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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作者: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区域史研究是近年历史研究中取得显著成绩的领域之一,通过对众多区域细致精微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入和全面。明清江南与华南的研究无疑都是典范,完全可以这么说,明清社会经济史之所以能够成为近年历史学研究中最为引入注目的领域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区域社会经济史尤其是江南及华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其他诸如华北、东北、关中、西南等区域历史的研究,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无论在研究广度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极大推进了中国历史的研究。

华北社会经济史是最近三十余年来取得显著研究成绩的领域,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专著,国内多所高校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新论题新观点不断提出。近年华北地区大量契约文书等新史料的不断发现,更为华北研究提供了突破的机会。但总的来看,与明清江南研究相比,明清时期的华北研究仍然有很多局限,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思考。华北研究的不足有很多客观原因,诸如进入学者研究视野较晚、近代华北行政区域多变、一直被认为是非经济中心等,这些无疑都是制约华北研究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华北概念形成较晚、华北地区在历史上的角色变化以及学术界对华北定义过于宽泛,是影响明清华北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原因。

华北是大家熟知的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形成的时间很晚。清代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的“华北”一词,甚至极少见到这个词,即使有“华北”这个组合词,也与今天“华北”的概念迥异。比如《太平寰宇记》解释华山祠庙云:“华阴县有南北二庙,北庙有古碑九所……南庙是华北君祠,今有北君灵台上仙下仙四神童院,此即所谓二庙也。但以南庙为华北君祠,而北庙又不云是汉文帝祠,不可臆解,或是文有脱误耳。”通过考察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古人所说“华北”之“华”,实指华山,即以华山为基点,中古乃至清代中期以前的“华北”,一般都特指华山的正北、西北,大致就是古雍州的范围。真正与今天华北相关的是以下几个概念,即“北方”“北方诸省”“北方各省”“北方五省”和“西北”等。明清时期,这些地理概念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被广泛使用,也正是在人们的习用过程中,这些概念逐渐定型。

在以上几个常见说法中,“北方五省”的说法更为常见,而且“华北”概念主要就是从“北方五省”中逐渐演化而来的。“北方五省”意涵比较明确,指(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京、天津当然包含其中。诸多文献中之所以经常出现“北方五省”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北方五省”在自然环境、农业生产、自然灾害等方面的一致性。如《明史》卷41记载:“正德十六年,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自正月不雨。”又《清文献通考》卷34记载,康熙六十年“又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将常平仓榖平价粜卖,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被旱……令四省巡抚遣官分赈并平价粜卖”。可见明清时期中央所发政令,尤其是关于自然灾害及救灾方面的政令,一般都是五省一体颁发。科场考试中也长时间将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定为北卷。尤需注意者,五省在明清连为一体,更多的是受到战争的影响,这一点在明代最为突出。明代对北部蒙古的持续战争防御使得九边的重要性异常突出,至明末,辽东又战争不断,因此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因军事而连为一体,军费、战马及士兵的

“华北”作为地域的称呼,是19世纪末西方列强入侵后才开始使用的,而且是从英语“NorthChina”中衍生出来的。对此,张利民先生做过详细辩证,他认为“华北”一词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多义到一义的过程。早在16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就运用“NorthChina”或“NorthernProvincesofChina”来称呼中国北方。1850年《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创办,刊名中的“NorthChina”,实指上海以北的广大地区,范围更为宽泛。20世纪开始,华北一词被广泛使用。

九一八事变之后,北方局势紧张,1940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其管辖范围包括北京、天津、青岛三市,以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和河南北部的1市39县。此后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政区格局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以山东为例,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日渐重要;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更是在国共决战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因为山东在这个时期统归华东局协调,甚至是华东局的核心,因此山东最终被编入华东。1948年5月,党中央将晋察冀等根据地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军事上对应华北军区,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8月,建立华北人民政府,建成了具有地域范围的党政军权力机构。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东北、华北等六大行政区及中共中央地方局。1952年,撤销大区,设行政委员会。1958年,国家计划部门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大经济协作区。可以说,民国时期国共两党以及日本对于“华北”概念的运用各有不同指向及各自变化,其背后体现的不单是各方势力的博弈,此过程也使得“华北”的概念逐渐清晰化。现在广为使用的“华北”范围,即包含“我国北部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内蒙古一带地区”,是较晚才形成的,与明清时期乃至近代有较大差异。

通过以上简单梳理,可知古代并无“华北”概念。最近一百多年来,“华北”这一概念逐渐形成,人们也开始广泛习用,但其中差异很大。尤其是1949年后,“华北”“华东”等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是依据特殊历史时期政治军事的暂时影响,并未考虑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深层次的长期影响。随着学术界对华北区域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的困惑和争议也越来越大。总的来看,目前明清史研究者大多从两个角度对华北进行定义,第一个角度是将华北理解为“北华”或者是中国北方的概念,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华北,大致区域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的整个北方地区,包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的一部分(含北京和天津);第二个角度包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北京和天津。笔者比较倾向从第二个角度去定义,因为这个定义较为明确,地域范围较为清晰。

元代以后,北京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显著。经过明清时期的发展,以北京为核心的华北地区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华北实际成为影响中国政治格局及发展趋势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区域。首先,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最多的威胁来自北方。明代来自北方的威胁尤其严重,明成祖迁都北京对国家的安定非常重要。清代北部边患虽然减少,但俄国的威胁又接踵而至。因此,这个时期定都北京是必然之举,巩固华北地区是维护国家统一及长期稳定安全的长远战略。其次,华北地区两面环山,一面环海,通过华北大平原可以直下江南,通过险山关隘可以勾连与东北、蒙古、西北及广阔西部地区的联系。不仅如此,元代以后随着华北地区的安定,人口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各种层级的城市陆续出现,经济地位大大提升,成为全国的基本经济区之一。尽管明清时期江南的经济地位非常重要,但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战略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华北地区的重要性无疑首屈一指,在帝制后期的中国没有任何区域超过。可以这么说,如果帝制前期要统一全国首先必须问鼎关中或问鼎中原的话,那么帝制后期则必须首先问鼎华北、问鼎北京,元代之后无一例外。

尽管华北地区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但因其范围过大,给相关研究也带来一定困难,这是明清华北研究从业人员多但效果不显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此,笔者提出“华北核心区”概念,对明清时期的华北进行较为精确的界定,以便研究的聚焦。笔者认为,“华北核心区”的基本范围如下:如果以行政区域来界定,范围基本包括北京、天津两市,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以及苏北、淮北的一部分;如果以地形来界定,则北边以燕山山脉为界,西边以太行山脉为界,南边以淮河为界。这个区域的主体,无疑是广阔的华北平原。许檀教授最近出版的《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就将研究范围圈定在京津及冀鲁豫三省,恰恰就是华北核心区。黄宗智、彭慕兰研究华北的主要区域在山东,裴宜理关注的区域则是苏鲁豫皖交界地带,可见这些现有研究成果关注的都是华北核心区。当然,如果研究明清时期的华北,山西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地区,需要适当纳入;晚清及民国后,山西与华北的疏离感增强,也就是说,山西在近现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经济文化区域。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以北京为核心的平原区自元代以来便因其政治中心的功能而在整个国家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所以我们称之为核心区。其中,“两点一线”又是核心区之核心:两点指北京和天津,一线指大运河(后铁路取而代之)。因为这一核心区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极高(尤其是水旱灾害及河患),需要长期对京城提供物资供给,以及区域人口持续增长造成人地关系紧张,逐渐超过环境承载限度,从而导致本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逐渐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古代社会后期,尽管核心区在某些历史时期有过经济上的明显进步和发展,但总的来看是趋于衰败的。其中,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和生存资源紧张的局面,各地持续垦山填湖以增加耕地,进一步打破了生态环境原有的平衡,减少了环境多样性和生态弹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因人类活动的破坏而产生了更多自然灾害,对社会稳定性和农业经济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使人类社会资源更加紧张,但人们依然只能继续从恶劣的环境中攫取,重复和加速着这一恶性循环。因此,尽管在政治力量的作用下,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华北核心区外部输入,但该区域还是陷入了生态环境严重衰退的恶劣境地。众多史料表明,明清时期帝都繁华之下,是灾荒频发和农村普遍性贫困。同时,华北核心区也是受战乱影响较大的一个地区。种种客观原因导致明清时期的华北核心区整体发展缓慢,也形塑了其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发展脉络与历史面相。

综上可见,华北核心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对这个区域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不仅能够更好更全面地了解此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变化,有助于开展不同区域研究间的学术对话,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而且对于推动该区域在今天能更好发展也颇具借鉴与启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6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