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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为争取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194210～194312］

第一节 反“扫荡”、“反磨擦斗争”〖1〗

一、调整机构、精简人员

为了粉碎敌人的冬季大扫荡，使党政军机构更加适应战时需要，1942年秋冬之际，各级党委分别调整了党政军机构，并充实和加强了各级领导。

1942年11月初，华中局决定成立苏北区党委，黄克诚兼区党委书记。原淮海区党委改为淮海地委，金明任地委书记。同时成立苏北军区，黄克诚兼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原淮海军区改为淮海军分区，刘震兼军分区司令员，金明兼政委。淮海行政公署不变。11月中旬，淮海地委、行署、军分区，将辖区划为东（海）灌（云）沭（阳）；泗（沭）宿（迁）；潼（阳）宿（北）；淮涟4个区，分别建立4个中心县委，以便统一领导与指挥党政军民的抗日斗争和各项工作，并根据主力地方化的原则，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1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宿迁属第二中心县委领导，第二中心县委书记石瑛。第二支队长张万春，政委石瑛（兼）。二支队下辖3个团。宿迁沂河大队改编为二支队五团，团长张竭诚，政委由县委书记晁福祥兼。五团仍作为地方武装驻宿迁坚持抗日斗争。

1942年9月，运河特区成立。原宿迁的大兴、双河、程道3区划归运河特区。10月，宿北设县后，原宿迁的新店区、堰头区、骆马区划归宿北县。宿迁辖邵店区，张荫堂任区长，陈士明任区委书记；泰山区，陆钧任区长兼区委书记；陇集区，乐群任区长，晁岱文任区委书记；桃园区，贾福三任区长兼区委书记；来龙区，徐祯任区长，叶霞枫任区委书记。邵店区长安大队上升为宿迁县总队，总队长张荫堂，肖松甫任政委。

在精简机构过程中，宿迁县委根据淮海地委指示，对军队中的老、弱、幼人员以及党政机关中的勤杂人员，普遍进行精简并妥善予以安置，从而使党政军机关更加精干，更加适应战争需要，对提高人民军队战斗力，减轻人民负担，调动群众抗日积极性，有极大好处。

1942年10年25日《淮海报》发表《准备击破敌人大小“扫荡”》称：“宿迁、洋河等地敌兵均有增加；宿沭、泗宿公路沿线增设据点，修筑公路，不时出动向我根据地带有试探性的骚扰，并派出大批便衣侦探，搜集我方军政情报。这一切迹象表明，敌人将要举行大规模‘扫荡’。为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物质上、行动上作好反‘扫荡’的充分准备。”县委根据这一精神，及时召开区、乡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地委指示和《社论》精神，要求全县党政军民都必须培养和发扬两种精神，一是“边区精神”。要求党政军干部勇敢进取、主动出击，用一切办法向外发展，向敌伪区挺进，深入敌伪区活动，向敌伪区据点开展策反工作。必须认识到只有不断开展边缘区，才能巩固中心区；边区不能发展，中心区也就无法巩固的道理。二是坚持斗争精神。坚持每一个地区，尤其中心区要就地坚持，就地游击，群策群力，机动灵活，根据敌我兵力，寻求战机，打击敌人，决不允许放弃任何一块根据地。各区乡民兵要加强锄奸、治保工作，要带领群众搞好坚壁清野，并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教育，不给敌人带路，不告诉敌人真实消息，不留一点东西给敌人……为粉碎敌人的“扫荡”，作好充分准备；为争取抗日斗争形势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二、粉碎日伪顽的猖狂进攻

1942年冬，日军继“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之后，将“扫荡”重点转移到华中的淮海、淮北地区。11月14日，日军第17师团一部及伪军36师共8000余人，分多路合击淮海区小胡庄、张圩一带，企图歼灭我淮海区领导机关，进而摧毁淮海根据地，达到全面伪化的目的。淮海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避其锋芒，及时跳出包围圈，使敌人合围扑空。月底，敌人第二次出动，实行依托公路安设据点，对解放区进行分割“扫荡”。与此同时，盘踞在皖东北周围地区的日军第17师团、独立第13混合旅各一部及伪军第15师、28师等计7000余兵力，兵分五路，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大“扫荡”。是时，宿迁县境的宿沭、宿新、宿泗等公路均已被敌打通，并沿公路线增设王圩、左庄、来龙、方圩、侍卫圩、罗圩、双蔡圩、归仁集、马公店等据点。宿迁抗日根据地缩小，且被分割为数块，县党政机关只能在纵横十多华里的区域内回旋；部队只能以连为单位活动，且须日夜数度转移，形势十分严峻。

为此，宿迁县委遵照淮海地委指示，积极组织领导地方军和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反“扫荡”斗争。同时在解放区掀起一次群众性的“破、拆、打”运动。“破”，就是破坏交通线，挖成便于隐蔽、便于转移、便于打击敌人的抗日沟；“拆”，就是拆毁庙宇、祠堂、炮楼、土圩子，使敌无法建造据点；“打”，就是打狗，以便我军夜间行动。这个运动在县境各解放区都搞得轰轰烈烈，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宿迁泰山区一次破路92华里，拆掉炮楼103座，扒瓦房35间，拆钢丝圩98个，打狗780余条。全县计破路300多华里。泗宿县破路350华里。致使曹集至悦来（宿沭段），宿迁至归仁的公路完全瘫痪。解放区内，抗日沟纵横交错，形成随处可以打击敌人的有利阵地，在反“扫荡”斗争中发挥一定作用。

在敌人对淮海、淮北大“扫荡”之际，宿迁、泗宿军民积极配合主力，开展反“扫荡”斗争。3月中旬，宿迁、沭阳、新安镇日伪军1500人，“扫荡”中心区邵店、叶海一带，宿迁长安大队配合二支队五团，经数日激战，将敌击退。毙、俘日军12人、伪军100余人，缴机枪5挺，长短枪50余支。同时，泗宿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9旅26团强攻洋河日伪据点，摧毁碉堡20余个，俘日伪官兵20余人、毙200余人。后泗宿地方武装配合26团。再次攻克罗圩伪据点，击毙伪乡长，歼伪军一个中队。11月，泗宿三大队在罗挑沟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政委雁平牺牲。在宿东，二支队五团配合地方武装，围攻方圩伪据点，大摆“臭狗阵”，断绝伪军水源，从而攻克该据点，全歼伪军一个中队。至此，宿迁县解放区也和全淮海区一样，完全恢复敌人大“扫荡”以前的局面，同年12月，淮北区军民经过朱家岗战斗后，取得了33天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在日伪军对淮海、淮北地区大“扫荡”之际，国民党顽固派为敌作伥，大肆向我根据地骚扰、破坏。国民党顽固派宿迁县长时亚武和宿睢游击支队司令刘子声，配合宿北国民党25、26支队张凤仪、马环等部共2000余人，进攻宿北。我马陵大队及宿北党政机关被围数日，后得运西部队增援始解围。1943年8月27日夜，运河特区敌工部长刘逸奇（即刘之武）、敌工干事董战、特务员王凤源及通讯员吴长珠，由运河南岸张圩村返任，途经罗圩渡口，遭时亚武伏击，王凤源当场牺牲，董战涉水突围，刘逸奇、吴长珠被俘。他们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9月2日在杨圩东惨遭杀害。为了给人民除害，给烈士报仇，中秋节晚，9旅26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杨圩一举击垮国民党宿迁县长时亚武部，接着又在苏圩消灭了国民党宿三区区队，活捉区长兼区队长苏恒发（绰号“苏六蹩腿”）。9月14日夜，9旅27团在睢宿大队配合下，在靳塘、吴宅一带，消灭了睢宿游击支队，活捉了支队长刘子声，取得泗宿北部与睢宿边区反磨擦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同时，二支队五团和三支队配合，与国民党郭霞轩部及25、26支队，展开历时一周的战斗，攻克马圩、王楼等10多个据点，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缓和了宿北的形势。

第二节“双减增资”运动与群众团体的组建

一、减租减息与增加工资运动

早在1940年8月，苏皖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精神，就制定了土地政策和劳资政策。在土地政策上，把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实行“二五减租”（原交一石的减去二斗五升）和分半减息的政策。在劳资政策上，提出为雇农“增加工资”，工资一律以粮食计算，大伙计每年为700斤至1000斤，二伙计每年为500斤至700斤，小伙计每年为300斤至500斤。同时还规定：东家每年给雇工增加一套衣服、一条毛巾。雇工临时药费由雇主负担。雇主应允许工人参加雇工会、参与工抗会活动。在集镇，劳资双方订立契约，规定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保证劳动时间，老板不准虐待工人等。这样既保障了雇工学徒的切身利益，也使雇主有利可图，从而调动了劳资双方抗日的积极性。1942年5月21日在淮海区参议会上，又重新颁布了《改善雇工待遇条例》、《减租减息条例》等规定。宿迁县委、县政府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认真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和劳资政策，广泛开展了减租减息与增加工资运动。这个运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0年10月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至1942年夏收期间为发动阶段，主要是宣传贯彻政策。同年11月，沭宿海办事处在贤官亭召开所属三县士绅代表会议，由办事处主任江剑农传达苏皖区党委关于减租减息与劳资政策。1941年7月，宿迁县农救会成立后，即培训骨干学习减租减息与劳资政策，向根据地人民普遍进行宣传，并在部分乡村试行减租减息，但由于缺乏经验，加之基层农救会还未组织起来，多由地方保甲长包办代替，因此试行中出现一些不同情况：如宿迁泰山区地主王文元比较开明，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眼下没有粮食退租，自愿以地相抵，每亩作价10元，一次写15亩地契给佃户。泗宿县潘山区龙河乡地主陈尔铎，主动找佃户、债户协商并向农救会表示愿减租息20％。他家500多亩地，一次退租2万多斤，退息数百银元。但也有对抗政府法令，拒不减租减息，并散布流言蜚语的地主，如八区地主叶兴五，占有18顷土地，剥削、压迫农民，县委组织18个乡干群找他说理。叶慑于群众威力，承认剥削有罪，答应减租减息。也有些地方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出现明减暗不减现象。

第二阶段，从1942年秋至1943年底为具体实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由农救会领导农民向地主减租减息，按政策规定该减就减，当场兑现，扭转过去由保甲长包办的做法。县委根据淮海区党委指示，结合宿迁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大体分为三步，（1）进行试点。当时确定以大兴区的韩集、桃园两乡作为试点，从中总结经验。（2）全面展开，各区普遍发动，由农救会出面要求地主减租。1942年秋，宿迁县计减租37369斤，减息510斤、90元钱；增加雇工工资粮61034斤、钱990元，使贫雇农普遍受益。（3）在双减增资的同时，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青、妇等救国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卫胜利果实。

通过减租减息斗争，真正确立了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改造一批由地主豪绅把持的基层政权；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生产运动准备了条件。

二、抗日群众团体

1941年秋，中共淮海区党委召开全区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大会传达刘少奇同志和华中局关于开展群众工作的指示。会后，区党委派姬子华、杨天觉、骆涛、陆钧等来宿迁，开展民运工作。当时，宿迁抗日根据地主要是运东二、八区的大部分地区。宿北的五、六、七区基本还属游击区。同年10月，程道口反摩擦斗争胜利后，宿迁根据地形势才得到缓和。县委不失时机作出决定，在已控制的二、八区广大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有条件的乡镇成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姐妹团、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发动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日斗争。

1941年秋，宿迁县农救会成立，由县委副书记姬子华兼主任。同时召开了县农救会第一次执委会，并通过了农救会的主要任务为：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活动，宣传减租减息，开展惩奸反霸，调解民事纠纷，动员农民缴纳爱国公粮等。会后，县农救会成员深人二、八区各乡镇，发动筹建农救会组织。同年12月1日，宿迁县第一个乡农救会——二区东全乡农救会率先在关庙成立。县委在那里召开了庆祝大会，与会人员有该乡十三个保的全体会员500多人，加上兄弟乡来宾及县区乡长干部总计约1000多人。会场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区农救会筹委会主任卢夺魁报告大会意义。接着县沂河大队大队长胡震球、县农救会负责人戴文，就农救会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讲了话。最后，二区臧副区长、区农救会代表骆涛，分别讲了当前农救会工作并介绍沭阳农救会的活动经验。大会开得隆重热烈，与会人员深受感动。大会选出张玉斌、高庆香等9人为东全乡农救会委员。

第二天，东全乡农救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下列事项：（1）推选张玉斌为会长，高庆香为副会长，其余委员为执委；（2）号召农救会员积极参加破路；（3）全乡成立5个识字班，请热心抗战的知识分子执教；（4）每半月召开一次执委会。

第一炮打响后，崇河、东兴、大兴等乡镇农救会也先后建立。八区邵东乡农救会成立后，带动刘集、泰山、崇南等乡农救会也相继建立起来。在大部分乡镇农救会建立后，二八区农救会即宣告成立。至1943年宿迁县县、区、乡、保四级农救会基本建成。

农救会建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为农民办实事。二区桃园乡地主乔永平，无故殴打佃农李献延，将其打得头破血流，不能走路，还抽了地不给他种。区民运干部骆涛发动全乡农救会员找地主说理。在斗争会上，地主乔永平向佃农赔礼、认罪，并表示继续佃地永不打骂佃农。从此，农救会的力量日益扩大，威信大大提高。崇河、东全两乡农救会，开展向富户借粮运动，共借出粮食与山芋干5000多斤，帮助141户贫农度过春荒。邵东乡农救会查出保长孔某贪污公粮147斤，农救会加倍罚粮294斤，作为贫农临时借贷粮。此外，农救会在农村宣传抗日，打击地痞流氓，惩治不法地主，举办公益事业，深受群众欢迎。群众家庭纠纷、典房卖地等事，也找农救会帮助解决。地处游击区的邵店镇农救会，其成员经常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宣传二五减租，抗日活动十分活跃。

1942年3月18日，宿迁县青年救国会成立，陈修任会长。青救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帮助农救会建立俱乐部，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二区青救会程震、陈绍山、张福用、张启宇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他们自办墙报，宣传抗战形势，反映青年生活，组织读书会，集体阅读抗日报刊，还经常深入边缘区贴标语、散传单，开展政治宣传。八区青救会也十分活跃。据县青救会1942年7月工作总结称：三个月来，全县计成立17个青救会，188个青救小组，发展会员2192人。在青救会长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会员守则》，其文曰：“青救会员，抗战当先，服从组织，应作模范；执行决议，必须实践，严守纪律，不违抗战；爱护团体，共赴国难；积极工作，不怀抱怨；缴纳会费，忠实表现；终身为国，永不背言。”

1943年春，宿迁县妇女救国会成立。会长徐玉珍（后吕骥英、陈凯）。县妇救会成立后，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活动，为部队战士洗补衣服、做军鞋、支前、惩奸反霸、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并在斗争中发展党员，建立区、乡、村妇救会组织。宿迁县抗日根据地广大妇女，为巩固发展根据地作出了一定贡献。

桃园区新河乡妇救会长张李氏，人老心红，在扩军运动中，她带头送子参军，在欢送新兵大会上，慷慨陈词：“胜利果实我们不保卫，谁来保卫！”全乡青年在她影响下，纷纷报名入伍，全乡提前完成扩军任务。泰山区崇河乡妇救会长单玉英，工作大胆泼辣，敢于同封建势力和腐朽思想作斗争。她不顾家人阻挠，不怕打击报复，不管他人非议，动员全乡一些受虐待妇女参加妇救会，并劝解、警告其公婆、丈夫：人民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不准许虐待妇女，不准干涉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违者必究。她还动员寡妇再嫁。平时组织妇女磨军面、做军鞋，动员青年参军，样样工作做得都很出色，受到党委和群众一致好评。泗宿县闸塘区北宁乡妇救会长陆红，立场坚定，工作不循私情，她婆家婶娘是地主出身，思想顽固，有枪不献，私藏起来，蓄意与人民为敌。陆红大义灭亲，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其婶娘，揭露其藏枪罪行。沈桥乡姊妹团长祁月华，带领20多名姐妹，跑十几里路去慰问伤病员，为伤病员烙饼、擀面、喂饭、洗血衣……受部队首长好评。每逢节日或召开祝捷大会，根据地青救会、妇救会、姊妹团都要演文明戏，扭秧歌，参加庆祝活动。儿童团村村都有，他们协助民兵站岗、放哨、查路条，十分活跃。总之，各抗日群众团体，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巩固发展宿迁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均作出一定贡献。

三、农民自卫军

1942年夏收后，宿迁抗日根据地在减租减息运动结束之后，各区、乡分别建起农民抗日自卫军，以保卫胜利果实。

同年8月13日，为纪念上海抗战5周年，县委、县政府在保安圩举行农民自卫军大检阅。参加检阅的有大兴、邵店、泰山、陇集4个区的农民自卫军战士6147人，携带广土枪851支、土炮1802支、大刀274把、标枪951件。检阅后，大会郑重宣布“宿迁县农民自卫军总队部”成立。县长蔡贡庭兼总队长，县委书记晁福祥兼总队政委，戴文任总队副。大会要求各区乡分别成立农民自卫军大队、中队，村村有自卫军小组。蔡总队长和晁政委就组织农民自卫军的意义及其性质、任务，分别作了报告。戴总队副宣读《农民自卫军誓词》。接着，总队部向各大队授旗。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口号声声，震撼四野。

第三节 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1942年6月10日，淮海行政公署召开全区财经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具体任务。宿迁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一、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县委、县政府不分干部与公勤员，都要参加劳动；负责同志应以身作则；每月还要帮助农民劳动一天。机关干部劳动项目，一般是纺纱、种菜、养猪、积肥等。当时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辆纺纱车，一有空就嗡嗡纺起来。县长蔡贡庭除纺纱外，还抽空背粪箕外出拾粪。机关食堂利用剩饭剩菜，再挖些野菜凑合，每年都要喂两头猪。由炊事员负责喂养，猪肥了留过年过节宰杀，改善生活。当时县区机关向驻地群众借一小块土地，种植蔬菜，从炊事员中选一名有经验的人兼管照料。栽种、施肥、浇水……都由集体去干，蔬菜年年自给有余。

二、工商税务与征粮工作

县政府于1942年底，设立生产处，主任吴志方，副主任张果斯。生产处负责领导机关经营的各项生产工作。1943年春，生产处在何塘庙村与张油坊村分别开办油坊。后又在卜油坊村利用地主一套榨油设备开办一所油坊。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县政府决定将何塘庙、张油坊并入卜油坊，统一经营。县生产处也迁到卜油坊办公。合并后的油坊计有4盘大碾，六、七匹骡子，30多名榨油工人，并为客商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自己生产出来的油，主要供应机关、部队食用，卖给当地群众一律九五折优惠，深受群众欢迎。

在大生产运动中，县政府还在卜油坊村创办织布厂。厂里集中40张木织机，40多名工人，其成员多为党政军机关干部家属，少数是地方群众。县政府派人到五分区购来棉花3万斤，由当地乡村政府发给群众纺纱，纺出纱交给织布厂，按质论价，发给手续费。这样，既解决了织布厂的棉纱

1943年底，运河特区在大兴集开办土产行，将原先私人开设的油行、粮行、棉花行、金针菜行……组织起来，由政府统一来办。各行人员不变，由陈儒珍负责土产行的全面工作。集日，各行所收佣金，一律上交土产行，由土产行按人数统一分成。组织起来之后，一般行员收入都有增加，贫苦行员生活也有了保障。如一个集日，金针菜行没有生意，但金针菜行行员照样可以领到一份佣金。因此，大家都很乐意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起来搞好根据地市场。

按照运河特区税务局规定，土产行实行买三卖二按5％收取佣金。每月土产行收入都在七、八百银元，每年近万元。每月按收入总数上交40％给税务局，其余部分由全体人员平分，没有等级。夏秋旺季土产行成交额高时，每个行员每月可收入50块银元。

土产行不仅控制集市贸易，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并负有与敌区商贩联系购买解放区军政机关所需物资的任务。宿城郊区雨露庵村王家彩等商贩，经常来大兴集土产行买金针菜，陈儒珍热情接待他们，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便委托他们为解放区军政机关购买一些必需品。他们冒着风险，先后为解放区买了40多匹白布，100多捆纱，20多箱子弹。总之，大兴土产行在抗战时期，为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改善根据地军民生活，作出一定贡献。

税收也是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

税收项目主要有坐商营业税（店铺、摊点）、行商营业税（行商须先交保证金、领取许可证）、屠宰税、进出口商品税、槽油坊及卷烟坊营业税等。一物一税，征后在民主政府控制区域，一律不再重征。

民主政府规定，限制粮食、棉花出口和布、烟进口。对私贩违禁商品者，一经查获，即予没收。关于进出口货物的封锁线是根据政权机关活动范围的发展变化而定。1942年至1943年的封锁线是：南至大兴集、丁嘴，北至邵店、叶海子，东至陇集，西至曹集。凡进出口物资都以划定的封锁线为界，进行检查收税。税率由淮海行署税务总局统一制定。各县税务局按总局规定税率计征。由于环境复杂险恶，奸商铤而走险，走私漏税，时有发生。为此，县政府成立税警队，开展武装缉私，抵御敌伪干扰，开展边区税收工作。同时组织边区群众护税查私。他们查获或密报偷漏税与贩运违禁物资者，一律按价值或纳税金额提成，给予奖励。

当时，根据地的金针菜、肥猪出口较多，在征收商品过境税时，要求必须以银元、子弹作为税金，淮海币只能少许。这么一来，商人便千方百计筹措银元、子弹，交纳过境税。因此，县税局每隔十天半月，就有一批银元、子弹上交总局，为充实军备，开展敌区工作，作出了贡献。

县委、县政府对税务工作者经常进行政治思想、经济纪律教育，并作出杜绝贪污的种种规定。凡贪污、挪用，一经查出，便及时处理。税务局经常开展检查评比，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这对提高税务人员的思想觉悟和业务素质，进一步搞好税务工作，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农业税，也就是公粮公草的征收，主要是根据1942年6月7日淮海行署制定的《淮海区救国公粮公草征集条例》。《条例》主要规定有：（1）公粮公草一律由粮食机关统筹，任何部队、机关不得另筹粮草。县设财粮科，区设财粮股，主持粮草征集事宜；（2）粮草征集办法：以地亩多少划分等级，以收获量大小决定土地等级，公平分配，合理负担；（3）粮草征收标准：500亩以上的户为一等户，每季每亩征公粮12公斤，全年24公斤；500亩以下、250亩以上的户为二等户，每季每亩征公粮10公斤，全年20公斤；100亩以上的户为三等户，每季每亩征粮8公斤，全年16公斤；100亩以下、50亩以上的户为四等户，每季每亩征粮6公斤，全年12公斤；50亩以下、20亩以上的户为五等户，每季每亩征粮4公斤，全年8公斤；20亩以下、5亩以上的户为六等户，每季每亩征粮2公斤，全年征粮4公斤；5亩以下的户免征。（4）土地变动处理办法：自耕田全征，佃出或佃入之田，以2亩折1亩计征；典出田由地主报入土地总数，由执业人照原地等级交地主代缴；（5）依收获量大小确定土地等级。每亩年产120斤以上者为一等田，按征收标准全征；每亩年产120斤以下、80斤以上者为二等田，按标准八折征收；每亩年产80斤以下、50斤以上者为三等田，按标准六折征收；每亩年产50斤以下、20斤以上者为四等田，按标准四折征收；每亩年产不足20斤者为五等田，免征公粮公草。（6）公草以公粮征收等级加倍（即一斤粮二斤草）；（7）农民上缴公粮，发给淮海行署制发的统一证据；（8）抗日军人家属实征亩数在8亩以下者，免征粮草等。

《条例》颁布后，宿迁抗日根据地便着手征收公粮公草工作。首先是县、区、乡分别召开会议，广泛宣传征收爱国公粮的重大意义和具体政策，说明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交纳公粮公草是公民的光荣义务。其次是核实田亩和产量。各户田亩数，由于兄弟分居或买进卖出等原因，变动很大，必须重新核实；各田块产量也必须认真评定。因此，由各区乡干部和农救会代表组成“查田核产小组”，通过全面丈量，核实田亩，而后共同评定产量，这一做法深得群众拥护与支持。再次是征收工作。各区乡以财粮工作人员为基本队伍，抽调村干部与小学教师配合工作。每到一村，征粮人员都要反复宣讲征粮政策和减免办法，力争家喻户晓。最后是粮食储存与支拨。公粮征收后，一般是集中运往中心区保管，或就地分给农户保存，藏粮于民。使用时，凭县、区财粮部门支拨单领取，年终结算。由于粮食工作做得周密细致，抗战时期宿迁抗日根据地没有因战争而损失公粮的现象，从而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应。

第四节 文化教育事业

一、教育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1942年3月9日，淮海行署明令各县：“加紧恢复各地小学，发动社会知识青年以及开明士绅协助办学，推进根据地文教工作的开展。”之后，宿迁县民主政府即在原有或新办的小学中委派校长和教师。同时将一部分私塾改为学校。县长蔡贡庭非常关心根据地的教育事业，经常去泰山、关庙、刘河滩、桃园等小学作政治报告，宣传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鼓励教师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努力为抗战服务。1943年秋，宿迁抗日根据地已恢复创建小学50多所，达到区有完小、乡有初小，学生2000余人。教材由淮海行署教育处编写，发给各县样本，各县文教科再油印发行。那时边区学生都备有两套课本，一套是抗日民主政府编的，一套是汪伪政府编的。上课时，学生轮流站岗。敌人来了，就把伪教材放在桌上，蒙混敌人，敌人走了，便重新学习抗战教材。尽管环境险恶，斗争尖锐，游击区学校却没有停过课。那时办学条件很艰苦，泰山小学借群众牛棚作教室；刘河滩小学在原私塾两间草房的基础上，动员群众献钱粮、桌凳，好不容易才把学校办起来。学校师生热情很高，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开展学习、生产竞赛，大唱抗日歌曲，受到人民政府和群众好评。

为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教学水平，宿迁民主政府于1943年秋举办“小学教师研究会”。全县110余名公私立小学教师及部分塾师参加学习，学习政治、哲学、教育学等理论课，也学国语、算术教材教法的文化课。通过40天学习，小学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同年10月，县政府召开小学教师座谈会，秘书陶白作时事报告，就生产、反“扫荡”期间的教学工作进行讨论。会后，组建“宿迁县小学教师抗日救国会”，并发表《宣言》。

宿迁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也取得一定成效。1942年9月，县委举办农民干部训练班，先后培训农民干部1000多人，从而加强了基层农救会工作的开展。同时，各区乡利用冬闲开办冬学、夜校、识字班，一般由小学教师或高年级学生充当民师。学员中以青年妇女最为活跃。平时，她们以纺纱小组为单位，利用休息开展学习，晚上到冬学、识字班上课。课堂多是利用学校教室或借用民房。夏天，田头、树下、河边到处都是她们的课堂。晚上，村村庄庄都可以听到歌声、书声。不少女青年课本随身带，纸笔不离手，甚至烧火做饭还在看识字课本。通过一年多时间学习，一般学员都能认识1500多字，会唱十几首抗日歌曲，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

二、文化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宿迁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首先在二区大兴集成立“抗日文艺演唱队”，1942年改为大兴剧社。剧社受大兴镇政府领导，不脱产。剧社社员40多人。他们能演京剧、话剧，经常排演宣传抗日斗争的表演唱、大联唱、大合唱等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深受群众欢迎。一次，淮海军分区邀请他们去泗沭县为庆功祝捷大会演出，他们背着锣鼓，肩扛服装道具，步行几十里，赶到现场为大会演出，并深入军营为伤病员进行慰问演出，受到军分区首长及广大指战员的热情赞扬。

1943年后，宿迁解放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根据地日趋巩固。这时，各区由青救会牵头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凡庆祝胜利、欢送新兵、欢迎主力部队过境、慰问伤病员等，均由文艺宣传队演出小型节目。每年春节前后，各区乡排演花船、花车、狮舞、龙舞等传统节目，以及快板、快书、小演唱等讴歌抗战、宣传抗日的新节目。当时，根据地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采，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五节 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一、群众抗日运动空前高涨

1942年秋至1943年底，宿迁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普遍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方针指引下，各级民主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改善了群众生活；公粮公草的征收，解决了军政供应，克服了敌人封锁造成的困难。宿迁地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一）参军热潮：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宿迁县境各解放区青年积极踊跃报名参军。1943年在扩军运动中，宿迁县首批105名青年联名写决心书，集体报名参加新四军，其中党员占三分之一。当年第二批扩军任务下达后，宿迁县委、县政府召开参军动员大会，当场就有167名区、乡、村干部报名参军。其中，泰山区李庄乡指导员动员15名青年和他一起参军，被评为“扩军英雄”。运河特区工委在拥军总结会上指出：特区在1943年共扩军460人，其中参加主力部队285人，参加地方区中队的175人。程道区超额完成扩军任务23人，荣获“模范区”称号。泗宿北部的潘山、闸塘、归仁、苏圩等区的地方武装，一次就上升两个营的兵力，充实主力部队。闸塘一个区就上升主力两个连。睢宿边区青救团集体报名参军，一次就有数十人。不论新兵入伍或地方武装上升主力，都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区、乡干部组织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为光荣上升或入伍的新战士戴大红花，让他们骑马、坐轿。宿迁县长蔡贡庭、闸塘区长武海峰都曾多次为新战士牵马、抬轿。在参军热潮中，各解放区都涌现一些母送儿、妻送夫、兄弟同戴大红花的动人场面。

（二）破路挖沟热潮：1942年3月中旬，宿迁八区发动群众，一夜扒毁海郑公路60余里，致使宿沭段敌人的交通运输一度被迫中断。同年8月18日，县委发动党政军民齐出动，计2600余人，历时5天，再次破坏宿沭路50多里。根据地有路皆沟，无村不通。睢宿边区九城乡民兵把交通沟挖到柳园伪据点附近。群众性破路挖沟的热潮，为开展游击战争，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宿迁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

1942年6月，宿迁重划区乡。8月，增设桃园区、上岭区。9月，运河特区成立。宿迁大兴区划给运河特区。特区将大兴区的部分乡划出成立双河区。10月，宿迁设来龙区。1943年夏，撤销泰山区，其辖区分别并人桃园、刘集二区。撤销陇集区，其辖区并人新设的悦来区。10月，宿北单独设县，五、六、七区划出。至1943年底，宿迁县下辖邵店、桃园、刘集、来龙、悦来、上岭等7个区，70多个乡。

1943年9月，新四军9旅26团在杨圩消灭国民党宿迁县长时亚武部之后，接着又在苏圩消灭国民党宿三区区队，活捉国民党顽区长苏恒发。不久设苏圩区，区长姜克，区委书记杜良俭。同年冬，主力攻克侍卫圩伪据点后，设杨圩区，区长马敦五，区委书记甄杰。至此，泗宿县辖属宿迁县境计有潘山、闸塘、归仁、苏圩、杨圩5个区，约40多个乡。

1943年睢宿工委决定成立运河区，区长由睢二区区长王保金兼任，区委书记韦荣环，辖唐圩、袁庄、沿河（后改王营）、守望、滨河、七堡、邓庄七个乡。是年中秋节，新四军9旅27团在宿西一举消灭国民党刘子生支队，成立宿一区政权，区长袁介之，区委书记顾惠民。开辟杨集、民庆、九成、和平四个乡政权，争取永顺、三义、新民、新化、支口五个伪政权为两面政权。不久，永顺、三义、新化开辟为民主政权。同年冬，睢宿大队配合主力攻克袁圩伪据点。次年夏，睢二区改为朱海区，区长杨新，区委书记纪凤来；运河区改为苗圩区，区长王保金，区委书记王茂芬；宿一区改为杨集区，区长薛润芝，区委书记薛全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