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当天，毛主席史无前例地让全体代表们先行离开，独自留到最后。

而在之前的历次大会，他一贯都要以雄伟的站姿，向代表们的热烈鼓掌予以同样的回应。

毛主席向来以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生死，早在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时，他曾经对他的护士长吴旭君笑谈生死：“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

而今年他正好年满八十，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耄耋之年，生命所剩无几。

吴旭君本不愿意与毛主席讨论这个话题，她的工作职责是保证伟大领袖的健康长寿，从感情上，她也根本不希望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新中国能得以建立，是依靠毛主席的运筹帷幄；建立以来，又是在毛主席卓越杰出的领导下，中国以世界倒数的国力，完成了划时代的建设成就。

新中国实在太需要毛主席，又太依赖毛主席了，但物理规律并不以人的感情改变，毛主席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自己去世之后，国家该怎么办？

主席身后会发生什么？

1973年，一位中央领导人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冷不防主席对他抛出了一个措手不及的问题：“如果我不在了，中国将会怎样？”

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印反击、抗美援越、两弹一星、社会主义建设等无数成就，早已习惯了在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之下把胜利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作为人类历史中罕见的集军事家、革命家、哲学家、理论家于一体的伟大领袖兼导师，这样的人物是如此稀缺，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他的智慧和地位。

这位伟人诞生于中国这片土地上，他的智慧自然也脱胎于数千年来历代人民在治理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无数经验教训。

这块土地上建立起过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朝代，最终却又无一例外地轰然倒塌，其中最令人惋惜的，要数被一场“安史之乱”直接摧毁的大唐皇朝。

而这场影响世界历史的叛乱首谋，是在唐朝东北连续担任了15年节度使的胡人将领安禄山。

熟读历史的毛主席对这段中国最大悲剧不可能不深入研究。

自他领导革命以来，在井冈山吃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路线大亏，在长征途中差点被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拖入毁灭，即使新中国建立了，也有高饶事件这样的严重宗派主义问题。

不过在毛主席出神入化的谋略之下，中国共产党有惊无险地趟过了这些地雷，牢牢抓住了全国政权。

1972年初，毛主席的肺心病就开始严重恶化，甚至在2月12日就因为心率失常严重缺氧而出现了休克。

自那以后，他很少再出门散步，只能在室内靠护士搀扶着艰难行走，大部分时间干脆只能躺在床上，说出来话常常让人无法听清。

1972年的中国内外，并不太平。虽说老人家从全球战略格局着眼，抓住“小球转动大球”的机会，休克之后仅仅9天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下了中美交往的关键基础，毕竟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依旧处于尖锐对立的敌对阵营。

美国的手里牢牢握着对台湾岛上，蒋介石小朝廷的绝对控制权，这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粗暴侵犯。中国的各大重要工业城市和军事基地，也依旧是美国庞大核武库的重点打击对象。

在毛主席看来，最为可怕致命的是冷战初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制定的“和平演变”十条方针，美国政府实际上在暗地里从未放弃依靠他们那强大的国力，按部就班地一条一条对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加紧渗透。

国内则是运动狂热，生产力下降，各种派别的政治势力都在算计毛主席手中的巨大权力。

毛主席很清楚，他的权力完全是来自于人民对他的绝对信任以及巨大威望，这就注定了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有能力驾驭这股庞大无比的力量。

外部风险一天不能减轻，内部纷乱的局面迟迟不得平静，毛主席对中央领导人提出的问题，无疑忧患意识要远远大于乐观。

可惜年轻的领导人无法领会主席的深意，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永远持续下去。”

毛主席很失望，这位领导人空洞无物的回答，说明他对中国面临的艰难局面一无所知，也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之处。于是毛主席转向第二个人，等待他的回答。

满意的回答

“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这触目惊心的八个字，是毛主席从第二个人口中得到的答案。

对于如此“大逆不道”的评论，毛主席没有发怒，只是抽了一口烟，点了点头。

这个敢于说出逆耳忠言的人，就是邓小平。

也有人说，邓小平当时说话实际上没有那么尖锐，但还是提醒毛主席：“军队方面恐怕要注意些。”

解放军作为毛主席一手缔造起来，与以前封建时代、军阀时代、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的人民军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和守护者，又怎么会成为两位伟人心目中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呢？

其实正是因为毛主席从头到尾领导创建并壮大了强大的解放军，他也比谁都清楚和平几十年后，军队里发展出来的许多问题。

自井冈山时代开始，由于红军是许多优秀共产党领导人在南方各地建立的游击部队的集合，这支军队本来内部一直存在着派系问题，还残留了不少旧军队的习气。

后来毛主席通过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立在连上，确定了以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才将军队完全改造为人民服务的正义力量，红军还设置了政委这一独特的职位，领导军队政治建设。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杀头流血，政委虽然能保证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思想，却无法保证也同时兼具军事才能，实际作战仍然要交给负责军事的司令员。

建立新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年代，这就使得军队里明明同等级别的政委，在积累威望和影响上，对司令员有着巨大劣势。

毛主席看到，在当时中国的11个大军区里，主持工作的都是开国高级将领出身的司令员。比如南京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许世友就是个脾气火爆的人，甚至敢当面对毛主席拍桌子。

许世友是1955年当上南京军区司令员的，1973年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整整18年。另一位开国上将，韩先楚，则已经当了16年福州军区司令员。

许世友当然不是野心家，政治素质十分过硬，毛主席也曾说明，不担心他会加害自己；韩先楚也是有名的好脾气，有自知之明的人。

可毛主席知道，正是因为这些人功劳大，本领强，又在管辖地长期担任领导，已经事实上取得了当地军队的“一把手”位置，一个人就可以拍板军队里的大小事务。

而党派给这些司令员的政委们，相比之下就过于弱势，甚至连自己职权内的事务也无法自主决定。

这已经严重违背了“党指挥枪”这一人民军队得以存在的根基，也构成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隐患。

安禄山长期执掌地方军队，一旦发动叛乱就让中央政权焦头烂额，差点陷入绝境的历史典故，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毛主席就更不在话下。

如果在自己离去后，这些高级将领之中有人经受不住权力和地位的诱惑，随意动用手中的军队，那必然会成为新中国的灾难。

反过来，如果能解决掉这个隐患，把军队牢牢掌握在人民手里，中国就不会发生不可收拾的动乱。

所以毛主席才别出心裁，提前用如此特殊的问题，在领导干部中寻找能看到这个问题，并且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邓小平也看到了这个问题，那么他又是否有能力解决呢？

八大军区对调

要处理军区司令员权威过大，尤其是长期任职的老革命司令员，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这些老革命都为建立国家出生入死，身上的资历战功都是经得起检验的。

比如济南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在抗日战争就担任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建国后在抗美援朝中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韩先楚则一马当先，是解放海南岛的头号功臣，也在抗美援朝中亲自处在最危险的前线指挥。

在军区担任多年“一把手”期间，这些老革命也没有腐化堕落，依旧保持着简朴生活的本色，工作也兢兢业业，在没有犯下重大错误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可能降低他们的职务和权力。

而在中央军委元帅大将主持大局下，又容不下同时晋升这么多的军区司令。

另一方面，毛主席对于军队里面过分注重司令员指示，对政委不够重视的苗头忧心忡忡，照此长期发展下去，出现一个乃至数个地方军政府是迟早的事。

一旦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就意味着解放军失去了“党指挥枪”的根本，蜕变成了旧军队，他毕生领导的革命事业也将付诸东流。

怎么办？如何既让司令和政委之间的权责重新平衡，又不至于打击老革命们的信心，年轻的中央领导人没有处理这种麻烦事的经验。

邓小平做出那个“大胆”的预言之后不久，他再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主动提起了军区司令员任职时间过长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解决为好？

正好两人面前都放着一只茶杯，邓小平没有犹豫，拿起自己的杯子放到主席面前，把主席的杯子拉到自己这里，来了一个对调。

杯子还是那个杯子，茶叶还是那个茶叶，两人却都不便再下口了，毛主席大笑：“英雄所见略同”。

在接下来的几场政治会议上，毛主席把司令员任职问题抛到了风口浪尖：“我们军队里也是有派系之分的。这样不好，一个人管一个地方，一管就是二十年，人呆久了，就油了！到时候糊弄党，糊弄百姓，军队一出现这种风气，国家损失惨重啊！”

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毛主席思虑已定：“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找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

考虑到11个大军区之中，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都上任并不久，他们没有调动的必要。

剩下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自然全部都在对调之列，政治局连续召开了4天会议研究调动方案，最终确定：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会议的另外一项重要决定，则是邓小平担任军委总参谋长。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这八位司令员接到中央的绝密通知，前往北京开会。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分别在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就对调的具体措施给相关人员“吹风预热”。

热闹的会议

12月21日，距离毛主席80周岁大寿还有5天，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已经热热闹闹地挤满了人。

来客一共有46位，都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以及今天的主角各大军区司令和政委们。每个人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和许久未见的伟大领袖握手问好，毛主席开口说：“我一晚上没睡觉，想看看同志们。”

司令员们大致已经了解今天会议的特殊议程，但如果不是毛主席亲口宣布，他们是谁也不会轻易服从这么重大的命令。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下好，人在一个地方呆长了，油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调一下有好处，到处都是干革命。调动要欢迎，不要冷冷清清，冷冷清清不好，要同军长、军政委，师长、师政委见面，包括司、政、后机关，一二百人见见面，不认识不好，比如东北陈锡联，可以带李德生到沈阳军区熟悉熟悉，互相当场介绍一下。”

毛主席介绍了调动的考虑和方法，也照顾到了交接过程中，司令员互相帮扶的需要。

许世友历来只佩服毛主席一个人，连顶头上司粟裕大将和陈毅元帅有时也要让他三分，据说当初绝密通知到达南京军区，许世友敲着茶杯表示不敢相信。

但今天毛主席既然亲自宣布了命令，许世友立即表示绝对服从，没有多说一句话。

反倒是一向被毛主席视作解放台湾重要人选，长期把守海峡前线的韩先楚，多费了毛主席一番口舌。

主席亲切地说：“韩司令员，你是个好同志，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的工作能力我是清楚的。虽然这次走得比较远，但我相信，你在兰州仍然能有一番作为。”

看到韩先楚脸色不太好，试图婉拒，主席没有强迫他，而是说：“先楚啊，我最近牙疼，牙医说得补一下。你帮我想想，这牙到底能不能补？要不要补？”

三言两语，终于点醒了韩先楚，为了给主席“补牙”，他表示，坚决接受命令。

许世友和韩先楚这样的名将既然心甘情愿接受了调动，其余任职时间更短一些的司令员就能放心前往自己的新岗位了。

至此，共和国的一项重大隐患，被毛主席以高超的政治技巧消弭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