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了解:西安王安民借贷纠纷,新四军在桃花山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时间

　桃花山根据地，亦称石（首）公（安）华（容）抗日根据地，位于湖南华容县与湖北石首县、公安县边界，地跨湘鄂两省，东濒洞庭湖，西临虎渡河，南起南县，北抵湖北江陵；千里荆江横穿而过，把它划成江南、江北两个部分，连绵45里的桃花山横贯其中。桃花山根据地鼎盛时期是一个拥有3000多平方公里，27万多人口和7个联乡办事处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 中共石公华县委及县行政委员会的建立

　　 华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有较好的武装斗争基础和群众基础。1942年，中共南方局就湘鄂边特委工作问题明确指示：“在时局发生变化，有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时，应迅速与华中局所辖的鄂豫边区党委取得联系，将石公华划归鄂豫边区，在他们的领导下，迅速发动游击战争。”

　　1943年5月，日军发起湘北鄂西战役。当时，新四军第五师已在江陵、监利、潜江县的三湖、白露湖建立了立足点，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南缘已接近石公华地区。这年夏秋之交，中共湘鄂边特委负责人、公安县县委书记张泽生根据南方局指示，与魏恒若一道从南县出发，北渡长江，在潜江县找到新四军五师第三军分区和第十五旅旅长吴林焕、政治委员方正平等，汇报了石首、公安、华容3县情况，并通过他们报告了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边区党委指示：中共襄南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石公华地区的工作，开辟桃花山抗日根据地。

　　9月中旬，中共石公华县委在湖北潜江熊口镇正式成立，张泽生任书记，李凌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杨震东任县委委员。后来，又陆续增补万流一、蔡元龙、赵沛、尚志等为县委委员。

　　县委成立后，先后将石公华地区划为6个区，分别设立区委会。即江北区，区委书记冀学华；池东区，区委书记刘楚柏；池西区，区委书记胡芳熙；官挠旗区，区委书记萧树立；桃花山区，区委书记李镇藩；东山区，区委书记王安民。石公华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有力地打击敌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石公华县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有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的指示，立即着手建立县行政委员会。

　　10月，石公华县委根据斗争实际需要，在石首炮船口召开石公华县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石公华县行政委员会。会议历时3天，到会代表100余人。县委书记张泽生主持会议，研究发展地方武装，收缴土匪枪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阻止日军南下等问题。按照“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确定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成员的组成。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府石公华县行政委员会，魏恒若任主席，李树人、万流一任副主席。下设民政、财粮、建设、教育、司法、动员等6科。侯礼和任民政科长，赵沛任财粮科长，徐国珍任建设科长，周遐龄任教育科长，毛春奚任司法科长，江克成任动员科长。是年年底，魏恒若调荆（门）潜（江）县工作，由李树人继任县行政委员会主席，万流一任副主席。

　　中共石公华县委和石公华县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下的华容县人民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开辟桃花山

　　抗日根据地为进一步打击日军，策应正面战场作战，待机挺进洞庭湖滨，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于1943年9月1日，在湖北潜江熊口成立江南挺进支队，杨震东任支队长，张泽生任政委，尚志任副政委。支队由100多人组成，有手枪3支、步枪38支、机枪1挺。

　　18日，江南挺进支队和石公华县委成员在五师1个营的配合下，向石公华挺进，顺利抵达石首长江北岸地区。首先收编了该地区的进步武装方以成游击队，支队力量发展到200多人，拥有100多支步枪、10多支手枪、8挺机枪。稍后，又收缴土匪唐云涛部几十支枪。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在江北打开局面。

　　江南挺进支队进入江北后，根据襄河地委的指示，准备向江南发展。这时，桃花山地下党支部书记李镇藩派缝纫工人王德珍找到杨震东、李人林、张泽生，要求支队进军桃花山，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桃花山，群峰耸立，古木参天，峰回路转，便于迂回作战，是处战略要地。

　　11月28日，江南挺进支队、鄂豫边区文化工作团在李人林率领的第四十五团加强连护送下挺进桃花山。当晚，部队由王德珍带路，从斋公桥秘密渡江后，准备在焦山河附近过调弦河。当时，日伪军已将这一带的大部分船只控制起来。调关、桃花山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得知支队准备过江的消息后，立即组织抗日十人团和部分群众，将隐蔽在内港中的船只拖出，搭成浮桥，让部队过河。是夜，部队在才子庙宿营。29日抵古井口，30日抵小石桥。支队进入小石桥后，张泽生、杨震东等深入群众，走访士绅名流、社会贤达，并在小石桥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李人林、张泽生、杨震东等在会上揭露日军侵华罪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宣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开辟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意义。曾在武汉担任律师的国民党员刘文斌代表当地民主人士发言，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拥护新四军开辟桃花山抗日根据地。12月1日，江南挺进支队胜利到达桃花山。

　　 当天，江南挺进支队在桃花山下的大旺厂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吴家垱、青竹沟、砖桥、塔市驿等地群众纷纷赶来参加大会，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江南挺进支队进驻桃花山后，接着挥师西进，先后收复调弦口、焦山河、上津湖、万庾、白鹤台、鲇鱼须、梅田湖、六波庵等与石首、华容、公安县相连的大片土地，然后取道回师桃花山区，胜利地开辟了桃花山抗日根据地。

　　三、 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

　　建立各联乡办事处 为动员各阶层人民积极抗战，加强根据地建设，石公华县行政委员会根据《鄂豫边区施政纲领》，在根据地内进行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石公华县委、县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在进行各级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加大了政权的建设工作。从1943年9月至1944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建立了6个联乡办事处，共32个小乡的抗日民主政权。

　　第一联乡办事处设江北，于1943年9月成立，下辖横沟、古梅、新民、永护、永发等乡。第二联乡办事处设河口，于1943年10月成立，辖河口、焦山、刘发、通华、罗成等乡。第三联乡办事处设横堤市，于1943年10月成立，辖林学、杨林、天星、北宫、高厂、沙江、周四、积玉等乡。第四联乡办事处设官挠旗，于1944年5月成立，辖上津湖、津南、高基庙、万庾，鲇鱼须等乡（除高基庙属石首外，其余属华容）。第五联乡办事处，于1943年12月在九佛岗成立，下辖石首县的九佛、守望、调弦、伯牙等乡，及华容县的砖桥、塔市、三郎、板桥等乡。1944年7月，第五联乡分为第五、六两个联乡。第五联乡又名东山联乡。东山联乡位于桃花山，是江南挺进支队的驻地。它成立后，大力宣传抗日政策，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并征收田赋、税款，铲除敌特、汉奸，短短5个月，先后向新四军输送新兵100多人，每月向行政委员会上缴税款1000多元银元，江南挺进支队的粮食主要靠这个联乡供给。

　　建立广兴乡抗日民主政府 为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扩大抗日根据地区域，江南挺进支队还深入到岳阳县河西又称岳阳县西乡地区，即今君山区广兴洲镇、建新农场、君山农场、大湾芦苇场、北洲芦苇场、君山公园及湖北监利陶市以下沿江一带。，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4年春，广兴乡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办公地址设广子庵（今君山区许市镇荷花村境内）。中共石公华县委发动群众摧毁乡维持会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每侵略一地，即利用汉奸组成傀儡政权，进行各种资敌活动，称维持会。和保办事处等日伪组织，动员各阶层人民积极参加抗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乡政权范围内组织群众筹粮筹款，保障江南挺进支队在广兴活动的需要。

　　建立石公华县临时参议会 为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更加完备，1944年春，中共石公华县委、县行政委员会作出成立石公华县临时参议会的决定，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筹备工作。

　　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动员和团结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战争而设立的人民代表机关。参议会能向各阶层宣传解释共产党的政策，消除中上层人士的怀疑和恐惧，调动一切抗日积极因素，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8月，县行政委员会在大旺厂包家仓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石公华县临时参议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开明绅士、国民党员共100多人。中途因日军破坏，会议秘密转移到斋公桥继续进行，先后召开了7天。会议选举张泽生任参议长，爱国民主人士刘文斌为副参议长。会后不久，徐国珍以社会贤达身份补选为副参议长。国民党员李向云、郭清民、王子衡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蒋子辉、李作斋、应东文等选为参议员。会议听取了县行政委员会和江南挺进支队的工作报告，讨论了石公华地区的田赋、税收、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及推行建国公债、普及文化教育等重大议案。参议会的成立，使不少绅士、地主、资本家也积极加入了根据地的建设。

　　四、 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象一把利剑，插进了敌人的心脏，使日伪军深感不安。日军对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利用一切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

　　打击日伪军，保卫根据地 1944年1月，驻华容县城的日军300多人，经杀猪港进犯桃花山，向新四军驻地疯狂“扫荡”。适逢襄南中心县委副书记吴云鹏与新四军五师四十五团副团长杨洪先带1个营的兵力来桃花山检查工作。面对敌人“扫荡”，新四军予以了迎头痛击。战斗开始时，因敌装备精良，且占领了有利地形，新四军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新四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由杨洪先率主力向砖桥方向边打边撤，杨震东率挺进支队向县城发动佯攻，迫使“扫荡”桃花山之敌回援县城。待敌赶至县城时，杨震东已率支队撤回根据地，从而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日军为防止新四军的袭击，在墨山铺周围修筑坚固的碉堡，架设铁丝网。1月24日深夜，支队长杨震东率领2个连的兵力悄悄接近据点，用铁钳剪开第一道铁丝网。此时，营房内的日军正在饮酒作乐，杨震东带领几个战士向据点摸去，杀死敌军哨兵。埋伏在周围的战士纷纷跃起，冲向日军营房，缴获步枪20多支，子弹3000多发，及大批食盐、布匹、腊肉、香烟、火柴等物资。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迫使日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龟缩据点内，不敢轻举妄动。

　　江南挺进支队在狠狠打击日军的同时，还不断打击伪军。当时驻广兴洲的只有一个日军宣抚班和一个伪军大队（即岳阳县保安团第二大队）。日军宣抚班驻黄公庙（今广兴洲镇黄安村），有30余人枪。伪军大队驻广兴洲镇，有200人枪。伪保安大队长张世杰（监利人）是日军的忠实走狗，经常带领保安大队下乡骚扰。1944年春，广兴洲乡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使日军所占据的地方越来越小，军事行动受到监视，特别是日军经过广兴地区和游击区的粮草，经常被封锁和断绝。5月，日军叫嚣要“吃掉”这块逐渐扩大的抗日根据地，集结日伪军进行一次“扫荡”。支队长杨震东为诱敌深入，假调主力离开华容岳阳边境地区，然后采取先袭日军后打伪军的战术，派一个排到黄公庙袭击日军宣抚班，击毙日军4人，缴枪3支。在日军准备下碉堡出击时，新四军一齐开火，日军吓得忙缩进碉堡。新四军撤离黄公庙后，日军宣抚班令张世杰扫荡广兴地区。5月的一天，张世杰带领2个中队200多人，从广兴洲出发到华容边境扫荡。驻烟墩的江南挺进支队一连连长彭守春率全连战士，埋伏在柿树岭附近的大道两侧，杨震东率指挥部在三屋厂（今君山区许市乡君岭村）进行指挥。待伪军进入伏击地段时，一连发起冲锋，很快将伪军击溃。这次战斗打死伪军10余人，俘敌40多人，缴枪50多支。此后，张世杰再也不敢下乡骚扰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侵占华容的日军仍垂死挣扎，从县城调集日伪军180多人从墨山铺迂回到岳阳县边境，进入佛寺坳附近，再次对桃花山根据地发动“扫荡”。支队长郑怀远（原支队长杨震东调边区学习）得知情报后，立即率领5个连的兵力，于当天拂晓埋伏在佛寺坳附近山坡两侧等待来犯之敌。上午9时许，日军70余人开来。待敌进入埋伏地段后，支队发起猛烈攻击，日军回头逃窜，被支队截击，战斗进行到中午。是役，打死打伤日军60余人，缴枪50余支、子弹5000余发和一批其他军用物资。

　　同日军、伪军进行的一系列战斗，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日伪军在石公华地区的军事力量，使日伪军的控制范围始终只能局限在沿江、沿河几个有限的据点附近。

　　建立地方武装，保卫地方政权 为保卫抗日根据地，各联乡先后建立了区中队，各有队员20人至30人；各乡也建立了民兵基干队，各有队员30人至40人。此外，县行政委员会还建立了新兵大队，从区中队、民兵基干队和青年学生中挑选人员，为新四军挺进支队输送新兵。据统计，1943年10月至1945年5月，共输送新兵800多人。

　　地方武装建立后，积极配合新四军打击土匪。1943年12月，土匪头子张金芝率匪徒到板桥乡一带抢劫民财，杨震东率领挺进支队100余人赶到板桥乡，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活捉了张金芝，缴枪10余支。1944年6月，土匪头子严忠烈率匪80多人，到沅江县茅草街以抓经济案为借口，将喻仁山、杨大孝等群众抓到烟墩岭，强行索款。第四联乡办事处主任崔东明得知后，率领民兵基干队，将严忠烈匪部击散，救出被抓群众。此外，江南挺进支队和地方武装还在西来庵、庄家铺多次剿匪，维护社会治安，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

　　争取友军抗日，打击顽固势力 原国民党保安司令张震华部陈玉龙大队有80多人枪驻扎在桃花山来龙庙。1943年11月，江南挺进支队进驻桃花山后，陈玉龙主动派人与支队联系，要求共同抗日。杨震东表示欢迎，双方通过商谈，陈部被改编，分别编入支队各连。

　　华容东山的胡道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狮子山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抗日队伍，自称“华容县自卫大队”，自任大队长。1944年初，胡道高要求投奔江南挺进支队共同抗日，但其部分队员害怕严格的军纪和艰苦生活。江南支队经过半年的争取教育，终于使该部加入挺进支队。胡道高被第三军分区任命为江南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挺进支队则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国民党游击大队侯宗瀛部有百多人，多次进犯桃花山根据地，并扬言要支队让出三郎堰、九佛岗、古井口一带的地盘，气焰十分嚣张。1945年2月12日，江南挺进支队抓住有利时机对侯部进行了一次狠狠的打击。

　　五、 群众团体的抗日活动

　　组建民运工作队 1944年2月，鄂豫边区党委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发动群众，培养一批会做群众工作的基层干部。石公华县委根据边区党委指示，举办了一次为期半个月的民运工作训练班，由县委宣传部长江克成负责，共有学员100多人，除党员外，大部分是抗日积极分子。训练期间，县委书记张泽生，副书记李凌云先后到训练班作报告，宣讲抗日斗争形势和党的抗日斗争策略，解释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

　　同年7月，民运工作队成立，江克成任队长，张梦兰任指导员。民运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广泛地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帮助区、乡建立和健全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和民兵基干队等群众组织，发展生产，促进根据地的建设。

　　在民运工作队的帮助下，1944年10月，民主人士朱桐乡在大旺厂开办“民众茶社”，朱桐乡任社长。“民众茶社”是群众性的进步团体，内有大量的进步书刊，吸引许多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成为传播进步思想，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宣传阵地。许多青年从这里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前线。

　　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能够抗日的力量，特别制定了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土地政策，明确提出了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第一，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切实保证农民的承佃权。地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一般减到社会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第二，实行减租减息后，又需交租交息，并保护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第三，富农的一部分封建剥削，租息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的条件下，保护和鼓励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根据中央这一决定，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迅速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1944年秋，石公华县委在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县委按战前的收租实况，实行“二五”减租，即减租25%，减息则为旧年息不得超过50%；凡农民典当押出的田地，期满后有随时赎回的权利。县委在减租减息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建立减租委员会，成员以乡农救会代表为主，政府工作人员、参议员、佃农及地主代表参加；其次，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地主士绅座谈会，反复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法令和政策。减租减息工作又以第五联乡较突出，该乡仅1个月便完成了减租减息任务。

　　通过减租减息，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发展生产，踊跃支前 为解决根据地物资困难问题，石公华县委、县行政委员会带领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1944年冬，六联乡在大旺厂办起卷烟厂，每月生产香烟50余箱，除满足部队和当地群众需要外，还可运往外地销售一部分。1945年春，在郑师庙办起织袜厂，每月生产棉袜千余双，除满足江南挺进支队和地方武装需要外，还支援了五师一部分。

　　为补充武器弹药不足，江南挺进支队在桃花山跑马岭办起了兵工厂，主要制造拉筒手枪和子弹，负责修理枪械。

　　1944年，桃花山遭受旱灾，县行政委员会领导群众大力抗旱，夺取丰收。桃花山农救会会员张大娘家中田少人多，但她仍主动向政府交售救国公粮100多斤。据不完全统计，一、二、五联乡共征购救国公粮7640多石。这些公粮除满足本地机关部队的供应外，大部分调往边区政府。

　　妇救会广泛动员妇女开展为抗日“节约一把米”的活动。广大农村妇女响应县委号召，把节省下来的米送往抗日前线。同时，做军鞋4200多双慰劳部队。一、二、五联乡的妇救会，还捐献蛋、鱼、肉等物资慰劳伤病员。

　　选送青年去洪山公学学习 1944年，鄂豫边区党委在湖北潜江创办洪山公学，为建设抗日根据地培养人才，石公华县委先后挑选200多名青年进入洪山公学学习。这些学员学成后被派回根据地充实到各级党政机关工作或分配到部队工作，成为抗日骨干力量。

　　六、 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扩大

　　1944年5月，日军发动“长衡战役”，湖南面临全部沦陷的态势。此时，党中央确定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方针。1945年2月初，鄂豫边区党委召开会议，决定以襄南根据地为依托，创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并确定以桃花山为基点继续向南发展。

　　3月中旬，中共襄南地委根据鄂豫边区党委指示，在湖北潜江熊口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石公华县委，建立中共江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原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的名称和建制不变。

　　4月初，中共江南中心县委和江南指挥部正式成立。中共江南中心县委由梁诚、李秉范、张鸿卿、沈国栋、李凌云、杨震东、尚志等7人组成，梁诚、李秉范、张鸿卿为常委，梁诚任书记，李秉范任副书记。江南指挥部由张鸿卿任指挥长，梁诚兼任政委，沈国栋任副指挥长，李秉范兼任副指挥长。江南挺进支队由杨震东继任支队长，郑怀远任副支队长，尚志任支队副政委。上级党委指示，不管环境如何恶劣，都必须守住桃花山，依托桃花山根据地迅速沿长江两岸发展：北向公安、松滋，南向华容、南县、沅江，西向安乡、澧县，东向岳阳，打通石公华地区与鄂南、湘鄂赣的联系，使之联成一片，完成对敌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

　　为尽快向岳阳、澧县、南县等地发展，5月初，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韩伯启率部深入注滋口、插旗、新河、南山一带活动，准备组建中共华容、南县工作委员会。由于未能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组建计划没有实现。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指挥部派出小部队多次深入岳阳、君山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使岳阳西乡地区抗日根据地逐渐扩大。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开始筹备组建第七联乡办事处，下辖全义、全兴、墨山、广兴、仁义等乡。6月，石公华县行政委员会在东山召开石公华各界代表会议，岳阳河西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江南挺进支队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使部队不断发展。到1945年9月，支队发展到5个主力连，1000余人枪。

　　七、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离湘北撤

　　1945年8月中旬，江南中心县委获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即派开明绅士蒋子辉、许长城、蔡泽、郑拜庭等到华容县城，敦促日军缴械，但遭到拒绝。

　　19日，江南中心县委副书记李秉范带两个警卫排由桃花山九佛岗至砖桥，同江南中心县县委书记梁诚一道，召开江南指挥部成员和第五、第六联乡办事处主任会议，研究攻占华容、石首县城，消灭两县日伪事宜。会议正在召开时，收到襄南军分区急电，告之国民党军队已抵安乡县官垱，为保存实力，要求江南军政人员立即撤退至江北待命。命令下达后，江南指挥部5个主力连和地方干部共1000多人，分3批在南河口北渡长江，转移到江北横沟市。当天下午，接襄南军分区指令，梁诚速率江南挺进支队3个主力连赶赴熊口军分区司令部待命。为此，江南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梁诚率部星夜赶赴熊口，整个撤退任务及善后工作由李秉范、郑怀远负责处理。

　　根据襄南地委的指示，除留下坚持地下斗争的基本连和部分地方工作人员外，其余部队和地方干部、机关工作人员一律撤至熊口待命。石公华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及江南指挥部抵达熊口后，江南挺进支队随三军分区和五军分区的部队编入江汉军区独立旅，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彭桂泉、冀学华、何家栋等一批部队干部暂回公安县。留下的部分武装，组成江防大队，坚持斗争，迎接解放战争的到来。

　　桃花山根据地的开辟，使鄂豫边区根据地同湘鄂赣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对敌占华中重镇武汉的包围，为鄂豫边区的巩固、扩大，为新四军第五师坚持敌后抗日斗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上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使新四军在洞庭湖滨牢牢地站住了脚跟。党员人数由20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部队由100人枪发展到近千人枪，各区中队的武装人数也发展到两个连以上。为发展和壮大新四军五师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不仅满足了石公华地区党政军本身的需要，而且为鄂豫边区党政领导机关和新四军第五师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1944年1月，随着嘉（鱼）蒲（圻）临（湘）根据地的开辟，襄南与鄂南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3月，襄南地委决定创建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新四军开辟襄南，恢复襄西，进军鄂南，又跃马长江，进军洞庭湖畔，这就不仅完成了对武汉的四面包围，而且可东控平汉、粤汉铁路，西扼长江，缚住了敌人的手脚，有力牵制了日军南犯的兵力，为后来的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桃花山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9月创建到1945年9月结束，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它在鄂豫边区抗战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