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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万历说”的十二条主要论据统统不能成立

《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说”由郑振铎、吴晗先生提出，赵景深、魏子云等大家力倡，几十年来信奉者甚多，已成定论，影响可谓大矣。

1987年笔者提出了《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其上限不过嘉靖四十年，下限不过万历十一年。

“隆庆说”提出，实际上已彻底.否定了“万历说”。

3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对“万历说”作了新的考证，进一步提出，不仅“万历说”的十二条证据不能成立，连“万历说”本身都不能成立。

我再次重申：徐阶的谢世，为“万历说”敲响了丧钟。

黄霖先生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一文中提出：

“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绝对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

这个看法完全正确。

这也就给笔者提出了一个极高的要求，即要否定“万历说”，就必须把此说的全部论据统统驳倒，将持此说者在《金瓶梅》中找出的所谓“万历时期的痕迹”统统加以否定。

这两个“统统”谈何容易，就是做到“大体”亦非易事。归纳起来，他们主要提出了十二个证据，下面笔者一一提出驳论。

一、 关于《韩湘子升仙记》的流传时间问题

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中指出：“《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

对此，黄霖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中作了进一步肯定。他说：

“郑振铎提出的某些证据一时还难以否定，如《金瓶梅词话》中引用《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于此的确可以‘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

他们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因为《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所以这是此剧的初刻本，此剧也必流行于万历年间。

《金瓶梅》引用了此剧，因此“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从而得出结论：

《金瓶梅》不是嘉靖，而是万历年间的作品。这样的逻辑推理能成立吗?不错，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韩湘子升仙记》的刊本，以万历富春堂本为最早，但这并不等于说，万历富春堂本就是《韩》剧的最早的刻本，更不等于说，《韩》剧必流行在万历年间，而不可能流行在嘉靖年间或更早。

查万历富春堂刊《韩湘子升仙记》，在上下卷卷首均标明：“新刻出像音注韩湘子九度文公升仙记”。

所谓“新刻”当然是“再刻”、“重刻”之意，说明它非“初刻”。

“出像”，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图像，“音注”，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注音。

例如第一折有“〔沁园春〕（末上）百岁人生，露泡电形”，“傀儡排场”，“汨汨名利忙”，“梨园风月”等文字，在“泡”字右旁加“音炮”两字，“傀儡”两字旁加注“音愧垒”，在“汨”字旁加注“音密”，在“梨园”两字旁加注“即戏场”三字。这样的注音释义在许多折中均有。

这些都证明万历富春堂本，并非是《韩》剧的初刻本。退一步讲，就算富春堂本为初刻本的话，也不能证明《韩》剧在万历年间才开始流传。

从事三十多年历代戏曲书目著录工作，成就卓著的庄一拂先生，在其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升仙传》条云：“按明初阙名有《韩湘子升仙记》一剧”。

可见，《韩》剧在明代初年就已经出现，生活在嘉靖年间的《金瓶梅》作者就能将此剧引入作品之中。这又足以证明郑振铎先生推论之误。

二、 关于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的年代问题

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文中指出：（欣欣子）

“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

“周礼诗的《三国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

由此郑先生认为，欣欣子、笑笑生为万历时人，《金瓶梅》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即万历中期）。我认为郑先生的结论正误参半。

从上述证据证明欣欣子是万历时人，这是对的。但由此而推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这就错了。因为欣欣子与《金瓶梅》作者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欣欣子的序文与《金瓶梅》小说写在两个不同的时期。

理由之一，早期见到《金瓶梅》抄本的袁中郎、袁小修、谢肇浙、屠本畯、沈德符等人均未提到欣欣子的序，说明《金瓶梅》抄本上并没有欣欣子的序。

理由之二，欣欣子序指出，《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而见到《金瓶梅》早期抄本的上述诸人对作者提出了“嘉靖间大名士”、“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等等，但没有谁提到过兰陵笑笑生，这又足以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欣欣子的序。

沈德符《野获编》的《金瓶梅》条，当写在万历四十七年前，而文中未及兰陵笑笑生一辞，这说明时至万历末年，欣欣子的序还没有出现。可见《金瓶梅》的成书要比欣欣子序早三四十年。

理由之三，薛冈在《天爵堂笔馀》中谈到《金瓶梅》初刻本云：“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心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

此序乃是写于万历四十五年的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但现存的《金瓶梅词话》“简端”却是欣欣子的序，东吴弄珠客序则列于欣欣子序和廿公跋之后。

而现存的《金瓶梅词话》，又标明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显然这是再刻本，而非初刻本。

这就是说，时至万历末年，《金瓶梅》初刻时，欣欣子序还未出现。欣欣子序完全是《金瓶梅》再刻时书贾所加，时间当又晚至天启、崇祯年间。

因此，郑振铎先生将欣欣子序与小说《金瓶梅》完全看作是同一时间的作品，又从欣欣子为万历时人而推出《金瓶梅》亦作于万历中期，这是不能成立的。

三、 关于太仆寺马价银问题

《金瓶梅》第七回，孟玉楼说：“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

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中引证《明史》加以考证认为：

“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繁。……

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金瓶梅词话》的本文包含有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

其实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在嘉靖朝已屡见不鲜，何待于万历十年以后。

徐朔方先生在《明实录》中就找到了若干证据，例如，《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二载：

嘉靖十六年五月，……湖广道监察御史徐九皋亦应诏陈言三事，……二酌工役各工经费不下二千万两，即令工部所贮不过百万，借太仓则边储乏，贷（太）仆寺则马弛，入资粟则衣冠滥，加赋税则生民冤。

同书卷二一九载：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命太仆寺少卿蒋应奎往仪真等处催督木植，工部尚书蒋瑶以奉迂显陵条陈五事；……一动支马价铁官柴薪银三十万两，先送工所雇役支用。

同书卷二三六载：

嘉靖十九年四月，……宣府巡抚都御史楚书等言：宣府诸路墩台宜修置者一百二座，边墙宜修者二万五千丈，通贼险峻崖应铲者四万五千丈，因求工料兵科都给事中冯亮亦为请，上诏出太仆（寺）马价三万两给之。

同书卷二三六载：

嘉靖十九年六月，……户部又称太仆寺银一百九十余万两堪以借支。……皇穹宇、慈庆宫、沙河行宫即今将完，拨工并力，若尚不足，兵部自行动支太仆寺马价。

以上这些史料，都是嘉靖朝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铁证。吴晗先生将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说成是“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是不妥当的。

四、 关于皇庄问题

吴晗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只称官地”，“《词话》中的管皇庄太监，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

因为假如把《词话》的时代放在嘉靖时的话，那就不应称管皇庄，应该称为管官地的才对。”《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一载：

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于民。……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

这就是吴晗先生的根据。但事实上，嘉靖时代皇庄之名仍然存在。《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二三八载：

嘉靖十九年六月，……今帑银告匮而来者不继，事例久悬而纳者渐稀，各处兴工无可支给，先年题借户部扣省通惠河脚价，两宫皇庄子粒及兵部团营子粒银共七十余万俱未送到。

同书同卷又载：

今宜于户部每年扣省通惠河脚价三万六千一百四十余两，崇文门商税二万七千余两，皇庄并草各场子粒八万九千余两，……

由此可见，时至嘉靖十九年，皇庄之称并未废弃，并未为官地之称所替代。

那么为什么嘉靖初年，帝命“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而皇庄之称仍然存在呢?也许皇庄之称由来已久（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杀太监曹吉祥，以所没收田产作为宫中庄田，皇庄之称从此始，到嘉靖初年就已有八十年的历史），人们习惯于称官地为皇庄；

也许改称官地后，又复名为皇庄。但不管怎么讲，皇庄之称在嘉靖十九年仍然存在，以嘉靖朝为背景的《金瓶梅》中出现皇庄之称，不是完全合情理吗?这又证明吴晗先生因为《金瓶梅》中出现皇庄之称而将其判为写万历时代的作品，是难以使人置信的。

五、 关于皇木问题

《金瓶梅》第三十四回云：“西门庆告诉：‘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因在河下管芦苇场，撰了几两银子，新买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拿皇木盖房……。’”

四十九回写到安主事“往荆州催攒皇木去了”。

五十一回又写到：“安主事道：‘钦差督运皇木，前往荆州’”。

明代内廷兴大工，派官往各处采大木，称谓“皇木”，吴晗先生指出：“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词话》中所记皇木，当即指此而言。”这是难以成立的。

事实上朝廷采运皇木，从明成祖朝就开始了。《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载：

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朴如江西，师逵、金纯如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如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如山西。……十年复命礼采木四川。

……正德时，采木湖广、川、贵，命侍郎刘丙督运。……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

三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

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

虽然《食货志》指出，万历朝采木费用“较嘉靖年费更倍”，但嘉靖朝采木亦并不少。显然，吴晗先生认为《金瓶梅》中的采办皇木事，必指万历朝事，而不可能指嘉靖朝事，是说不通的。

如果说吴晗认为因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而《金瓶梅》所记皇木，当即指此而言，那么嘉靖朝的宫灾亦是很多的。

据《明书·营建志》载：嘉靖二十年有“宗庙灾”，三十六年有“奉天等殿复灾，命重建之”，四十五年九月“新宫成复毁”等等。

这些宫殿遭灾而复建，均需采办皇木。此外嘉靖朝新建宫殿亦极多，据同书所载，嘉靖十年“作西苑无逸殿”，十五年“建慈庆宫、慈宁宫”，二十一年“命作佑康雷殿，及泰亨、大高玄等殿”，四十年“营万寿宫，明年成”，四十三年“营玄熙、惠熙等殿”……。要兴建这些大型宫殿，就必须采办大量的大木。

此足见嘉靖朝采木规模之大，之频繁，为什么《金瓶梅》所记皇木事，就不可能指嘉靖朝呢?其实，吴晗先生自己就说过：“这事（指皇木）在嘉靖万历两朝特别多，为民害极酷”，但在得出结论时却只承认万历而否定嘉靖，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

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为吴晗先生心中先已有了一个“万历说”，故一切考证均以此为转移。

六 、关于屠隆的《别头巾文》问题

《金瓶梅》第五十六回，应伯爵向西门庆举荐水秀才时，念出了一诗（《哀头巾诗》）一文（《祭头巾文》）。黄霖先生考证，这一诗一文即是屠隆所作的《别头巾文》。

《别头巾文》见于《开卷一笑》。《开卷一笑》是万历年间最初编成的，屠隆又主要活动在万历年间。

由此，黄霖先生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中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金瓶梅》的作者即使不是屠隆，也至少是屠隆同时代或稍后的人物，决不可能是嘉靖间的名士”，“《开卷一笑》中的《别头巾文》即是屠隆所作，《金瓶梅词话》引用了这篇作品，则可证小说当作于万历年间”。

我认为黄霖所说的，《金瓶梅》中的一诗一文即使是屠隆所作的《别头巾文》，屠隆主要活动在万历年间，但由此而推论《金瓶梅》必成书于万历年间，这就有问题了。

因为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中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系别人所补，非《金瓶梅》原作。沈德符在《野获编》中指出：

“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这一诗一文恰恰出现在这几回非原作之中（第五十六回）。这个问题张远芬先生曾经指出过，黄霖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中作了答辩，指出沈德符的这段话中有许多矛盾后说：

“仅据这两点来说五回是‘赝作’，不能令人置信。这或许是沈德符得之于传闻，或许他另有用意。我们现在只能从《金瓶梅词话》的实际出发，确认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文笔、语气、格调与其他各回相互协调，并非是什么‘陋儒’的‘补刻’，而完全是当时‘全本’之一部分。”②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欠妥的。

朱德熙先生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一文中，从语言学的角度对《金瓶梅》的语言问题作了研究，文中指出了《金瓶梅》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语言与全书其他部分的语言的区别，分析精当，材料翔实，足资借鉴。现引述如次。

朱德熙先生指出，《金瓶梅》中的反复问句都是“VP不VP”型的，他举了许多例证。但这种型的反复问句在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中只出现三例。

相反，《金瓶梅》中的“可VP”型反复问句为数极少，一共见到十九例。而这十九例中有十二例集中在五十三至五十六回之中。由此，朱先生指出：

“这样看来，《金瓶梅》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回跟全书其他部分不同，大概是用‘可VP’型方言写的。……沈德符认为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不出于原作者之手，是旁人补的。这个说法正好跟我们考察句法得到的结论一致。

只有第五十七回由于里头没有反复问句，无从验证。不过沈氏把五十七回也包括在补作里的说法可以从另外一个语法现象上得到证明。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刘一之同学的观察，《金瓶梅》里人称代词‘咱’用作第一人称包括式的共二百三十例。

‘咱’在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里一共出现了二十四次，除了一次用作包括式以外，其余二十三次都用作第一人称单数，而这二十三例里有十六例见于五十七回。

此外，‘我们’‘我每’在《金瓶梅》里一般用作排除式。‘我们’用作包括式的只有八例，其中有六例见于五十三回和五十四回；‘我每’用作包括式的一例，也见于五十三回。

总之，从人称代词的用法看，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也跟全书其他部分不同。这个现象正好可以跟‘可VP’型反复问句在全书中分布上的特点互相印证。”

应该说，朱先生的考证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沈德符所说的，《金瓶梅》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别人补作的正确性。这样问题就明朗化了。

《金瓶梅》第五十六回中的一文一诗，即使是屠隆所作的《别头巾文》，但此文非《金瓶梅》原作所固有，而是由别人补写而抄入的。

补写的时间，据沈德符所说，当在万历四十五年前后，其时屠隆已经谢世（屠隆卒于万历三十三年）。

因此，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中即使抄有屠隆的《别头巾文》，载有《别头巾文》的《开卷一笑》编成于万历年间，屠隆亦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但这些均不能成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佐证。

七、 关于《金瓶梅》抄引《水浒传》的版本问题

袁小修在万历四十二年就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这是事实。

《金瓶梅》以《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的故事为基本情节，加以扩大和再创作，演衍成为一部不同于《水浒传》的百回大书。

由于这个原因，《金瓶梅》大量地抄引了《水浒传》中的文字。例如，《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回至二十七回，分别被抄入《金瓶梅》的第一回至第六回，第九回至第十回，第八十七回之中。

此外《水浒传》中的部分情节、描写和韵文，亦被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地抄录在《金瓶梅》的许多回目之中。

那么《金瓶梅》抄引的《水浒传》是什么时候刻印的哪一个版本，这就成了考证《金瓶梅》成书年代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黄霖先生作了考证，在其著《〈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提出：

“我推定《金瓶梅词话》所抄的就是万历十七年前后刊印的《忠义水浒传》。由此而知道《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换句话说，就在万历二十年左右。”

黄霖认为，在《金瓶梅》成书前后，《水浒传》的刊本很多，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有四部：

万历十七年新安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万历二十二年建阳余氏双峰堂《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万历三十至三十八年间杭州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万历三十九年左右苏州袁无涯刊《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

黄霖通过仔细考证，发现《金瓶梅》抄录《水浒》的部分与万历二十二年刊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比较，“文字出入太大，根本对不上号”；

与万历三十九年刊的袁本比较，袁本“增删、修改之处”，在《金瓶梅》中都“不见踪影，毫无反应”，可见《金瓶梅》抄的也不是袁本。而《金瓶梅》在万历二十四年（笔者考定是二十三年）就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容与堂本《水浒传》则刊在此年以后，故《金瓶梅》亦不可能抄的是容本。

黄霖的这些考证是有道理的。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金瓶梅》抄的是万历十七年刊的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这就不一定正确。

固然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的重叠部分的许多情节确实“改易不多”，有的地方是“一字不易，完全相同”，因此《金瓶梅》确有可能抄的是天都外臣序本。

但是，天都外臣序本并不是《忠义水浒传》的初刻本，在它以前还有早在嘉靖年间就流行的郭勋本。

沈德符在《野获编•武定侯进公》中指出：

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此可见天都外臣序本的祖本乃是郭勋本。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但现存的只是个残本第十一卷，即第五十一回到五十五回。

因此，我们今天已无法将两个刻本加以全面的比勘，但这五回却是可以对照的。郑振铎先生就做了这个工作，他在《水浒全传序》中指出：

“天都外臣序刻本，经我们拿它来和郭勋本残卷对照，证明它是郭勋本的一个很忠实的复刻本。”

由此可以推断，《金瓶梅》在写作过程中极可能所抄的是嘉靖年间刊的郭勋刻本。

但是黄霖又认为：“郭勋本及其他繁本在天都外臣序本刊印前已为罕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说一般的‘绍兴老儒’、‘门客’之类的下层文士，是无法依据这种当时罕见的本子来写定《金瓶梅词话》的，就是所谓“大名士”，可能性也是极小的。

而相反，只有当这种《水浒》经刊行而重新流行时，才有被人参考而写定《金瓶梅词话》的较大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个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 作为黄霖推论的依据之一的，是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的一句话：“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

郭勋本就刊刻在嘉靖年间，嘉靖朝不过才四十多年。虽然在嘉靖晚期万历初期，建阳本广为流传，但不能说郭勋本就已完全绝迹。

周亮工此说，指民间还犹可，指上层知识界，官僚界则不可。我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极有可能是王世贞及其门人。

王世贞就生活在嘉靖年间，而且是个文学大家、文坛领袖，如果说王世贞就没有见到过郭勋本，也不可能藏有郭勋本，恐怕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第二、 作为黄霖推论的依据之二的，是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序》。

此序中虽然也说了些简本流行的情况，但黄霖忽略了，就在阁下所抄引的那段序文中，有一句话于阁下的推论是大大的不利的，而于笔者则帮了大忙。

此序文在对当时流行的简本表示不满后说：“近有好事者，憾致语不能复收，乃求本传善本校之，一从其旧，而以付梓”。

这是个铁证，它雄辩地说明，即使是到了万历十七年前后，《水浒传》的“善本”并未失传，否则天都外臣序本的刻印者，如何能求其善本而“一从其旧，而以付梓”呢?

虽然序文并没有说明此“善本”即郭勋本，但它必然不是简本而是繁本。

根据前面所引的沈德符的那段话推测，这个善本极有可能就是郭勋刻本。

那么，既然天都外臣序本的刻印者和作序者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前后还能看到此善本，与汪道昆为同年进士（嘉靖二十六年）的，比汪名气更大的大名士王世贞当会看过这种善本。

第三、 李开先在其著《词谑》中指出：“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

《词谑》是李开先的晚年著作，大约成书在嘉靖三十五年之后，而文中所述“一事而二十册者”，即《水浒传》的郭勋刻本。

李开先及其崔后渠（崔铣）、唐荆川（唐顺之）、王遵岩（王慎中）、陈后冈（陈束）、熊南沙（熊过）均为“嘉靖八才子”中人，可见在嘉靖中晚期，郭勋本仍然在大名士中间流传着。

王世贞比唐荆川小二十一岁，还基本上可算是同时代人。唐荆川能见到郭勋本，为什么王世贞就不可能见到郭勋本呢?

上述情况说明，生活在嘉靖年间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是能够看到郭勋本的，并且是依据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而写定《金瓶梅》的有关部分的。

因此，黄霖所推定的《金瓶梅》所抄的必然是万历十七年前后刊印的《忠义水浒传》的说法，就缺乏根据了，由此而他论定的《金瓶梅》成书在万历二十年左右的说法亦就不能成立。

2022.12.25.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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