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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

作者:王京州,系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文学院副院长

学人小传

罗国威,1944年生,四川洪雅人。古典文献学家。198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1985年调入四川大学。曾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分会副会长。著有《刘孝标集校注》《昭明文选丛考》《六朝文学与六朝文献》等,主编整理《古文辞类纂笺》。

罗国威在首都师范大学讲学。作者提供

由于新材料的持续发现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即使是在版本、旧注等传统《文选》学的研究领域,当代《文选》学研究仍取得了超迈前贤的成绩,涌现出一批以《文选》研究名家的学者。对当代《文选》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进行个案总结,也理应成为当下《文选》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从罗国威先生问学已积年,亲睹罗师在选学研究的道路上持之不懈,老而弥笃,愈走愈宽,深而弥广。

罗国威(前排左二)与夫人、学生在一起。作者提供

深井:《文选》作家研究

罗国威先生于1980年考入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汤炳正先生和王仲镛先生。研究生第二学年,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汤炳正教授告诉他:“太炎先生曾说:‘文要学六朝,六朝是文体大备的时代。’”于是,罗先生选择了刘孝标作为研究对象。这一选择,既是对长期以来学界轻视六朝文学的反拨,也在冥冥中决定了他未来的治学方向。

汤炳正先生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章黄学派的正宗传人,而蜀学注重考据的朴厚学风,也潜移默化地涵育着新一代学人的旧学基础和治学蕲向。罗国威先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整理先行的方式,他对刘孝标的研究,就是从辑佚、校勘、注释等传统方式入手的。这一治学方法的选择,与其说来自师辈《屈原赋注》《唐诗纪事校笺》等著作的启示,毋宁说是受到清代汉学和近代蜀学的交相沾溉。

罗国威先生一头扎进图书馆,“嗢饫膏液,咀嚼英华”(刘孝标《答刘之遴借〈类苑〉书》),从史传、总集、类书、古书旧注等文献中钩稽而出刘孝标文12篇、诗4首,在辨伪存真的基础上加以校勘和笺注,撰成了十余万言的《刘孝标集校注》,共引古籍140余种。毕业后,他仍持续钻研这一课题,不断加以提升和完善,此书在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罗国威著《敦煌本〈文选注〉笺证》。作者提供

《刘孝标集校注》初版的20世纪80年代末,魏晋南北朝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尚处于起步阶段,仅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逯钦立《陶渊明集》等寥寥几种,而且集中于魏晋时代的名家,南北朝作家文集的整理,还是一片荒凉,未经开垦。《刘孝标集校注》的出版,就南朝文集整理的荒野来说,无疑是第一声春雷。该书此后多次再版,便是对其学术价值的最好证明。

对《刘孝标集》的校注整理,罗老师综合运用了聚本、辑佚、辨伪、校勘、笺注等方式,可称为深度整理。《刘孝标集校注》的整理出版,可谓是罗老师在学术领地凿通的第一口“深井”。他后来又从事《任昉集》的整理,进而补辑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出版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等整理著作,铸就了罗老师六朝文学研究的“蓄水池”;再后来,他的学术之路汲深流远,派流出《文选》文本、旧注研究的一道道“清渠”。

蓄水池:六朝文献研究

1985年,罗国威先生调入四川大学古籍所。此时《刘孝标集校注》已基本杀青,然而他从事《文选》研究的初心不改,于是选择研究另一位齐梁重要作家——任昉。因参与集体项目《全宋文》的编纂工作,《任昉集》校注遇阻,然而他研究六朝文学与《文选》学的事业并未停歇,而是以更为坚韧的方式坚持了下来。

罗国威主编整理的《古文辞类纂笺》。作者提供

宋前文章的大型总集,虽已有清人所编的《全唐文》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矗立在前,其中尤以后者号称详博完备,然而由于兹事体大,纵是博学如严铁桥,也难免有所疏漏,更由于近代以来新出文献络绎,先唐文章总集的补遗工作势在必行。这一宏伟的构想,就是由罗国威先生最早提出论证并加以实践的。

1991年,罗老师申报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补编》由当时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此后的五年间,他焚膏继晷,一边尽心尽力完成《全宋文》编纂的任务分工,一边按照最初设想完成了《补编》,顺利结项并交付中华书局。

此前《刘孝标集》的校录已需多方爬梳,至于《全宋文》的编纂更是以辑佚为主要路径,这样日复一日地钩沉抉隐,养就了罗国威先生对域外汉籍和稀见文献的特别敏感,其中尤以敦煌文献和日藏文献为重点对象。

出于对敦煌文献和日藏汉籍的重视,在《补编》编纂过程中,罗国威先生顺带完成多种副产品。其中,《冤魂志校注》的整理出版,便起因于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的《还冤记》写本残卷;《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的影印回归,则有鉴于这部域外汉籍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补编》还连带催生了他对敦煌本《昭明文选》的研究。在查阅敦煌文献的过程中,罗老师发现很多《文选》写卷,于是尽可能利用当时的资源条件,将其一一辑录复印,校勘整理而成《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此书比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出版还早一年,被学界视为敦煌学一百年来集部类《文选》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当今对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辑校整理,较之二十多年前,文献资源更加全备,查阅也更为便捷,因此有后出转精之势,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清渠:《文选》旧注研究

继《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之后,罗国威先生对《文选》稀见版本的调查和研究,更加渊懿纯粹,也更加一发而不可收。虽然对白文本《文选》和《文选》正文也时加关注,然而更多指向包括李善注、五臣注等在内的《文选》旧注,这成为罗老师选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罗国威先生是《文选》旧注全面整理和研究的提出者,也是较早的实践者,他的工作具有拓荒的意义。

有感于李善注已经后人窜乱,于是大声疾呼“还原《文选》及李注之本来面貌,是当前选学研究的首要课题”(《李善生平事迹考辨》),“还原李善注原貌当成为而今《文选》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日本新出古钞〈文选集注·南都赋〉残卷考》)。他的整理工作不限于李善注,而是将稽查清理的对象扩大到了各种旧注。罗老师在研究日本京都大学所影印的古钞本《文选集注》卷八左思《三都赋序》时,有感于其中灵光一现的綦毋邃注在后世已孱入刘逵注,呼吁“对《文选》旧注进行一次认真的、彻底的清理,使旧注各呈其态,各归其主,以还原《文选》及《文选》注的本来面目”(《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发覆》)。他对《文选》旧注的考察,其文献

罗老师对《文选》旧注的研究,在充分溯源和缀合的基础上,注重通过版本比勘的方式,充分挖掘旧注的文献价值,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在研究古抄本《文选》残卷时,罗老师极为注重采用缀合的方式,其中对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文选集注》和《文选注》两份残卷的考察,最具有示范性。前者是《文选集注》卷四八上(上野精一氏藏)与卷四八下(佐佐木信纲氏藏)之间的部分,三个残卷字迹形制完全相同,内容文字完全衔接,可以“无缝”拼合衔接;而后者则与日本细川氏永青文库所藏敦煌本《文选注》非常相似,经过仔细比照:“令人惊喜地发现,两者在形制、字体风格等方面完全一致,将二者拼合衔接后,内容文字完全吻合,且无有缺文,当时同一写卷内容相连的两个断片,这两个断片,一截在东瀛,一截在中华本土,真是千古奇事,亦是千古幸事。”(《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前言》)

罗老师研究《文选》旧注,最重要的“利器”就是比勘。他将新发现的旧注文献与现存各种《文选注》进行比勘,包括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以及集注诸家等,涉及的版本则涵盖天圣本、尤刻本、明州本、丛刊本、奎章阁本(即秀州本)等珍本文献。他通过比勘挖掘新出文献的价值,如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的价值包括“了解到近代征引的训诂体制已在逐渐形成、确立”“为我们清理《文选》旧注提供了可靠的线索”“使李善的训释体式形态更加明晰”“可与李善注互补”(《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发覆》)。这些文献价值的揭示,如果不是以扎实的比勘工作为基础,是不可能总结出来的。

此外,罗老师对《文选》旧注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抢救意识,彰显了我国国内敦煌学与《文选》学研究的成绩,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日本“六朝学术会”编辑、于2005年3月出版的《六朝学术会报告》第六期刊载了两帧新出古抄本《文选集注·南都赋》残卷照片,罗老师一经发现,就立即加以考证,撰写论文,并于2006年年初发表,可见他抢占学术高地的意识是多么强烈。

长期以来,敦煌学面临来自异域的挑战,甚至出现“敦煌学在外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虽然只是误传,但也折射出国人对该研究领域的信心不足。《文选》学与敦煌学有类似之处,同样也可能产生技不如外之感。罗国威先生对敦煌本《文选》旧注的系统研究,对于在敦煌学、《文选》学这些领地增强文化自信,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活水:热爱、交游与坚持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罗国威先生《文选》研究活泼泼的水源又来自何处呢?

管见所及,活水之源首先来自热爱。罗老师曾请人题写名家旧联,悬于书斋西壁,其上联曰“四壁图书生葬我”。每当罗师手持一卷书,坐在躺椅上吟哦,侧过身来娓娓解释,登门造访的我们,顿时便觉如沐春风,恍若罗师与他的藏书已浑融一体。在《思藻斋师友论学书札·前言》中,罗老师这样写道:“萧统《文选序》有云:‘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余之插架,尽昭明太子书也,故名余斋曰‘思藻’。”罗老师对《文选》的热爱,对学术事业的热爱,以他和他的藏书为光源,不断向周围,向他的友人和学生辐射。不只是登坛授课,即使在言谈举止间,罗老师的学术热情,也在感染着更多的《文选》学同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

活水之源又来自交游。罗国威老师是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一批会员,后又被推选为学会理事。在每一届学会研讨会上,罗老师珍惜难得的机会,与各界选学同人研讨切磋,乐在其中。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罗国威老师结识了更多海外学者,尤以日本学者居多。他与日本友人的往复书札,大都是商榷是非,征讨文献,且无不与《文选》相关。广泛而恣意的学术交游,打开了文献的视野,突破了学界的壁垒,促发了罗老师更畅达的选学之旅。《敦煌本〈文选注〉笺证》一书的出版,便来自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的建议。

活水之源还来自坚持,来自执着的治学精神。当今很多学者投身于学术,往往是为迎合现实考评的需要,评价机制的激励或许会引发一时的学术热情,但这热情也容易随着利益的消失而淡化。罗老师对《文选》的研究,并未随着退休而稍歇,而是持续“以著述自娱”的方式开枝散叶。2017年,罗老师将历年来发表的有关《文选》的考证文章裒为一集,名曰《昭明文选丛考》,这已经是罗老师研究《文选》学的第三部著作了。

2019年,罗国威老师在《敦煌本〈文选注〉笺证》的基础上,修订增补出版了《敦煌本〈文选〉旧注疏证》。同年,已届75岁高龄的他又独立申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敦煌本〈文选音〉考释》。该书在《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的基础上,又增加考释了新发现的两个残片,在充分占有文献的基础上,从敦煌学、文选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校雠学等多方位多角度,对敦煌本《文选音》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深入的研究。跨学科的视野和对文献学的重视,是罗老师选学研究最重要的两个侧面。

著述不求等身,而众稿已盈尺;治学何必桂冠,而精神已永传。我们相信,罗国威先生的选学研究,必将以更恢宏的面貌彰显于世。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27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