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看法报道:上海熊铭借贷纠纷,沈曾植书法作品

　　沈曾植旧影

　　驾浮阁

　　沈曾植章草四屏条

　　书房

　　钱仲联题额的东轩

　　展厅

　　■子仪

　　嘉兴市中心的姚家埭1号，是沈曾植故居。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驾浮阁、晁采楼、东轩等楼阁厅堂，便是沈曾植在嘉兴的故居雅号。

　　走进驾浮阁，一眼便见沈曾植的半身铜像。戴着眼镜，留着胡须，着一件门襟衫，身后还留一根长辫，传统的遗老形象。铜像后面，是很大的六块匾，上面是沈曾植的章草书法作品。悬挂其上的“驾浮阁”三字和两旁的抱柱联，由其弟子王蘧常所书，是另一种章草。我求助了正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才识得抱柱联上的内容：“留海日灵光公原永在，继周孔绝学谁接孤综。”再看沈曾植像，那不太看得出表情的眼里，自有一股深邃。继周孔绝学岂是易事，接孤综更是难上之难，所以才有海日楼灵光之永在。

　　海日楼是沈曾植在上海的寓所，“海日楼”典出唐代诗人王湾的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残夜未尽日已升，新年未到春先到，充满了希望，如沈氏的学问。

　　驾浮阁和北面的晁采楼，在建筑上呈走马堂楼的格局，那四面围合的院子里植有两株桂花。“晁采楼”三字也是王蘧常所书。晁采楼的楼下厅内，是有关沈曾植的生平及作品等介绍，分为五大内容：生平行迹、学术大师、书法泰斗、诗坛巨子、蜚声中外。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其中包括根据王蘧常《沈寐叟年谱》编写的“沈曾植年表”和“沈曾植主要著述目录”。

　　那些著述，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地理方面有《蒙古源流笺证》等著述，律令方面有《汉律缉存》等作品，还有佛学方面的《佛国记校注》等，历史方面的《女真考略》等，可谓著作等身。当然，诗文、音韵、书法、笔记等，则更多了。其著述，普通人恐怕只能读读他的诗吧，但其诗也高古精深，一如他的学识。最为人容易接受的还是他的书法。他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融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自成一体，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

　　沈曾植出生于北京南横街的老屋，是沈家的次子。他八岁丧父，童年生活很清苦。他的启蒙老师，请的是一些亲戚熟人中在京的待考者，因抽空来教一阵子，教学都不到一年。他后来在《业师高先生传》中，深情地回忆了对他很大影响的高伟曾师。沈曾植家境贫困，曾忍痛以祖传《灵飞经》初拓本送当铺换钱买米。但就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开始了大量的阅读，婚后又开始治边疆地理学，研究法律，十年寒窗之后，已是学富五车了。光绪六年（1880）的礼部会试，圆了他的进士梦，并深得副考官翁同龢的赏识。这年他31岁。

　　他第一次回嘉兴故里，便是考中进士跨入仕途后，放假归里省亲。可以想象，这时的沈曾植该是怎样的扬眉吐气、意气风发。这一年里，沪杭穗苏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晁采楼楼上正中是休息室，东为卧室。走过两旁的厢楼，来到驾浮阁的楼上，五开间的房屋里，如今空荡荡一片，显得有些大。当年，主人曾经推开这里的窗户，写下《驾浮阁夜望》：“大地平沈相，高楼昧爽辰。憬然千劫世，已尽百年身。露上清花气，风微整角巾。还将瓢饮意，相与井亭民。”当然，写这首诗时，已是暮岁之时，主人归隐之后了。

　　省亲后回到北京，沈曾植先后在刑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部门供职。其间，康有为上书请变法维新，有沈曾植的参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沈曾植上书建议向英国借款修建铁路，主张用发展经济、增加国力来保护国家。他还积极游说户部尚书翁同龢，力主开办新式教育学堂，开设国家银行。沙俄企图谋取我国黑龙江的渔业及航务利益，他据理力争，令对方理屈词穷，无计可施。作为清廷的一名中坚分子，沈曾植是个维新派，更是一位爱国者。

　　正在这时，他的母亲病逝。沈曾植自幼失怙，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四个儿子长大成人，他对母亲是深怀感激的。他护奉母亲灵柩南归安葬，又一次回到了故里。两年后又返嘉兴合葬父母于祖茔。在嘉兴王店榨部村（现秀洲区王店镇太平桥村）的祖茔前，他几度洒下了热泪。

　　随后，他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赴武昌，主两湖书院史席。这时，维新变法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很快，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沈曾植虽因丁母忧而幸免于难，但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沈曾植精神上一次重大的打击。从此，他被“后党”划入另册，他也因此转向诗创作，在诗中寻找安慰，寄托情感。他在武昌城南的“株园”与诗人陈衍、郑孝胥研谈古今诗风，评议古诗。

　　政治风云突变，但不改沈曾植爱国者的赤诚和革新派的热情。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沈曾植奔走南京武昌，与张之洞等人商定联合行动，以保全大局。他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时，改革旧规；在任安徽提学使时，赴日本考察新政学务，探索“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途径……在沈曾植的心中，改革旧规，实行新政，富强国力，是自己不遗余力要做的事。

　　安徽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虽然桐城古文派历史悠久，但这一点不妨碍这个地方对于新思想的接纳，尤其在新式教育上，很得风气之先。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汝伦等人赴日本考察学制，回来之后创办了桐城学堂，即今天桐城中学的前身。五年之后，沈曾植一到安徽任上，就去日本考察了。他又招揽了许多著名学者，如方守彝、马其昶、姚永朴等，使“皖学”达到最盛期。

　　但现实是很让人失望的。任何的改革良策，在清末这样一个没落时期，已经不太起作用了。因为痛苦，沈曾植便萌生退隐之意。宣统二年（1910），沈曾植61岁，清廷贵族“贝子”载振路经皖境，当局命沈曾植出巨款招待，他拒绝受命，得罪了上司，随后上书乞退故里。老屋再次迎来它的主人，于是便有了《驾浮阁夜望》《东轩远望》等诗的出炉。

　　老屋第三进的东轩，是一幢两层楼的三开间建筑，钱仲联书写的“东轩”两字，和老屋一样的安静。东轩前面的院子里，植有几丛牡丹，也并不张扬。

　　沈曾植被誉为“书坛泰斗”一点不为过。他早年精于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时嗜张裕钊，晚年书法由帖入碑，融南北朝书流为一体。他的字，体势飞扬，个性鲜明，奇趣横生。如今，在晁采楼的书房里，那只厚重的书桌旁的陶瓷画缸里，依然陈放着一轴轴书画作品。学问和艺术，成了沈曾植这位学术大师、书坛泰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相得益彰地丰富了他不寻常的人生。

　　王国维对沈曾植至为推崇，他在《沈乙盦先生七十寿序》中写道：“清代三百年间，学术三变，清初为经世之学，创于顾亭林；乾嘉是稽古实学，创于戴东原、钱竹汀；道咸以降，学术又转新，首推嘉兴沈曾植先生。”

　　据传，沈曾植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两联。一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王国维等人题跋。一联行书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砂绣段助裁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人。更有故事说，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因病逝世，其长婿章士钊请章太炎、康有为为之撰墓表、墓志，本来还想请康有为再为之书丹。康则谓：“寐叟健在，某岂敢为？”后由康有为撰写墓志，沈曾植书丹，珠联璧合，传为书坛佳话，可见沈氏书法的魅力之所在。

　　“还将瓢饮意，相与井亭民。”嘉兴故里给了沈曾植一种世外桃源的宁静生活，他开始倾心于佛学。可是，他内心真的轻松吗？他真的做得到埋头读书，不闻朝政？事实上，他始终把自己和北方的清廷联系在一起，而他生活的地方，理应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所以，嘉兴故里也不是他久待的地方，他是这一地的匆匆过客。这回，他又走了，带了他的十万卷书来到上海。沈曾植从署江西到署安徽，担任地方行政官七年，财物无多，唯载书十万卷，人以为怪，但他自己很坦然。从此，他定居沪上。海日楼里，已不见昔日维新志士的一腔热情，能看到的，是一个隐于经史子集的学者和有着保守姿态的前清遗老形象。这时，俄国人卡伊萨林为他作《中国大儒沈子培》，国学大师王国维来向他请教音韵，法国人伯希和来讨论契丹、蒙古等问题，还有海内外越来越多的求字者，海日楼多少还是有些生机的。

　　每到岁时回乡祭扫及其他一些时候，驾浮阁总还能迎来他的主人。辛亥革命那年，嘉兴城守防军索饷哗变，沈曾植为此避居南乡梅会里野猫洞六日，夜不成寐。也在那一年，沈曾植从嘉兴卖家手中买得林则徐致祖父的书札七页纸。有一年，他回故乡写下咏故园草木诗九首，还有一年，沈曾植登上南湖烟雨楼，作诗多首。另有一次，扫墓发生了奇巧的事，他们事先已定下了菜和船要去乡下扫墓，却不料前一天下起了大雨，而那天晨起他又腹泻，想退了菜改日子，但一早菜已送来，隔夜终究不好，还是决定去。上了船，雨却已止，也不腹泻了。这天扫墓非常顺利，回来还是顺风呢。

　　1917年，张勋扶持溥仪复辟，沈曾植抱病北行，授学部尚书，不久事败。曾看到过一句话：先生在明，当抗清而死；在清，当作遗老以终。封建伦理的道德观，令一代大师逃不出命运的手掌。

　　让人玩味的，还是沈氏自己的诗：“却到故园为寄客，长怀旧德对荒墩。”长怀旧德，怀的是怎样的旧德？无非是三纲五常，无非是忠孝仁义。维新变法，有他的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他奔走各地以保全大局；在上海南洋公学时，改革旧规；任安徽提学使之初，便赴日本考察，致力于新式教育……一切都是为了挽救自己风雨飘摇中的国家。甚至他的治学，也是与治国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担任总理衙门俄国股章京时，直接面对领土主权遭蚕食的危机，他倾注心血研究西北历史地理，表现了那一代读书人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当我们以今天的目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除了叹息，不亦感觉很痛心吗？沈曾植不是一个丧失良知的中国人，他只是陷在他的旧德里，他的心向往光明，却未曾看到残夜里海上的日光。他自己也一定痛心着，一声“长怀旧德对荒墩”的长叹，显示了他是多么的孤独啊。生前身后，他都是孤独的。

　　数年之后，沈曾植过世，归葬于嘉兴王店榨部村。故乡的土地，最后慷慨地接纳了这位一生不知故乡在何处的游子。

　　可惜，我几次来此，都不是时候。四合院内的桂花，都不曾飘来清香，那几丛牡丹花，也不曾见过她的芳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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