人民是把他的名字和那些主义和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利他主义等等主义联在一起的。”这说明他以反共事业为己任已经走得多远了。当年他在巴黎和会、李顿代表团、国联会议以及自 1933 年起任驻法大使十年的主要工作：一切都是围绕抗日的需要，尽量阻止法国屈从日本的要求而危害中国的利益；无论失败或成功，都体现了民族大义。而到最后，他为维护失败的蒋政权而在战败国日本面前忍受屈辱，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每一个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处百年动荡的中国而涉足政界的知识分子，更难掌握自己的命运，顾维钧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本文非是苛责于前人，毋宁说是感到惋惜。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也是中国踉踉跄跄走向世界的过程，其间的艰难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说来，顾维钧在推动中国与世界接轨方面还是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